1706043271 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320]鲁迅与沈从文都具备“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禀赋，也正是这一“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禀赋，能够同“制造”当“发现”、“人为”当“自然”而生产出来的名词拜物教形成对抗。再进一步，“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在沈从文看来，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只要“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统统不可靠。“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张新颖讨论到这里，又联系起了鲁迅，《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是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122、123页）。用“白心”来抵抗理念的依附性，用“和痛苦忧患相关”的“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去换取经验中“生命的份量”，用一己切肤之痛去验证外在经验——我们一般很少会把鲁迅同沈从文放到同一群体中去讨论，但他们展示的上述种种神合，倒正应该是新文学传统中，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最值得我们宝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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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73 从“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出发，可以理解很多文学现象。比如对个人主义的认识。沈从文在一九四六年说，只有从“轰炸饥饿”中来，才会“感觉个人未来与国家未来，都可一身担当，都得一身担当。明白个人忧乐与国家荣枯分不开，脱不掉”，[321]这里的个人主义、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五四时期和今天都不一样。在五四时候，个人主义往往来自书本或西方理论，它作为虚幻的符号组织进民族想象中；而今天的“个人”，正极力撇清与“国家荣枯”的干系。之所以不同，原因无它，就是经受了战时的“轰炸饥饿”，就是经历了与社会现实、个人体验的相互砥砺，沈从文笔下的“个人”，才能完全包容、含纳，甚至穿透民族国家建设、复兴这样的大命题，这些东西完全内在于个人的生命，所以“一身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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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75 三、反思五四，返观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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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77 正如上文从五四和当代这两个向度来考量“一身担当”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个人和他的文学，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气度与容纳力，返观当代文学创作气血衰败的症结，沈从文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正可以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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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79 《湘行书简》里深情的关注在一条河上生活的各色人物。张新颖是在与新文学中“人的文学”的倡导相比照，来见出差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71页）他就是这样地敏感于“现代”的规训与宰制。“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我们把天、地、人的呼应流转割裂得太久太深，这还是一个五四思维方式的后果，人为制造的割裂，掩盖了源头上浑然一体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74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胀破了五四新文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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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81 张新颖讲一九四〇年代沈从文《黑魇》等八篇散文，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150、151页）。接下去又讲“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沈从文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狭隘封闭、无所承担的‘纯’的概念”（159页）。“‘纯’的概念”，这又是一个可以延伸到今天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我们经常被“向内转”与外部世界、形式技巧与社会责任等看似对立的概念所纠缠。其实今天我们劈面遇到的问题在六十余年前的沈从文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对“纯文学”的前途如此焦虑不安，正是因为在沈从文那里，那种健康的、良好互动的，甚至互动都谈不上，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得太深。我们总是在一种潜在的内部/外部、文学/社会的对立框架中理解文学。画地为牢地将二者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拒绝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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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83 《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写给夫人的“三三专利读物”，按眼下流行的说法，这应该是个浓情蜜意的私人空间，“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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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85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沈从文提出近几年来文坛的“一个特别印象”：“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而原因在于作家“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322]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批评的意图就更加明确了，“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而制约文学发展的阻力，具体说来是“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323]后者暗指左翼文坛。沈从文的批评被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理解为对革命文学别有用心的攻击，他们告诫沈从文尽管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是文学紧跟时代的创作方向是正确而不能改变的，文学必须“走向时代”，“走向生活”。当沈从文面对这样的训斥时，我想他肯定很寂寞。从三十年代被左翼作家围攻，到现在仍然经常有人在强调与政治、现实脱钩的所谓“独立的文学传统”时，把沈从文搬出来，把他的作品描绘成“唯美”、静止、固守一方天地的田园牧歌，有时我们真的没有读懂沈从文。在沈从文那里，在他的“一身担当”和“息息相通”里面，早已建立起一种与社会生活的独特的联结方式，因为有了属于这个人的这种方式，有了这种“文学”的方式，他根本不会在那些缠夹不清的对立中陷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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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87 四、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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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89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个讲不清的感受。比如，开头就说，《精读》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这个评述对象确实对张新颖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考虑，即张新颖理解的沈从文及其文学，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里的沈从文有强烈的张新颖的色彩，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影响”了。或者说，解读沈从文给了张新颖正面表述他内心复杂思考与情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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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91 而这些复杂思考与情感。不仅仅关乎文学。当然这是一本从细读出发的文学导读、赏鉴类的书，但里面有更大、更丰富、更沉郁的东西。套用沈从文喜欢的说法，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比如生命本源、生活遭际、个人事业，它们以何种方式发生关联，彼此渗透，包融。又如，人在自然、社会现实与历史中的位置及处身方式……这些问题看似虚阔无边，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有迫切的意义。这些问题我讲不清楚，末了还是抄几段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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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93 《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学，是在困难中的微笑。……“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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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295 时间流转如水，逝者如斯；过往的岁月里，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历经冲刷淘洗之后，仍然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如斯言，一个人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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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00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98]

1706043301 沈从文九讲 在空间和时间中检验理解——评《沈从文九讲》[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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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03 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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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05 似乎不能把《沈从文九讲》（以下简称《九讲》）归入当今标准的专业化的学术著作。毋宁说，有别于一般的学术专著，《九讲》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阅读策略：从沈从文自身来理解沈从文，避免已成定论的种种条款、习语和名词。大概仅这一条就无法合乎强调系统化理论概念及背景勾连的严格西式学术规范。《九讲》对沈从文的理解和接近，的确是相当个人化，甚至可称之为“具体”的：《九讲》的前身是脱胎于课堂讲稿的《沈从文精读》（以下简称《精读》），此课堂也非专门的研究生专题讨论小课，而是为本科生开的原典精读大课，由此决定了这些关于沈从文的阅读和理解，从根本上不属于封闭的研究书斋内封闭的学术生产。人称代词“我们”和“你”等频频出现，潜在地预设了交流和沟通对象的存在，且这些交流和沟通并不限于研究者之间（尽管《九讲》开篇是两个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之间的对话确实富于启示）。《九讲》虽名为“讲”，其本质并非灌输说教性的单人独白（monologue）式的“讲话”。它预设了对话的对象，且这一对话对象，正如沈从文本人一直期许的那样，是普通的年轻读者。而课堂授课这一形式，即是本书所具之体。这是一个在当今学术研究职业化专门化的年代，似易实难、不低的一个态度。其下有着作者隐隐的抱负，或者说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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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07 之所以说“态度”，是因为作者并非没有专业研究的深厚资质和能力：相反，不仅其之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立论鲜明，细读扎实，见解精谨，极具启发力；而且《精读》——《九讲》中多处开创性的解读视角，也已渐渐为学术共同体所承认并发扬。颇有意味的是，尽管《精读》——《九讲》就严格意义上的舶来学术规范而言是比较“非典型”的作品，在海外汉学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知名学术带头人到新晋年轻研究者，无论是部分范围的佐证例证还是整体性的思路框架，论及沈从文时借鉴《精读》种种视角的，不在少数。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确证《精读》的学术辐射发散力。然而，这些“成荫之柳”大概从一开始就既未为作者所及，亦不是其抱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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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09 即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又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天然极易被种种带意识形态的研究话语所挟持所绑定的场域，对时髦新进的理论名词拜物式应用研究已被奉为主流，或曰西学支流。抛开大多数人云亦云或杵格不合的泛泛之作不论，即使是将当下理论话语与具体历史文本应用结合得较好的研究专著，放到空间里和时间里去看也多少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和压力：过度依赖各种名词名教，空间上看，有着象牙塔内外的隔绝对立——研究专著的阅读者只可能是由极少数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小圈子，不免隔绝于大众；时间上看，理论话语如同通货，上手可以很快，流通可以很快，但与之相应的，膨胀贬值过时也可以很快。是在这些方面，《精读》——《九讲》的作者有着超出一般研究者的野心、信念和目标：好的阅读研究书写，要能经得起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检验。《精读》——《九讲》不仅产生并一定程度地服务于必须具有感受共同通约性的对话——课堂交流形式，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准备接受时间“壁立千仞的冷峻”检验的信念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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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11 从空间上的检验说起：回溯作者《精读》——《九讲》之外的近作，能发现其用心所在：其对“有情”的看重，称谓从沈从文那里借用，却能为有心读者照亮现当代文学及文化史的一块；而“学术”之外的那些离专业较远，或抒己志，或度他人的阅读体认和交流，究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在“知”“情”“意”中注重后两者的“情感教育”。作者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师，都对那种在不加思考、不充分内化和个人化的情况下便将外在习见定俗尊为权威，背离本心的态度持强烈批评。这从根本上讲可以西方人文教育传统的根基“liberal education”（此词翻译“博雅”教育似不能突出“liberal”一词背后反抗定见权威，自在自由自为自发之含义，也即作者一再强调的“得其自”之“自”的含义）的定义来比照，或中国古典传统中，未定为孔教之前记录于《论语》里的孔子鲜活的教育方式。在《精读》——《九讲》里，无论是开篇的对话立意还是之后的正文铺叙，都能看出作者是以一种与雕刻家处理材料，召唤出原石里蕴涵的未成而又若成的形象作品相类的耐心、细致、谨慎、轻柔，来接近他心目中值得充分尊重的现代中国作家，给予尽可能贴切精准的表达。因任何不经仔细考量便滥用了的，不能“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术语标签的暴力安插，都将如同用力过当的斧凿，对研究理解对象固是伤害与遮蔽，而返身于研究者，后果恐怕也是障壁。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理解作者偏爱的、仍基于专业研究者式的对文献既全面又细致的梳理把握。“文抄公”或曰述而不作的方式大量运用，显见作者对论辩证明式的西式标准学术写作风格有所保留。比《精读》出版要后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连“作”的部分都减至不能再减。而也正是由于作者在“作”这方面趋于克制，只说出可以说出的，对还不可说出的，无法精准理解或找到表达方式的，选择承认“不知”——沉默和留白，而不是将习见时语生硬套在研究对象上，那能说出的，相对于“述”的部分或许占较小篇幅的“作”的部分（横向比较而言，这些“作”的部分就质就量而言，在沈从文研究中已多有创见）因此才更显出文字背后厚积薄发的思考根基以及理解感受上的共同通约性。而这些共同通约性，是既可以启发更专业更理论化的研究者，新开格局，又可以为《精读》——《九讲》的真正写作对话对象——年轻的甚至是业余的沈从文读者们所分享，“得其自”——照见自身的。因为“见”即是“现”；《精读》——《九讲》让年轻的，甚至是业余的读者能“看见”完整的沈从文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沈从文的形象呈现的过程；而对一个好的研究——阅读——理解对象的好的研究——阅读——理解，是必须也必将有益于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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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13 空间上的检验易证，时间上的检验则相对难知。不过，在笔者看来，就《九讲》与其前身《精读》的关系来说，其实对时间上的检验已有所回应。这里不妨从《九讲》的书名数讲起：作者大可将开篇对话算入，凑成整十讲，也许是更为惯例的做法：倾向于数字“九”似乎透露出作者一点小小的我执。固然“九”这个数目字对沈从文本人情感经验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他感情很深的小妹在家中称“九妹”，而他的那些写给妻子的书信中，“三三”更是沈从文对其生命中“知”“情”“意”用心最力、最重要的沟通交流对话对象的宝贵称呼；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中，“九”这个数字是将满未满，也因此最开放最具生机的一个数字，这和《九讲》的旨趣相通。如上所述，《九讲》不同于一般的研究专著，后者的标准是完成，是“事功”：完成的东西是封闭的；《九讲》旨意不是“事功”，不是完成，而是“有情”，是召唤。只有活的，有生机的东西才能召唤。《九讲》的前身是出版于整十年前的《精读》。在这个一切节奏都变得飞快的年代，十年间已有无数大小学界热潮，方起方落。而从《精读》到《九讲》，具体内容上除了最后加入的与当代文学的勾连，没有改动。或者如果要说有，从《精读》凝练为《九讲》，书题的选择可以隐隐看出，作者对始自十多年前那个“自”对沈从文的阅读和理解有了时间才能带来的确证和确信（让人想起伯格曼评论早期作品《冬日之光》：“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再回头《冬日之光》，是一次令人满意的经验。我发现一切仍然很完整，没有变质”）。《精读》——《九讲》中的讲述和理解试图并成功地做到了对其要讲述和理解对象的无限趋近；或者说，所有沈从文的真诚的阅读理解者都是幸运的，同时，能有那样真诚的阅读理解者的沈从文也是幸运的。这本并不厚的小书，同沈从文最精粹最好的作品一样，是“照我思索，能理解人”，是“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是“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将会在时间里碰到一代一代的读者，如若初见，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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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3318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99]

1706043319 沈从文九讲 沉默所开启的对话[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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