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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或通州，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曰有，可惜都是口腹之欲范围内的。牛市口有个清真糕点铺名大顺斋，糕点中的两种，蹲儿饽饽和糖火烧，用今日广告口吻说是天下闻名，不吹牛，也应该说远近闻名。有旅客的耳闻为证，即如我上学时期，乘长途汽车在新城南门外暂停，必围上一群小贩，口喊“蹲儿饽饽糖火烧，大顺斋的”，怂恿旅客买，往外地带。还有我们的馋涎为证，是很想常吃，可惜阮囊羞涩，只好多流馋涎而很少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顺斋的字号还有，推想是由小手工业变为大工厂，连北京也有多处代销的。遗憾的是，两条腿走路变为一条，不再生产蹲儿饽饽；糖火烧呢，由精美变为普普通通，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蹲儿饽饽糖火烧之外，还有个至少近处闻名的，是小楼的烧鲇鱼，或烧鲇鱼和牛肉饼。小楼是俗名，正式店名是义和轩，在牛市口南口路东，因为店有上下两层，所以通称小楼。鲇鱼是运河产的，烧之后，肉洁白而外焦，也是很好吃。牛肉饼是普及食品，可是原料和工艺都细，在当年，也是口腹甚喜爱而不能常得。也要说说遗憾，是六十年代及其后，我既吃过那里的牛肉饼，又吃过那里的烧鲇鱼。鱼变运河产为人工饲养，也许烹调技艺也有变吧，总之色香味都下降很多。牛肉饼也一样，粗糙，味也不佳。总括一句，是已非昔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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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星期日可以自由活动之便，往北郊看过。墓碑很大，“李卓吾之墓”几个大字是焦竑写的。李卓吾是在通州监狱里自杀的，自杀的远因是他攻乎异端，不为有些人所容。但死之后，有人为他营葬，而且立碑，与其后几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昔人还是宽厚，能容人的。由相比而说厚古的话，是因为今人不能容人，就把李卓吾的墓碑砸了。这是发烧，或发疯。及至烧退，热变为冷静，才知道也应该让古人占一席地，墓碑残破了，修理，并为有多人瞻仰，把墓移到西海子（今辟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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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块旧墓碑不由得想到一块新墓碑，也为通县扬了名的，是不久前在张家湾发现的曹雪芹墓碑。对于这块墓碑的真假，与红学有关的一些专家看法不同，并争得脸红脖子粗。我看过两方面的理由，而且看过那块石碑，也觉得破绽不少。这里提它一下，是因为：一，由李卓吾顺流而下，或连类而及；二，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的第二故乡通县因此又热闹一番，或说扬了名。故乡出了名，我亦与有荣焉，岂可不大书而特书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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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补一笔，是比张家湾近得多的城东南的通河之滨（记得是东岸），有个堪称老大哥的热电厂，据说其时北京所用之电就是那里发的。我们还参观过，一间大空屋里有几个圆形的钢制辊子飞快地转动，解说的人说一秒钟若干次。记得这是第一次接触科技，也曾感到惊异。可笑吗？其实，想到宇宙之大，几十年之后，我的所知还同样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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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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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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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题目，内容不免琐碎，我未能免俗，破桌子烂板凳，也是自己的可珍重，所以决定如流水账，把它记下来。朝朝夕夕，活动，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即学校，要先说说这场所。前面已经说过，学校地址为新城北街路北，并说路北与路南相比，只是个窄长条（东西长，南北很短），这样，学校就成为，南面，校门外即新城北街，北面就是新城北城墙。占地是长方形，也是东西长，南北短。我初入校的1925年暑后，校门在学校的东南角。看形势，这东南部分原是个有前后两个院落的四合院，临街一排南房，最东一间辟为出入的大门。拨作师范学校校址之后，往北扩张到城根，往西，原来也许是空地吧，扩张了三四倍。旧四合院是早有的，成为学校的中心，校长、各种主任、各部门，办公在那里，有些人（包括资历深的教师）还住在那里。四合院西面有路（不只一个）通西部。这西部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都是南北几排平房，中间的高大，是教室；靠西的宽敞些，主要用作高年级学生宿舍（不连床）；靠东的窄小，用作初年级学生宿舍（连床，睡四个人）。三部分之间有南北通道，通学校的后部，即靠城墙那部分。再说后部这一个东西长条，不知道以何原由，比前部低一两米。由西部说起。坐西向东一排房，是供上体操课存器物用的；往东一片空而平的地是操场，记得有篮球架。操场以东，北面一排房高大，是饭厅，其东端是厨房；南面一排房略小，靠西是盥洗室和锅炉房，靠东是管理伙食的办事处。厨房以东不远有个小门，可以出门东行，到附属小学的后部（校门也面对新城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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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致是一年招生一次，一次招一班，五十人（？），毕业时不足四十，六个年级六班，学生总数不过二百多人，都住校。职工（包括服务人员）几十人，除一部分教师以外，也是都住在校内。单说学生的生活，是于刻板之中也有灵活性。由日出而作说起。比如说是六时起床，八时上课，人心不同，习惯也就难得一样，有些人（纵使是少数）硬是喜欢睡懒觉，到六时，催起床的铃声响过，还是不愿意起。对应这样的情况，学校想了办法，是至时查斋，照例是由训育主任绰号朽木的陈先生出马，由东部宿舍南端一排起，抽查。他慢慢走，兴之所至推开某一个门看看，如果看到睡懒觉的，就赶起来，训斥一顿。陈先生脸上是永远不见笑容的，何况又是训育主任，学生都怕他。所以早晨催起床的铃声响后，有早起习惯的同学就要兼负警戒之责，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小声传递，说“陈朽木来了”，以便晚起的同学不至受训斥。查不查也是兴之所至，所以喜欢睡懒觉的还是常常可以享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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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以后，穿衣叠被是例行私事，可不在话下。然后是用搪瓷脸盆托着盥洗用具，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谢天之生材不齐，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不早不晚的，盥洗室才不至过于拥挤。记得我是不怎么晚起的，可是到盥洗室去总是相当晚（也许因为抽暇看点什么）。因为晚，就至今还保存个清楚的印象，是必遇见一个学生群中的名人，第十班的老Fat。他名刘旌勇，字义方，永清县人。在学校里出名，是因为：一，面苍老而体胖（所以绰号老Fat，意为老胖子）；二，幽默，喜开玩笑，且口才好，能学别人说话（都说他一个人能开教务会议）。他年级高，比我早两年半入学，又是名人，我不敢高攀，同他拉扯闲话。也许因为我态度冷漠吧，他也不理我。但总是朝朝相见，相互都有深的印象。他1928年寒假毕业，到山海关田氏中学去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失业，来北京。其时我在北京大学上学，在沙滩一带重逢，都穷，就成为在同一小火炉旁吃炸酱面的好友。其后离离合合，情谊越来越深，以至于周末晚餐桌上，对面没有他举杯，就像是缺点什么。万没想到，六十年代后期，人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他竟不能达观，服毒，“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悲痛，但也只能写一篇小文《刘佛谛》，收入《负暄琐话》，以期有些仁慈的读者能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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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以后，八时上课之前，规定的活动，只记得还有吃早饭一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先说，可见在古人眼里它是如何重要。在师范学校，饮食之为重要还有另外的来由，是绝大多数学生，考这里而不考普通中学，是为同样能吃饭而不花钱。我入学的时候，官费每人每月四元，用实物说明，买面粉大致是将近百斤。遗憾（只好用反佛门的说法）的是，我们都是顽石兄所谓泥做的，饭量大，以致用于副食的钱数有限，仅能果腹而不能获得不再想吃之感。当然希望提高，大概是二十年代晚期，河北省负责教育的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通县头面人物招待他在旧城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们学生推举代表三四个人去诉苦，要求增加饭费。其后不久果然就增了，可惜数目不大，每人五角。推想官费是按人足数，一年十二个月发的，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由学校领伙食费，大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总之是要精打细算，以免入不敷出。精打细算的路子不多，不过是米要次等的，饭菜品种不花样翻新，副食简陋而已。这样，取得的直接效果是人人感到烦腻，间接效果是一个月四元或四元五角，也勉强够了。还要补说一句，是烦腻并不排除狼吞虎咽，比如午饭，刀切馒头个儿不大，一般要吃四五个，个别的，有个绰号叫吕庶务（外貌酷似庶务员吕哲）的，一顿总要吃三十多个。其时我还没有欣赏顽石兄女人是水做的高论，但对于女师范的伙食，主食所费不多，副食大大超过我们，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这感到，我像是更甚，因为我不只一次，当选为办伙食的经理。其时是管理伙食民主化，由全体同学选出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任期一个月，掌管买物、派饭等大权。且夫权，纵使如鸡毛蒜皮之小，也有大用，比如就是这短暂一个月的经理吧，星期日东行逛大街，就可以接受粮店、油盐店等店铺人员的笑脸和恭敬。唠唠叨叨说这些，是因为我的荣誉帽子，平生只有这一顶，敝帚且享之千金，况可上名片之荣誉称谓乎？还是转回来说早饭，是天变道变，它也仍旧贯，馒头、大米粥，佐以咸菜、小菜之类。顺水推舟，也说说午饭和晚饭。主食都是馒头、米饭。米饭先用水煮，捞出后上屉蒸，又因为米坏，没油水，很不好吃。不知由谁发明，也给起个绰号，是鸽子粪，表明色不白净而难以下咽。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于馒头却网开一面，一直名之为馒头。说实在的，对于这位也出于蒸屉的玩意儿，我是如对于鸽子粪，一直没有好感。再说下饭的菜肴，自然也只能粗陋。总是一桌四碗，合时令的便宜菜，大锅熬，油不多，肉更稀有。这样，天长日久就培养成一种通称为馋的口腹之欲，即想改善，吃些有油水的，以期能够取得酒足饭饱之饱。这说容易也容易，是到学校门外去吃；可惜是入这个学校的，绝大多数钱袋不丰，无力到外面去吃。剩下的唯一的改善之路是盼星期日那顿早饭的光临。星期日不上课，三顿饭变为两顿饭，上午一顿九点开，下午一顿四点开，为的学生在两顿饭之间可以莺飞鱼跃。上午一顿照例改善，花样不多，不过是肉菜馅蒸包子、卤面之类，可是我们都吃得兴高采烈，不吃到再也咽不下去的时候决不罢休。校内改善还有个可然而不必然的机会，是月底伙食费有了盈余（来于俭了二十多天），而且数目较大，就大改善一顿。记得不只一次，四样菜都变好，其中总有一品是扣肉。也许因为饥者易为食吧，近年来吃过多次扣肉，其中并有出于高级饭店特级厨师之手的，但我总感到没有彼时的好吃。这情况使我取得一次模仿高级学人的机会，是拉屎撒尿之微也可以提高到理论，这理论是，享受过高过多也许并不能带来快乐。有西太后老佛爷的生活为证，是有御膳房伺候着，反而什么都不想吃。这方面，我的故友李君更有高论，是来于所谓天灾的三年困难也不无功德，是使他感到窝窝头比烂扒鱼翅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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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说得太多了，这是否可以表明，在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间，我更重视前者？其实，就是这样似也无伤大雅，如龚定盦就早已说过，“读书都为稻粱谋。”但为稻粱也罢，不为稻粱也罢，反正还要读书，何况考学校，入学，至少名义上还是为读书（有人开玩笑，用谐音法，说“京兆师范”就是“净闹吃饭”）。读书，主要形式是上课堂听讲。课门类多，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六天排得满满的。除体操以外，都是在教室里上，一节五十分钟。兴趣如何，有什么获得，留到以后说。这里单说走出教室的情况。上午四节课之后是午饭，午饭之后，下午课之前，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卧床去会周公可以，不卧，睁眼干点别的，甚至走出校门，也可以。最有兴致的是下午课后、晚饭前这一段，时间比较长，没有人管，因而可以从心所欲去“撒野”。称为野，是因为常用的消遣法有两种，都与野有关。一种，可以称为武场，是到西仓的大空场去踢足球，夫跑而且踢，就不再温良恭俭让，所以是野。另一种，可以称为文场，是约集三五个谈得来的，西行，出西门转北，到城西北角略北，有个通惠河的水闸，通称闸桥，其附近富有荒漠之趣，所以也是野。说荒漠，其实一些景色，如小河流水，水中有断续的芦苇丛，对岸多松林，林木掩映中可以看到一些古墓，会使人想到逝者如斯，反而颇有诗意。我在通县六年，离开以后，城外，最怀念的是闸桥。是半个世纪之后，我有机会故地重游，想再看看闸桥，汽车慢行，左顾右盼，找，除了楼房、马路之外，旧迹，城墙，河道，墓田，都杳如黄鹤，更不用说闸桥了。逝者真就如斯，还有什么诗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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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学校生活。晚饭之后还有课（周末除外？），是自习课。记得是两小时，也在教室里。师长只是间或来，群龙无首，教室内就成为如今日之集贸市场，可干正经的，卖什么买什么却不一定，也可以只是闲逛，什么都不干。下自习课之后，上床之前，还有一段自由加享受的时间。自由的含义简单，是没有规定做什么。享受的含义复杂，但可以综合为两种性质，仍是古人说的，饮食和男女。饮食是由工友那里买点花生、糖果之类，以补充半空空如也的肚皮。男女呢，学校没有女生，连女教职员也没有，但男女之情或之求则是天赋的，至时它还会显示力量。表现是高年级的某人向低年级的某人（通称小白脸）用“进包”（请到己屋吃花生、糖果之类）的办法表示好感。如果真就好了，这种活动，通称为“拉牛儿”。这是否可以称为同性恋？我想是还够不上，因为，如果如康有为《大同书》所设想，男师范、女师范之间也去了“界”，我想，十之十费力进包的就会扔开小白脸，去找红颜了。这样说，找小白脸而不找红颜，正如吃鸽子粪而不吃烤鸭，非独有此癖也，乃不得已也。不得已中有苦，现在回想，夸而大之，就真不免于痛哭流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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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过完，到了吃喝拉撒的最后一位，睡。入睡之后，打呼噜不打呼噜，因人而异，做梦不做梦，梦见周公还是梦为蝴蝶，也因人而异，没什么可说的。单说入睡之前，十个人有九个人，是嘴闲不住的时候。都说什么？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果一定要述其梗概，也只能由消极方面下口，说反正没有正经的。所谓没有正经的，是不要说论道，就是苏东坡喜欢听的说鬼也很少，而是常常滑到言不及义。说起来这也是“人之初”吧，闲谈，你一言我一语，越是离道义远，越是有精神。如何截止？至少是有时，就需要从某处传来一声：“陈朽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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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度完，来了特殊的一天，星期日。不上课，自由活动的时间长，真可以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了。这不再是普普通通的朝朝夕夕，想留到下面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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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课内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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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追记学校旧事，重点应该说这个。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些不合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于是在师范学校六年，谈到学，就要兼说课内和课外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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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课内。课程门类很多，原因大概是，学生毕业后要当孩子王，赤子之心空空，要填充各种知识，为人师者就不得不先具备各种知识，包括如何教好孩子的知识。不同课程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课时多少，早开晚开，学生重视不重视，某人教，学生欢迎不欢迎，情况就千变万化。只好取其梗概。先点课程之名。照例居首位的是“国文”，今曰语文，所学主要是用文字表达情意的能力，都知道最重要，却不容易，所以课时最多（每周五六课时），时间最长（年年有），学生纵使不喜欢，也不敢轻视。其次，或说同样重要的是“数学”和“外语”（只有英语一种，所以课程之名为“英文”）。数学，都知道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想在这方面前进，就不能离开它。可惜学得不多，记得只到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就我自己说还要加个遗憾，是数学学得少，没学好，后来钻研西方哲学，尤其数理逻辑，总是如读天书，不能甚解。外语何以重要，其时不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个模糊的印象，是新时代，想不落在后面，就要学会Yes、no。英语也没学好，但终归是入了门，后来念英文著作，起初多借助字典，也就勉强过关了。三大件之外，或之下，有四门课程可以平行排列，“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学史地，目的，近视的是熟悉古今中外，远视的是鉴往知来，鉴远知近。内容是述说实际情况，不难学；或说只有小难，是辨真伪，如宣扬至高无上爱民如子，应该知道是鬼话，明是非，如说依某教条，乱世可以立即变为天堂，应该知道也是鬼话。这样，我就一贯以为，如果教师上课，能够指点学生不信各种鬼话，开这样的课就有意义，否则不如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看几种讲史地知识的书，用自己的理性吸收真实的，扔掉骗人的。显然，这又是理想，同一切理想一样，其中必隐藏着困难，甚至大困难，这是，总会有什么势力，轻，不许你怀疑鬼话，重，要求你宣讲鬼话。所以，再说一回理想，是上好的史地课，应该以事实为沃土，培养见识。在师范学校六年，我随班听了多次史地课，所得呢，也只是考大学未交白卷而已。再说物理和化学，当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是就会有饭吃。我没有这样坚强的信仰，只是觉得，这是科学的初步，学了必会有用，何况本校毕业，或万一升学，都要考这两门。可惜是兴趣不高，又资质差，同样是没有学好。也属于科学知识，还有一门课程，名“博物”，因其名而推其实，应该讲授动物、植物和矿物三方面的知识，可是记得外号胡老头儿的胡先生讲，内容只是生物而没有无生物。生物，也只是人所对待，而不及人类学、民俗学之类。此外，有几门课程可以等量齐观，都是陶冶身心的，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课有个特点，是走出教室，而且变安坐为跳跳闹闹。有的人也许很喜欢吧？我则一如上其他教室内之课，只是应酬公事，所以六年之久，田径，球类，竟没有一样是占先的。其余三门，音乐，记得只学会按风琴（学校没有钢琴）；图画，手工，则毫无所得。还有一些课程，如“教育”“心理”“教学法”，显然是传授当孩子王之术的。此外还有“法制”和“医学”，是传授防治知识的，都讲什么，不记得了。我1925年入学，1931年毕业，中间的1928年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年，统治权由北洋军阀之手移到国民党之手，正如有文献记载的无数次易代，讨了便宜的一小群人，头脑发热尾随的一大群人，或口说，或兼相信，“这一变可就好了！”事实经常是，“可就好了”如肥皂泡，不久就破灭，只剩下“变”却“真实不虚”。这变而且是多种，如京兆师范学校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多年的无党无派的老校长刘汉章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县里有了党部，入党表示先进，有不少不甘落后的学生（包括女师范的学生）入了党，男女同为出入党部的员，就有了授受亲的机会，等等。诸多变之中还包括一项课程的改变，是添了宣扬三民主义的“党义”。党之义，千古类同，是要表明，只有某些教条是真理，异于此者都错，应该清而除之。也许其时我已经“攻乎异端”了吧，对于这种以讲理为名而实际不许讲理的霸气总是没有好感。人微言轻，没有好感又能怎样？不过是上课，他讲他的，我低头看桌下的《热风》或《玉梨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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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门类如此之多，上课时间如此之久，所得总当不少吧？应该说有所得，至于多少就比较难说。原因之一是门类不同，教师水平和教法不同，自己性之所近、性之所远不同，不同学科，所得就不尽一样，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有原因之二，是年深日久，又自己记忆力很差，琐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好说说概括的印象。学官话，尽先说好听的，这是确实得了不少昔日毫无所知的知识，纵使都是未深入的。以数学为例，几何讲多种形状的关系，有所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证明，等等，都是上小学时候不知道的。又如英语，记得课本之外，还念过英国散文名作家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本事》，这就使我以后由厚古而媚外，只怀抱字典而未上补习学校，也就勉强通了。好话说完，还要说些泄气的，是：一，不记得上哪位教师的哪门课，像看京剧《打渔杀家》，盼叶盛章扮的教师爷出场，准备给他个碰头好。这是说，听课，都兴趣不高。还有二，更差的，是烦腻，又不能不入教室，坐在那里装作听。现在回想，这兴趣不高甚至烦腻，一部分应该由自己不上进负责；但也只是一部分，此外就不得不想想我们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问题太大，牵涉到许多方面，难解决，只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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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师资问题和教法问题，也可以说说。其时，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坏，以师范学校为例，有不少教师的月工资在现洋（银元）百元以上，用这样的高薪礼聘有学有识的不难。大体说，以1928年为界，易代前，聘请教师更重视学识，易代后差些，因为要兼考虑党同。教师造诣高，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但这是常规，常规之下容许例外，比如其一，也许肚子里大有存储而说不出来，即口才不佳；还有其二，人过于温婉，学生不怕，上课就压不住阵脚。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图画的赵梦朱（名恩熹）先生，他造诣不低，只是生来瘦小白净，上课细声细语，学生吵闹，他无力制止，仍是细声细语，以致上课之后就乱作一团。至今我还有个清楚的印象，他很怕上课，只是为了每月能领工资才不得不上课。也许这印象在我的心中也打个清楚的烙印吧，又因为自己为挣柴米钱而教了十几年书，有时也不愿面对学生，我常常因他而想到生路的艰险，不禁为之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