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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够不上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我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接着就是忙碌,因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外上学,白天的衣服,入睡时的被褥,都不好用破旧的。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就到了八九月之间,开学之前。路程是唯一的,走旱路到西北方向三十里的河西务,换乘长途汽车到通县新城南门外,然后走一段路,到新城北街中间,就到了学校。三十里旱路借用西邻王家的驴,大多由长工绰号傻韩的送。要整整三个小时,将到河西务还要渡运河(有渡船),汽车总是小而破,九十华里要用两个多小时,这样,晨六时前起程,也要中午才能到学校。但多次,劳累,也就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某一确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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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通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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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新语说旧事,用旧语,应该说“通州”。称为州,是沿用清朝的旧名,旧也罢,既然称为州,在说者和听者的心目中,就像是比县地位高,场面大。由许多方面看,也确是高而且大。只说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北运河的起点,旧时代是南粮北运卸粮的码头,民以食为天,唯天为大,所以地位就高了。其二,它距北京四十华里,于是自然成为京师左辅,一旦有事,求京师安全,要守住通州,所以地位就重要了。地位重要,必有建制方面的表现,本篇想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先要交代一句,是来于所见,不是来于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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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人的聚居之地,粗分为高低两类,高是城市,低是村庄。称为城市,因为不只有街市,四周还有城围着。通州是城市,自然要有城池(护城河)。且说城还不是简单的一个;正面说是有旧新两个。旧城大致是方形,原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大概是南粮北运,由运河码头卸粮(早期在城东南十几里的张家湾),在城西建了两个粮仓(东仓和西仓),为保护粮仓,修了新城。因为粮仓在旧城以西偏南,而且是东西两个,新城就成为东西一个长条,南城墙衔接旧城南城墙,北城墙在旧城西门略北。这样,新城东面就吞并了旧城西面偏南的三分之二。旧城西门没有了,一直向西成为新城北街,到尽头是新城西门。新城北街不是新城的中轴线,如果南北分为四份,到北城墙只占四分之一,到南城墙占四分之三。新城南面近东端开了个门洞,名新城南门。这样,通州城就有两个南门;西门像是受了发配的处置,走到远远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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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北面是由北京流来的通惠河,昔年也曾船舶往来,到我上学时期已经是残灯末庙,水不多,有的地段生了芦苇。城东面,几乎紧贴城墙,是北运河,夏天,以及“秋水时至”的时候,水还不少,可是地位降到如老年之廉颇,虽然还有上马杀敌的能力,却没有人用。因为西风东渐,北京往南往东,既有了铁路,又有了土公路。我多次出东门看河道,没看见运货的大船;有小船,不多,是捕鱼的。城南面,早添了通北京的铁路;汽车,由北京通天津,走新城北街,出新城南门,往东南去。只有西面显得寂寞,要到八里以外才有个大名胜——八里桥,义和团以及清兵抗八国联军,“弃甲曳兵而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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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城内。旧城中心是繁华的闹市,与其他城市一样,但面积不大,只是北起鼓楼,南行不远过闸桥(其下是不流水的河道),地名牛市口的一段。吃的,穿的,用的,大字号、老字号大部分聚集在这里。闸桥以北西行,是个另一种性质的闹市,如北京之天桥,上海之城隍庙,卖小吃的,摆地摊的,卖艺的,都有,地名万寿宫,推想昔年是有个道教庙的,我上学时期已经看不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躲这河道,旧城的街道布局出现个反常规的,是东街和西街并不直对,东街在河之北,西街在河之南。闹市之外,东西南北,大部分是民居,掺杂一些小商店。只有西北部值得提一提,是北门内西行不远有个塔,十三级,与北京天宁寺塔为同一种形式,名燃灯(佛名)塔。塔西南有个池塘,不小,但荒凉,名西海子。以上是说旧城。新城是为护粮仓建的,城内景象当然要以东西两个仓为主,可是余生也晚,到我上学时期,粮仓已经是空空如也,成为大空场。西仓离学校近(在校门对面),至今印象还清楚。场地很大,很平,还有墙围着,只在西面正中有个豁口(当即原来运粮出入的门)。豁口没人管,场地更没人管,这是因为其时人口少,不拥挤,官方还兼用黄老之术。这情况给我们一种方便,是下午课之后、晚饭之前,可以凑几个人,到里面踢足球(校内有操场,太小)。仓豁口外还存有运粮的遗迹,是路为大长方石块铺的,而且在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木质的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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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说牌楼可以过渡到说学校,因为穿过牌楼北行,有我入学的那个师范学校,南行,穿过南城墙的一个小门,有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县城,如我的故乡香河,最高学府只是个完全小学和简易师范,通县就不同,中学男女两个,师范也是男女两个。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在新城南门外以西。背倚南城墙,墙外小河流水,环境幽雅。建筑是西式的,尤其西部的什么高层人士的住房,一所所分布在浓绿的草地上,很美,使人不由得想到人间天上。富育女中规模不大,只知道在潞河中学附近(北面?),却没有见过它的校门。我们学校在新城北街中间路北,校门先在东南角,后移到中间,出中间这个门,西行几十米,南望就是运粮石路和红色牌楼。其时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还占上风,中小学没有男女合校的,所以潞河中学之外还要有富育女中。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于是男师范之外要有女师范。女师范在旧城内道署街,记得北行过鼓楼,还要往东走,学校坐东向西。物以稀为贵,其时女性上学的很少,记得曾从其门前过,向里望望,觉得很神秘,颇想入内看看,因为没有相识的机缘,六年之久,竟至没有进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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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或通州,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曰有,可惜都是口腹之欲范围内的。牛市口有个清真糕点铺名大顺斋,糕点中的两种,蹲儿饽饽和糖火烧,用今日广告口吻说是天下闻名,不吹牛,也应该说远近闻名。有旅客的耳闻为证,即如我上学时期,乘长途汽车在新城南门外暂停,必围上一群小贩,口喊“蹲儿饽饽糖火烧,大顺斋的”,怂恿旅客买,往外地带。还有我们的馋涎为证,是很想常吃,可惜阮囊羞涩,只好多流馋涎而很少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顺斋的字号还有,推想是由小手工业变为大工厂,连北京也有多处代销的。遗憾的是,两条腿走路变为一条,不再生产蹲儿饽饽;糖火烧呢,由精美变为普普通通,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蹲儿饽饽糖火烧之外,还有个至少近处闻名的,是小楼的烧鲇鱼,或烧鲇鱼和牛肉饼。小楼是俗名,正式店名是义和轩,在牛市口南口路东,因为店有上下两层,所以通称小楼。鲇鱼是运河产的,烧之后,肉洁白而外焦,也是很好吃。牛肉饼是普及食品,可是原料和工艺都细,在当年,也是口腹甚喜爱而不能常得。也要说说遗憾,是六十年代及其后,我既吃过那里的牛肉饼,又吃过那里的烧鲇鱼。鱼变运河产为人工饲养,也许烹调技艺也有变吧,总之色香味都下降很多。牛肉饼也一样,粗糙,味也不佳。总括一句,是已非昔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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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星期日可以自由活动之便,往北郊看过。墓碑很大,“李卓吾之墓”几个大字是焦竑写的。李卓吾是在通州监狱里自杀的,自杀的远因是他攻乎异端,不为有些人所容。但死之后,有人为他营葬,而且立碑,与其后几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昔人还是宽厚,能容人的。由相比而说厚古的话,是因为今人不能容人,就把李卓吾的墓碑砸了。这是发烧,或发疯。及至烧退,热变为冷静,才知道也应该让古人占一席地,墓碑残破了,修理,并为有多人瞻仰,把墓移到西海子(今辟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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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块旧墓碑不由得想到一块新墓碑,也为通县扬了名的,是不久前在张家湾发现的曹雪芹墓碑。对于这块墓碑的真假,与红学有关的一些专家看法不同,并争得脸红脖子粗。我看过两方面的理由,而且看过那块石碑,也觉得破绽不少。这里提它一下,是因为:一,由李卓吾顺流而下,或连类而及;二,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的第二故乡通县因此又热闹一番,或说扬了名。故乡出了名,我亦与有荣焉,岂可不大书而特书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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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补一笔,是比张家湾近得多的城东南的通河之滨(记得是东岸),有个堪称老大哥的热电厂,据说其时北京所用之电就是那里发的。我们还参观过,一间大空屋里有几个圆形的钢制辊子飞快地转动,解说的人说一秒钟若干次。记得这是第一次接触科技,也曾感到惊异。可笑吗?其实,想到宇宙之大,几十年之后,我的所知还同样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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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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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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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题目,内容不免琐碎,我未能免俗,破桌子烂板凳,也是自己的可珍重,所以决定如流水账,把它记下来。朝朝夕夕,活动,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即学校,要先说说这场所。前面已经说过,学校地址为新城北街路北,并说路北与路南相比,只是个窄长条(东西长,南北很短),这样,学校就成为,南面,校门外即新城北街,北面就是新城北城墙。占地是长方形,也是东西长,南北短。我初入校的1925年暑后,校门在学校的东南角。看形势,这东南部分原是个有前后两个院落的四合院,临街一排南房,最东一间辟为出入的大门。拨作师范学校校址之后,往北扩张到城根,往西,原来也许是空地吧,扩张了三四倍。旧四合院是早有的,成为学校的中心,校长、各种主任、各部门,办公在那里,有些人(包括资历深的教师)还住在那里。四合院西面有路(不只一个)通西部。这西部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都是南北几排平房,中间的高大,是教室;靠西的宽敞些,主要用作高年级学生宿舍(不连床);靠东的窄小,用作初年级学生宿舍(连床,睡四个人)。三部分之间有南北通道,通学校的后部,即靠城墙那部分。再说后部这一个东西长条,不知道以何原由,比前部低一两米。由西部说起。坐西向东一排房,是供上体操课存器物用的;往东一片空而平的地是操场,记得有篮球架。操场以东,北面一排房高大,是饭厅,其东端是厨房;南面一排房略小,靠西是盥洗室和锅炉房,靠东是管理伙食的办事处。厨房以东不远有个小门,可以出门东行,到附属小学的后部(校门也面对新城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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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致是一年招生一次,一次招一班,五十人(?),毕业时不足四十,六个年级六班,学生总数不过二百多人,都住校。职工(包括服务人员)几十人,除一部分教师以外,也是都住在校内。单说学生的生活,是于刻板之中也有灵活性。由日出而作说起。比如说是六时起床,八时上课,人心不同,习惯也就难得一样,有些人(纵使是少数)硬是喜欢睡懒觉,到六时,催起床的铃声响过,还是不愿意起。对应这样的情况,学校想了办法,是至时查斋,照例是由训育主任绰号朽木的陈先生出马,由东部宿舍南端一排起,抽查。他慢慢走,兴之所至推开某一个门看看,如果看到睡懒觉的,就赶起来,训斥一顿。陈先生脸上是永远不见笑容的,何况又是训育主任,学生都怕他。所以早晨催起床的铃声响后,有早起习惯的同学就要兼负警戒之责,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小声传递,说“陈朽木来了”,以便晚起的同学不至受训斥。查不查也是兴之所至,所以喜欢睡懒觉的还是常常可以享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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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以后,穿衣叠被是例行私事,可不在话下。然后是用搪瓷脸盆托着盥洗用具,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谢天之生材不齐,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不早不晚的,盥洗室才不至过于拥挤。记得我是不怎么晚起的,可是到盥洗室去总是相当晚(也许因为抽暇看点什么)。因为晚,就至今还保存个清楚的印象,是必遇见一个学生群中的名人,第十班的老Fat。他名刘旌勇,字义方,永清县人。在学校里出名,是因为:一,面苍老而体胖(所以绰号老Fat,意为老胖子);二,幽默,喜开玩笑,且口才好,能学别人说话(都说他一个人能开教务会议)。他年级高,比我早两年半入学,又是名人,我不敢高攀,同他拉扯闲话。也许因为我态度冷漠吧,他也不理我。但总是朝朝相见,相互都有深的印象。他1928年寒假毕业,到山海关田氏中学去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失业,来北京。其时我在北京大学上学,在沙滩一带重逢,都穷,就成为在同一小火炉旁吃炸酱面的好友。其后离离合合,情谊越来越深,以至于周末晚餐桌上,对面没有他举杯,就像是缺点什么。万没想到,六十年代后期,人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他竟不能达观,服毒,“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悲痛,但也只能写一篇小文《刘佛谛》,收入《负暄琐话》,以期有些仁慈的读者能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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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以后,八时上课之前,规定的活动,只记得还有吃早饭一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先说,可见在古人眼里它是如何重要。在师范学校,饮食之为重要还有另外的来由,是绝大多数学生,考这里而不考普通中学,是为同样能吃饭而不花钱。我入学的时候,官费每人每月四元,用实物说明,买面粉大致是将近百斤。遗憾(只好用反佛门的说法)的是,我们都是顽石兄所谓泥做的,饭量大,以致用于副食的钱数有限,仅能果腹而不能获得不再想吃之感。当然希望提高,大概是二十年代晚期,河北省负责教育的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通县头面人物招待他在旧城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们学生推举代表三四个人去诉苦,要求增加饭费。其后不久果然就增了,可惜数目不大,每人五角。推想官费是按人足数,一年十二个月发的,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由学校领伙食费,大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总之是要精打细算,以免入不敷出。精打细算的路子不多,不过是米要次等的,饭菜品种不花样翻新,副食简陋而已。这样,取得的直接效果是人人感到烦腻,间接效果是一个月四元或四元五角,也勉强够了。还要补说一句,是烦腻并不排除狼吞虎咽,比如午饭,刀切馒头个儿不大,一般要吃四五个,个别的,有个绰号叫吕庶务(外貌酷似庶务员吕哲)的,一顿总要吃三十多个。其时我还没有欣赏顽石兄女人是水做的高论,但对于女师范的伙食,主食所费不多,副食大大超过我们,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这感到,我像是更甚,因为我不只一次,当选为办伙食的经理。其时是管理伙食民主化,由全体同学选出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任期一个月,掌管买物、派饭等大权。且夫权,纵使如鸡毛蒜皮之小,也有大用,比如就是这短暂一个月的经理吧,星期日东行逛大街,就可以接受粮店、油盐店等店铺人员的笑脸和恭敬。唠唠叨叨说这些,是因为我的荣誉帽子,平生只有这一顶,敝帚且享之千金,况可上名片之荣誉称谓乎?还是转回来说早饭,是天变道变,它也仍旧贯,馒头、大米粥,佐以咸菜、小菜之类。顺水推舟,也说说午饭和晚饭。主食都是馒头、米饭。米饭先用水煮,捞出后上屉蒸,又因为米坏,没油水,很不好吃。不知由谁发明,也给起个绰号,是鸽子粪,表明色不白净而难以下咽。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于馒头却网开一面,一直名之为馒头。说实在的,对于这位也出于蒸屉的玩意儿,我是如对于鸽子粪,一直没有好感。再说下饭的菜肴,自然也只能粗陋。总是一桌四碗,合时令的便宜菜,大锅熬,油不多,肉更稀有。这样,天长日久就培养成一种通称为馋的口腹之欲,即想改善,吃些有油水的,以期能够取得酒足饭饱之饱。这说容易也容易,是到学校门外去吃;可惜是入这个学校的,绝大多数钱袋不丰,无力到外面去吃。剩下的唯一的改善之路是盼星期日那顿早饭的光临。星期日不上课,三顿饭变为两顿饭,上午一顿九点开,下午一顿四点开,为的学生在两顿饭之间可以莺飞鱼跃。上午一顿照例改善,花样不多,不过是肉菜馅蒸包子、卤面之类,可是我们都吃得兴高采烈,不吃到再也咽不下去的时候决不罢休。校内改善还有个可然而不必然的机会,是月底伙食费有了盈余(来于俭了二十多天),而且数目较大,就大改善一顿。记得不只一次,四样菜都变好,其中总有一品是扣肉。也许因为饥者易为食吧,近年来吃过多次扣肉,其中并有出于高级饭店特级厨师之手的,但我总感到没有彼时的好吃。这情况使我取得一次模仿高级学人的机会,是拉屎撒尿之微也可以提高到理论,这理论是,享受过高过多也许并不能带来快乐。有西太后老佛爷的生活为证,是有御膳房伺候着,反而什么都不想吃。这方面,我的故友李君更有高论,是来于所谓天灾的三年困难也不无功德,是使他感到窝窝头比烂扒鱼翅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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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说得太多了,这是否可以表明,在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间,我更重视前者?其实,就是这样似也无伤大雅,如龚定盦就早已说过,“读书都为稻粱谋。”但为稻粱也罢,不为稻粱也罢,反正还要读书,何况考学校,入学,至少名义上还是为读书(有人开玩笑,用谐音法,说“京兆师范”就是“净闹吃饭”)。读书,主要形式是上课堂听讲。课门类多,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六天排得满满的。除体操以外,都是在教室里上,一节五十分钟。兴趣如何,有什么获得,留到以后说。这里单说走出教室的情况。上午四节课之后是午饭,午饭之后,下午课之前,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卧床去会周公可以,不卧,睁眼干点别的,甚至走出校门,也可以。最有兴致的是下午课后、晚饭前这一段,时间比较长,没有人管,因而可以从心所欲去“撒野”。称为野,是因为常用的消遣法有两种,都与野有关。一种,可以称为武场,是到西仓的大空场去踢足球,夫跑而且踢,就不再温良恭俭让,所以是野。另一种,可以称为文场,是约集三五个谈得来的,西行,出西门转北,到城西北角略北,有个通惠河的水闸,通称闸桥,其附近富有荒漠之趣,所以也是野。说荒漠,其实一些景色,如小河流水,水中有断续的芦苇丛,对岸多松林,林木掩映中可以看到一些古墓,会使人想到逝者如斯,反而颇有诗意。我在通县六年,离开以后,城外,最怀念的是闸桥。是半个世纪之后,我有机会故地重游,想再看看闸桥,汽车慢行,左顾右盼,找,除了楼房、马路之外,旧迹,城墙,河道,墓田,都杳如黄鹤,更不用说闸桥了。逝者真就如斯,还有什么诗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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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学校生活。晚饭之后还有课(周末除外?),是自习课。记得是两小时,也在教室里。师长只是间或来,群龙无首,教室内就成为如今日之集贸市场,可干正经的,卖什么买什么却不一定,也可以只是闲逛,什么都不干。下自习课之后,上床之前,还有一段自由加享受的时间。自由的含义简单,是没有规定做什么。享受的含义复杂,但可以综合为两种性质,仍是古人说的,饮食和男女。饮食是由工友那里买点花生、糖果之类,以补充半空空如也的肚皮。男女呢,学校没有女生,连女教职员也没有,但男女之情或之求则是天赋的,至时它还会显示力量。表现是高年级的某人向低年级的某人(通称小白脸)用“进包”(请到己屋吃花生、糖果之类)的办法表示好感。如果真就好了,这种活动,通称为“拉牛儿”。这是否可以称为同性恋?我想是还够不上,因为,如果如康有为《大同书》所设想,男师范、女师范之间也去了“界”,我想,十之十费力进包的就会扔开小白脸,去找红颜了。这样说,找小白脸而不找红颜,正如吃鸽子粪而不吃烤鸭,非独有此癖也,乃不得已也。不得已中有苦,现在回想,夸而大之,就真不免于痛哭流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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