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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够不上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我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接着就是忙碌，因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外上学，白天的衣服，入睡时的被褥，都不好用破旧的。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就到了八九月之间，开学之前。路程是唯一的，走旱路到西北方向三十里的河西务，换乘长途汽车到通县新城南门外，然后走一段路，到新城北街中间，就到了学校。三十里旱路借用西邻王家的驴，大多由长工绰号傻韩的送。要整整三个小时，将到河西务还要渡运河（有渡船），汽车总是小而破，九十华里要用两个多小时，这样，晨六时前起程，也要中午才能到学校。但多次，劳累，也就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某一确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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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通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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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新语说旧事，用旧语，应该说“通州”。称为州，是沿用清朝的旧名，旧也罢，既然称为州，在说者和听者的心目中，就像是比县地位高，场面大。由许多方面看，也确是高而且大。只说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北运河的起点，旧时代是南粮北运卸粮的码头，民以食为天，唯天为大，所以地位就高了。其二，它距北京四十华里，于是自然成为京师左辅，一旦有事，求京师安全，要守住通州，所以地位就重要了。地位重要，必有建制方面的表现，本篇想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先要交代一句，是来于所见，不是来于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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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人的聚居之地，粗分为高低两类，高是城市，低是村庄。称为城市，因为不只有街市，四周还有城围着。通州是城市，自然要有城池（护城河）。且说城还不是简单的一个；正面说是有旧新两个。旧城大致是方形，原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大概是南粮北运，由运河码头卸粮（早期在城东南十几里的张家湾），在城西建了两个粮仓（东仓和西仓），为保护粮仓，修了新城。因为粮仓在旧城以西偏南，而且是东西两个，新城就成为东西一个长条，南城墙衔接旧城南城墙，北城墙在旧城西门略北。这样，新城东面就吞并了旧城西面偏南的三分之二。旧城西门没有了，一直向西成为新城北街，到尽头是新城西门。新城北街不是新城的中轴线，如果南北分为四份，到北城墙只占四分之一，到南城墙占四分之三。新城南面近东端开了个门洞，名新城南门。这样，通州城就有两个南门；西门像是受了发配的处置，走到远远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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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北面是由北京流来的通惠河，昔年也曾船舶往来，到我上学时期已经是残灯末庙，水不多，有的地段生了芦苇。城东面，几乎紧贴城墙，是北运河，夏天，以及“秋水时至”的时候，水还不少，可是地位降到如老年之廉颇，虽然还有上马杀敌的能力，却没有人用。因为西风东渐，北京往南往东，既有了铁路，又有了土公路。我多次出东门看河道，没看见运货的大船；有小船，不多，是捕鱼的。城南面，早添了通北京的铁路；汽车，由北京通天津，走新城北街，出新城南门，往东南去。只有西面显得寂寞，要到八里以外才有个大名胜——八里桥，义和团以及清兵抗八国联军，“弃甲曳兵而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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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城内。旧城中心是繁华的闹市，与其他城市一样，但面积不大，只是北起鼓楼，南行不远过闸桥（其下是不流水的河道），地名牛市口的一段。吃的，穿的，用的，大字号、老字号大部分聚集在这里。闸桥以北西行，是个另一种性质的闹市，如北京之天桥，上海之城隍庙，卖小吃的，摆地摊的，卖艺的，都有，地名万寿宫，推想昔年是有个道教庙的，我上学时期已经看不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躲这河道，旧城的街道布局出现个反常规的，是东街和西街并不直对，东街在河之北，西街在河之南。闹市之外，东西南北，大部分是民居，掺杂一些小商店。只有西北部值得提一提，是北门内西行不远有个塔，十三级，与北京天宁寺塔为同一种形式，名燃灯（佛名）塔。塔西南有个池塘，不小，但荒凉，名西海子。以上是说旧城。新城是为护粮仓建的，城内景象当然要以东西两个仓为主，可是余生也晚，到我上学时期，粮仓已经是空空如也，成为大空场。西仓离学校近（在校门对面），至今印象还清楚。场地很大，很平，还有墙围着，只在西面正中有个豁口（当即原来运粮出入的门）。豁口没人管，场地更没人管，这是因为其时人口少，不拥挤，官方还兼用黄老之术。这情况给我们一种方便，是下午课之后、晚饭之前，可以凑几个人，到里面踢足球（校内有操场，太小）。仓豁口外还存有运粮的遗迹，是路为大长方石块铺的，而且在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木质的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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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说牌楼可以过渡到说学校，因为穿过牌楼北行，有我入学的那个师范学校，南行，穿过南城墙的一个小门，有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县城，如我的故乡香河，最高学府只是个完全小学和简易师范，通县就不同，中学男女两个，师范也是男女两个。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在新城南门外以西。背倚南城墙，墙外小河流水，环境幽雅。建筑是西式的，尤其西部的什么高层人士的住房，一所所分布在浓绿的草地上，很美，使人不由得想到人间天上。富育女中规模不大，只知道在潞河中学附近（北面？），却没有见过它的校门。我们学校在新城北街中间路北，校门先在东南角，后移到中间，出中间这个门，西行几十米，南望就是运粮石路和红色牌楼。其时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还占上风，中小学没有男女合校的，所以潞河中学之外还要有富育女中。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于是男师范之外要有女师范。女师范在旧城内道署街，记得北行过鼓楼，还要往东走，学校坐东向西。物以稀为贵，其时女性上学的很少，记得曾从其门前过，向里望望，觉得很神秘，颇想入内看看，因为没有相识的机缘，六年之久，竟至没有进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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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或通州，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曰有，可惜都是口腹之欲范围内的。牛市口有个清真糕点铺名大顺斋，糕点中的两种，蹲儿饽饽和糖火烧，用今日广告口吻说是天下闻名，不吹牛，也应该说远近闻名。有旅客的耳闻为证，即如我上学时期，乘长途汽车在新城南门外暂停，必围上一群小贩，口喊“蹲儿饽饽糖火烧，大顺斋的”，怂恿旅客买，往外地带。还有我们的馋涎为证，是很想常吃，可惜阮囊羞涩，只好多流馋涎而很少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顺斋的字号还有，推想是由小手工业变为大工厂，连北京也有多处代销的。遗憾的是，两条腿走路变为一条，不再生产蹲儿饽饽；糖火烧呢，由精美变为普普通通，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蹲儿饽饽糖火烧之外，还有个至少近处闻名的，是小楼的烧鲇鱼，或烧鲇鱼和牛肉饼。小楼是俗名，正式店名是义和轩，在牛市口南口路东，因为店有上下两层，所以通称小楼。鲇鱼是运河产的，烧之后，肉洁白而外焦，也是很好吃。牛肉饼是普及食品，可是原料和工艺都细，在当年，也是口腹甚喜爱而不能常得。也要说说遗憾，是六十年代及其后，我既吃过那里的牛肉饼，又吃过那里的烧鲇鱼。鱼变运河产为人工饲养，也许烹调技艺也有变吧，总之色香味都下降很多。牛肉饼也一样，粗糙，味也不佳。总括一句，是已非昔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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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星期日可以自由活动之便，往北郊看过。墓碑很大，“李卓吾之墓”几个大字是焦竑写的。李卓吾是在通州监狱里自杀的，自杀的远因是他攻乎异端，不为有些人所容。但死之后，有人为他营葬，而且立碑，与其后几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昔人还是宽厚，能容人的。由相比而说厚古的话，是因为今人不能容人，就把李卓吾的墓碑砸了。这是发烧，或发疯。及至烧退，热变为冷静，才知道也应该让古人占一席地，墓碑残破了，修理，并为有多人瞻仰，把墓移到西海子（今辟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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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块旧墓碑不由得想到一块新墓碑，也为通县扬了名的，是不久前在张家湾发现的曹雪芹墓碑。对于这块墓碑的真假，与红学有关的一些专家看法不同，并争得脸红脖子粗。我看过两方面的理由，而且看过那块石碑，也觉得破绽不少。这里提它一下，是因为：一，由李卓吾顺流而下，或连类而及；二，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的第二故乡通县因此又热闹一番，或说扬了名。故乡出了名，我亦与有荣焉，岂可不大书而特书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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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补一笔，是比张家湾近得多的城东南的通河之滨（记得是东岸），有个堪称老大哥的热电厂，据说其时北京所用之电就是那里发的。我们还参观过，一间大空屋里有几个圆形的钢制辊子飞快地转动，解说的人说一秒钟若干次。记得这是第一次接触科技，也曾感到惊异。可笑吗？其实，想到宇宙之大，几十年之后，我的所知还同样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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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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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题目，内容不免琐碎，我未能免俗，破桌子烂板凳，也是自己的可珍重，所以决定如流水账，把它记下来。朝朝夕夕，活动，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即学校，要先说说这场所。前面已经说过，学校地址为新城北街路北，并说路北与路南相比，只是个窄长条（东西长，南北很短），这样，学校就成为，南面，校门外即新城北街，北面就是新城北城墙。占地是长方形，也是东西长，南北短。我初入校的1925年暑后，校门在学校的东南角。看形势，这东南部分原是个有前后两个院落的四合院，临街一排南房，最东一间辟为出入的大门。拨作师范学校校址之后，往北扩张到城根，往西，原来也许是空地吧，扩张了三四倍。旧四合院是早有的，成为学校的中心，校长、各种主任、各部门，办公在那里，有些人（包括资历深的教师）还住在那里。四合院西面有路（不只一个）通西部。这西部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都是南北几排平房，中间的高大，是教室；靠西的宽敞些，主要用作高年级学生宿舍（不连床）；靠东的窄小，用作初年级学生宿舍（连床，睡四个人）。三部分之间有南北通道，通学校的后部，即靠城墙那部分。再说后部这一个东西长条，不知道以何原由，比前部低一两米。由西部说起。坐西向东一排房，是供上体操课存器物用的；往东一片空而平的地是操场，记得有篮球架。操场以东，北面一排房高大，是饭厅，其东端是厨房；南面一排房略小，靠西是盥洗室和锅炉房，靠东是管理伙食的办事处。厨房以东不远有个小门，可以出门东行，到附属小学的后部（校门也面对新城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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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致是一年招生一次，一次招一班，五十人（？），毕业时不足四十，六个年级六班，学生总数不过二百多人，都住校。职工（包括服务人员）几十人，除一部分教师以外，也是都住在校内。单说学生的生活，是于刻板之中也有灵活性。由日出而作说起。比如说是六时起床，八时上课，人心不同，习惯也就难得一样，有些人（纵使是少数）硬是喜欢睡懒觉，到六时，催起床的铃声响过，还是不愿意起。对应这样的情况，学校想了办法，是至时查斋，照例是由训育主任绰号朽木的陈先生出马，由东部宿舍南端一排起，抽查。他慢慢走，兴之所至推开某一个门看看，如果看到睡懒觉的，就赶起来，训斥一顿。陈先生脸上是永远不见笑容的，何况又是训育主任，学生都怕他。所以早晨催起床的铃声响后，有早起习惯的同学就要兼负警戒之责，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小声传递，说“陈朽木来了”，以便晚起的同学不至受训斥。查不查也是兴之所至，所以喜欢睡懒觉的还是常常可以享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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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以后，穿衣叠被是例行私事，可不在话下。然后是用搪瓷脸盆托着盥洗用具，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谢天之生材不齐，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不早不晚的，盥洗室才不至过于拥挤。记得我是不怎么晚起的，可是到盥洗室去总是相当晚（也许因为抽暇看点什么）。因为晚，就至今还保存个清楚的印象，是必遇见一个学生群中的名人，第十班的老Fat。他名刘旌勇，字义方，永清县人。在学校里出名，是因为：一，面苍老而体胖（所以绰号老Fat，意为老胖子）；二，幽默，喜开玩笑，且口才好，能学别人说话（都说他一个人能开教务会议）。他年级高，比我早两年半入学，又是名人，我不敢高攀，同他拉扯闲话。也许因为我态度冷漠吧，他也不理我。但总是朝朝相见，相互都有深的印象。他1928年寒假毕业，到山海关田氏中学去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失业，来北京。其时我在北京大学上学，在沙滩一带重逢，都穷，就成为在同一小火炉旁吃炸酱面的好友。其后离离合合，情谊越来越深，以至于周末晚餐桌上，对面没有他举杯，就像是缺点什么。万没想到，六十年代后期，人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他竟不能达观，服毒，“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悲痛，但也只能写一篇小文《刘佛谛》，收入《负暄琐话》，以期有些仁慈的读者能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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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以后，八时上课之前，规定的活动，只记得还有吃早饭一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先说，可见在古人眼里它是如何重要。在师范学校，饮食之为重要还有另外的来由，是绝大多数学生，考这里而不考普通中学，是为同样能吃饭而不花钱。我入学的时候，官费每人每月四元，用实物说明，买面粉大致是将近百斤。遗憾（只好用反佛门的说法）的是，我们都是顽石兄所谓泥做的，饭量大，以致用于副食的钱数有限，仅能果腹而不能获得不再想吃之感。当然希望提高，大概是二十年代晚期，河北省负责教育的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通县头面人物招待他在旧城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们学生推举代表三四个人去诉苦，要求增加饭费。其后不久果然就增了，可惜数目不大，每人五角。推想官费是按人足数，一年十二个月发的，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由学校领伙食费，大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总之是要精打细算，以免入不敷出。精打细算的路子不多，不过是米要次等的，饭菜品种不花样翻新，副食简陋而已。这样，取得的直接效果是人人感到烦腻，间接效果是一个月四元或四元五角，也勉强够了。还要补说一句，是烦腻并不排除狼吞虎咽，比如午饭，刀切馒头个儿不大，一般要吃四五个，个别的，有个绰号叫吕庶务（外貌酷似庶务员吕哲）的，一顿总要吃三十多个。其时我还没有欣赏顽石兄女人是水做的高论，但对于女师范的伙食，主食所费不多，副食大大超过我们，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这感到，我像是更甚，因为我不只一次，当选为办伙食的经理。其时是管理伙食民主化，由全体同学选出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任期一个月，掌管买物、派饭等大权。且夫权，纵使如鸡毛蒜皮之小，也有大用，比如就是这短暂一个月的经理吧，星期日东行逛大街，就可以接受粮店、油盐店等店铺人员的笑脸和恭敬。唠唠叨叨说这些，是因为我的荣誉帽子，平生只有这一顶，敝帚且享之千金，况可上名片之荣誉称谓乎？还是转回来说早饭，是天变道变，它也仍旧贯，馒头、大米粥，佐以咸菜、小菜之类。顺水推舟，也说说午饭和晚饭。主食都是馒头、米饭。米饭先用水煮，捞出后上屉蒸，又因为米坏，没油水，很不好吃。不知由谁发明，也给起个绰号，是鸽子粪，表明色不白净而难以下咽。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于馒头却网开一面，一直名之为馒头。说实在的，对于这位也出于蒸屉的玩意儿，我是如对于鸽子粪，一直没有好感。再说下饭的菜肴，自然也只能粗陋。总是一桌四碗，合时令的便宜菜，大锅熬，油不多，肉更稀有。这样，天长日久就培养成一种通称为馋的口腹之欲，即想改善，吃些有油水的，以期能够取得酒足饭饱之饱。这说容易也容易，是到学校门外去吃；可惜是入这个学校的，绝大多数钱袋不丰，无力到外面去吃。剩下的唯一的改善之路是盼星期日那顿早饭的光临。星期日不上课，三顿饭变为两顿饭，上午一顿九点开，下午一顿四点开，为的学生在两顿饭之间可以莺飞鱼跃。上午一顿照例改善，花样不多，不过是肉菜馅蒸包子、卤面之类，可是我们都吃得兴高采烈，不吃到再也咽不下去的时候决不罢休。校内改善还有个可然而不必然的机会，是月底伙食费有了盈余（来于俭了二十多天），而且数目较大，就大改善一顿。记得不只一次，四样菜都变好，其中总有一品是扣肉。也许因为饥者易为食吧，近年来吃过多次扣肉，其中并有出于高级饭店特级厨师之手的，但我总感到没有彼时的好吃。这情况使我取得一次模仿高级学人的机会，是拉屎撒尿之微也可以提高到理论，这理论是，享受过高过多也许并不能带来快乐。有西太后老佛爷的生活为证，是有御膳房伺候着，反而什么都不想吃。这方面，我的故友李君更有高论，是来于所谓天灾的三年困难也不无功德，是使他感到窝窝头比烂扒鱼翅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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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说得太多了，这是否可以表明，在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间，我更重视前者？其实，就是这样似也无伤大雅，如龚定盦就早已说过，“读书都为稻粱谋。”但为稻粱也罢，不为稻粱也罢，反正还要读书，何况考学校，入学，至少名义上还是为读书（有人开玩笑，用谐音法，说“京兆师范”就是“净闹吃饭”）。读书，主要形式是上课堂听讲。课门类多，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六天排得满满的。除体操以外，都是在教室里上，一节五十分钟。兴趣如何，有什么获得，留到以后说。这里单说走出教室的情况。上午四节课之后是午饭，午饭之后，下午课之前，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卧床去会周公可以，不卧，睁眼干点别的，甚至走出校门，也可以。最有兴致的是下午课后、晚饭前这一段，时间比较长，没有人管，因而可以从心所欲去“撒野”。称为野，是因为常用的消遣法有两种，都与野有关。一种，可以称为武场，是到西仓的大空场去踢足球，夫跑而且踢，就不再温良恭俭让，所以是野。另一种，可以称为文场，是约集三五个谈得来的，西行，出西门转北，到城西北角略北，有个通惠河的水闸，通称闸桥，其附近富有荒漠之趣，所以也是野。说荒漠，其实一些景色，如小河流水，水中有断续的芦苇丛，对岸多松林，林木掩映中可以看到一些古墓，会使人想到逝者如斯，反而颇有诗意。我在通县六年，离开以后，城外，最怀念的是闸桥。是半个世纪之后，我有机会故地重游，想再看看闸桥，汽车慢行，左顾右盼，找，除了楼房、马路之外，旧迹，城墙，河道，墓田，都杳如黄鹤，更不用说闸桥了。逝者真就如斯，还有什么诗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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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学校生活。晚饭之后还有课（周末除外？），是自习课。记得是两小时，也在教室里。师长只是间或来，群龙无首，教室内就成为如今日之集贸市场，可干正经的，卖什么买什么却不一定，也可以只是闲逛，什么都不干。下自习课之后，上床之前，还有一段自由加享受的时间。自由的含义简单，是没有规定做什么。享受的含义复杂，但可以综合为两种性质，仍是古人说的，饮食和男女。饮食是由工友那里买点花生、糖果之类，以补充半空空如也的肚皮。男女呢，学校没有女生，连女教职员也没有，但男女之情或之求则是天赋的，至时它还会显示力量。表现是高年级的某人向低年级的某人（通称小白脸）用“进包”（请到己屋吃花生、糖果之类）的办法表示好感。如果真就好了，这种活动，通称为“拉牛儿”。这是否可以称为同性恋？我想是还够不上，因为，如果如康有为《大同书》所设想，男师范、女师范之间也去了“界”，我想，十之十费力进包的就会扔开小白脸，去找红颜了。这样说，找小白脸而不找红颜，正如吃鸽子粪而不吃烤鸭，非独有此癖也，乃不得已也。不得已中有苦，现在回想，夸而大之，就真不免于痛哭流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