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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连升。他是永清县人，字步青，与我同岁或小一岁，也是同班。身材、胖瘦，都中等。性格与名和字竟有瓜葛，人，当然都与水性相反，不是就下而是望上，只是他望上，眼睁得大，显得特别急而已。但平心而论，同我的交谊还是厚的，证据有二：其一，就是毕业以后的若干年，交往还是很多；其二，在师范学校同学的眼里，我和他是亲近的一伙。但这亲近有个限度，是不得侵犯他的虚荣心。这情况，是他的一次失恋使我悟出的。那是1928年之后，（国民）党公开了，大的影响之一是男师范的君子与女师范的淑女有了接触的机会。有些迷醉于革命口号并腿快的走入党部，国家大事说腻了（或竟没说），就改为忙于己身大事，少说主义，多说卿卿我我。说，其时男女的态度有大别：男急，愿意开门见山；女怕，几乎是步步设防。但量多会培育出例外，于是有少数，或极少数，竟撤了防，也就可以相会于城隅了。幸或不幸，赵连升也追得一个撤防的，姓李，我见过，长得不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撤退，剩他们二人，如何应对，自然只有当事人知道。但花有清香月有阴，看四围，看余韵，实况还是可以推知一二的。这实况是他们来往多，感情融洽。女方的热度也不低，甚至爱屋及乌，她家在北京，由家中来，还买过新出版的鲁迅著作送给我。我庆幸他们能够如愿，但有个小疑虑，是女方的门第太高，九品中正观念在一切有关人的头脑里都不起作用，可能吗？后来证明我的怀疑主义不是空谷生风，他们不那么热了。原因，赵连升说是自己变了看法。不过，由他的尽力忍而不能掩饰的极度痛苦看，变看法的不是他，而是女方。这是他的虚荣心使他对我也说了假话。但这也没有使我们疏远，因为看外表，他总是表现为同我关系很近。是七七事变之后吧，我们断了音问。一晃若干年过去，曾接到他一封由河南某地来的信，说需要个什么证件，问我能不能办。我复信说不能，他就不再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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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雨田。他也是永清县人，字沛霖，长于我一岁，也是同班。身材好，细而略高，可惜性格是稳重型的，不然，就真可以说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了。因为他稳重，言行都不和盘托出，与同学的关系，就不能说坏，也不能说很好。但毕业以后，由于多种机缘，我们交往不少。机缘的一种是住得近。他毕业之后，来北京教育英中学，住在骑河楼的初中部，我考入北京大学，住在第三院学生宿舍，都在东安门内北河沿的西侧，步行不到十分钟可以见面。还记得一次，是1932年的清明之后，大风降温降到罕见的程度，我和同屋李耀宗、陈虞朴冷得受不了，一同到他的屋里（炉火未撤）去避难。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住在后海北岸，他的家乡不安静，父母妻子都来北京，自我介绍，也住在我那个院里，总有两三年吧，成为近邻。此外相互关照的事还不少，不能详说。可以说说的是他的这种性格，稳重，生活就会受限制于某种形式，好呢还是不好呢？像是连本人也难于评断。只好投靠记叙而躲开议论。可记叙的不少，只说两件。一是关于职业，他是若干年不动，因为他不想移动，校长李如松也乐得他不移动。唯物方面这样，唯心方面也是这样。是有那么一次，由于重也有压不住的时候吧，他告诉我，在他来往于骑河楼与灯市口的路上，经过迺兹府（原作奶子府），南侧有个如意胡同，胡同口总立个年轻姑娘，衣着和风神都是小家碧玉，注意看他，眉目含情。我问他有多长时候，他说很久了，而且是准时。我又问他曾否说话，他说不曾说话。其后若干年我想，他领情而没有说话，与不三宿桑下的浮屠正是一路，就“道”说可评为上上，可是转而想那位小家碧玉呢？我非观音大士，无力救苦救难，也就只好不想了。且说也许就是借稳重的光，不很久之前我还收到他的信，说离休，无事可做，正在临帖，想慢慢接近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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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贾恒江。良乡县人，字汇川，长于我两岁或三岁，也是同班。外貌与曾雨田相反，不只不翩翩，简直就是粗陋。矮个子，面黑而不光润。行动也笨拙，比如深色衣服破了，他自己缝补，用的常是白色线，因为他不看，或看而不想。但老天爷搞分配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他，单说外面儿，也随来可意的，是人人觉得他朴实，忠厚，可交。印象是知，依照王阳明的理论，必变为行，于是而有交朋友之事。未入桃园，也未成文兼公布，就有了五结义：以齿德为序，一是贾恒江，二是田鸿恩（字锡三，霸县人，同班），三是我，四是赵连升，五是梁政平。贾恒江位居首，我们就通称为贾大哥。毕业之后，他也曾有升学的想法，考师范大学，是数学吧，题发下，看，有难有易，心想，可先攻坚，坚的攻破，其余可迎刃而解。可惜直到该交卷，坚的竟未攻破，以至曳白出场。只好收回意马心猿，不忘本，去教小学。曾在我回家必经之地的河西务任教，我回家过那里，还在同一个冰冷的宿舍里过夜。他到北京，当然也常到我家里来。是1934年或其后不很久吧，他到我的原籍香河县去教书，推想是由于治平思想有了距离，我少信，在他眼里成为不前进，依照阶级观点的排中律，不正必反，于是很快，这昔日有桃园交谊的他对我就恶而远之，我们就这样虽都未就木而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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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刘凤舞。武清县前迤寺村人，字荫桐，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原来同班，不记得为什么，他移到下一班毕业。身材中等，像是不很健壮。写籍贯，兼及村，是因为我老（义为大排行中最小）姑嫁这村（在我的家乡以西十二里）李家，西行几十步就是刘凤舞家。也就因为有这种关系，我们毕业之后联系较多，情分也较浓。他回本县教书，记得有大良镇、杨村等地。他重视学术，以为我入了大学，学识就会远远超过他，来信总是说些抑己扬人的话。语云，官不打送礼的，我虽然未因他的赞扬而忘其所以，却总是把他看作同学中的亲近相知，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就寄给他，结果自然是又换来赞扬。但我们却很少见面，他来信必表示希望能见面。是七十年代前期，我由干校放还，报废，因为老伴在北京无工作，依据一时的一纸文书，我被动回家乡去吃那一天八两的口粮，不饱而尚能动，贫贱行乐，就到不很远的亲戚家看看。曾到前迤寺老姑家，姑父姑母都已下世，小名铁球的表弟竟高升为大队书记，自署李汉臣了。还顾情面，没把我这衣褐被动还乡的表兄拒之门外，并且招待了酒饭。我问及刘凤舞的情况，说成分不好，“文革”后被赶回家，受了些苦，现在还不能出门。我说我想去看看他。表弟沉吟了一下，说还是不去为好。就这样，我过门而不入，其后我根据另一个文本回北京，就不再有见面的机会。但愿他免冠之后，吃完饭能够到门外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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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杜文成。跳到班外，由亲疏角度考虑，应该先说第十班的刘旌勇，只是因为前面《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一题里已经提到他，又前些年曾写一篇《刘佛谛》，编入《负暄琐话》，好话也不宜于多重复，只好跳过他，写第十三班的杜文成。可巧以前以《诗人南星》为题，也写过他，并编入《负暄续话》，怎么处理？是两种情况兼顾：一是这本书里没写过他，写；二是别处写过他，这里少写，或躲着写。他是怀柔县人，无字，著文多署南星，译文（英译汉）多署林栖。在学校我们没有交往，可是知道他的亲近新文学之名。外貌也是钻新文学的样子，面清瘦，心沉思，言轻捷，使人不由得想到郁达夫。我1931年入北京大学，学中文，他1932年入北京大学，学英文，同在红楼之内，还是没有来往。是直到四十年代，颠簸和穷困的风把我们刮到一起，交往一下子就多起来，相互串门之外，还共同卜居于后海北岸，共同在市立第四中学的课堂上口讲指画。还有诗意的联系，最难忘的一次是某年的秋日，一同往通县去温旧梦，吃小楼肉饼，在北城墙上晒太阳。解放以后，新风是少说私话，我们来往少了，但未断。“大革命”来了。都自顾不暇，断了；到七十年代末，飓风渐杀，又恢复来往。他青中年时期写了不少新诗和散文，到老年锐气减了，安于在柴门小院里与鸡兔为伴，由于我的劝说和催促，才译了两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和辜鸿铭的《清流传》。我，怀抱我的偏见看他，有拔高的一面，是诗意多，有下降的一面，是应该顾及的也不管不顾。这下降的影响，可举的例很多，只举大小两个：大是应该写得更多而没有写得更多；小是经手的书不少，单说自己写的十几种，竟也丢得片纸无存。近来他记忆力减退，证明脑力差了，如果差到不宜于看书，那就片纸无存也关系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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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荣在林。霸县人，字翰园，略长于我们（？），是第十班同学。中等身材，结实型的丰满，精干，多才与艺。也就靠这样的外和内，1928年时移事异，男女由只许远观变为可以近谈的时候，男师范不少人厉兵秣马，奔向道署街（女师范所在地），追，他在内，居然就成了。女方名傅宝珍，是玲珑的丰满型，郎才女貌，毕业后载文君进京，筑香巢享稀有（因为绝大多数空手而返）之福去了。记得他是在某中学任教，住在鼓楼以东，已经生儿育女，由岳母大人照看着。岳母也很精干，所以在有来往的同学的眼里，他的小家庭也是数一数二的。上面说他有才，这才表现为能写能画，还能篆刻。我当年诸事甘居下游，唯有揩油，至少是有时，不落人后，于是也就买价不高的寿山石一对，托他刻《论语》成句“多见而识（读zhì，记住）”和“不忘乎生”。总是托他的福吧，半个世纪以来，什物大半失散，这对图章却依然卧在抽屉里。索性再取出来看看，结体和刀法走齐白石的路子，只是苍劲不够；边款“仲衡仁兄属刊论语成句己卯（案为1939年）中秋在林”共字六行，却潇洒流利。这仍是以才胜。且说刻这样的语句，是其时我还钻故纸，喜欢“多见而识”和“不忘乎生”这种境界。一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像是应该检查一下。前者，“多见”没有做到，“识”就更没有做到。可告慰者是后一种，清夜自思，单说人，包括早已远去的，甚至化恩为怨的，我都没有把他或她请到心室以外。生，遇，总是不容易，还是以“不忘”为是。荣在林、傅宝珍，四十年代以来，与我渐渐断了来往，如果今日还健在，白发对白发，想到燃灯塔下的昔日，也当“似梦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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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周信。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诚，第九班学生，推想要比我大三四岁，毕业以后回本县，到（国民党）党部工作，不久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史学系，与我同年级。身材不高，清秀，面和蔼而内严谨；这“谨”还与“慎”结伴，处事认真，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事业心强，不甘居人下。这种种加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理胜于情。我们交往不多，听说解放后在北京某中学教书，住在崇文门外磁器口一带。其时他年逾不惑，想是因为有历史包袱，更要表现为恶旧乐新，争上游，没有人要求他同孩子们一起跳，他却带头跳，力不从心，腿骨折断，从此就再也不能行动自如了。残疾，听说近年来多受到照顾，希望他也不例外，不再为表现什么而做力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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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王长义。也是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辉，入第十四班，年龄与我差不多。高个子，风度是体育健儿加阔少。生活也是五陵子弟式的，向往的是吃喝玩乐；行有余力，也未必亲近书本。混到毕业，到北京，理想的出路是找个门户开放的大学，再自在几年，于是入了中国大学（？）。我们几乎没有交往。记得在某处遇见一次，问他每天干些什么，他说“三打加一跳”，三打者，打球，打牌，打野鸡，一跳者，入夜回学校，已经闭门，则跳墙进去是也。若干年之后，又曾听到他的消息，是终于混不下去，转乎沟壑了。用常人的常识眼看，他的生活之道不足为训，这里拉他来做殿军，是想说明，出于我们师范学校之门的，虽然绝大多数懦弱无能，却也有能跳墙的。（附记：这一点旧事早已成为模糊的影子，写完，忽然想到，这能打能跳的同学也许名刘长庆，字子久，若然，以上的述说就是张冠李戴了。逝者如斯，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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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常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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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喻解题，小家小户过日子，吃炒肉丝、熬白菜之类是常态，餐桌上忽然端上一盘烂扒鱼翅是常态之外。通县六年学校生活，我回想，由遐想、上课、读书直到吃喝拉撒睡，等等，几乎都属于常态之内。说几乎，是也有常态之外，虽然为数不多。这不多的一些，推想不会有几个人感兴趣，还想写，也可以说是来于个人迷信，即自己的疮疤比西施的笑靥还美；或者说来于小家子气，竹头木屑，都舍不得扔在垃圾堆上是也。不管来于什么吧，既然决定写，就写。计可以分作人事和天象两类：人事两种，1926年的军阀战争和1928年的小型易代；天象三种，大风、大雪和纯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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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人事之一，1926年的军阀战争。军阀，指北洋军阀，派系，人头儿，盛衰，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情况复杂得很。单说规模比较大的战争，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以吴佩孚为代表）奉（张作霖）之战，以直胜奉败结束；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之战，以直败奉胜结束。1926年春天，交战的双方更加复杂，撮要说是以冯玉祥的代表的国民军在西北方，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东南方，争夺京、津、保一带。混战一个短时期，国民军败了，一段一段往西北撤，胜者当然是一步一步往西北进。于是而通县一带，也就有了国民军残部（查资料，属唐之道）往西逃、直鲁联军先头部队（属李景林）往西追之事。耳闻是有疏疏密密的枪声和间或一两响炮声。步枪声有时很近，像是就在北城墙以外。其时我们的好奇心胜过怕死心理，就约集几个人，记得是上午，登上城墙（东部有路），伏在上面看。就在城外不远，有零零星星的兵，西方的边射击边退，东方的边射击边西进。划空的枪弹声不断，可是没看见有人倒下。世间的战争不少，文字记载（包括小说）的战事更多，亲眼所见，一生也只有这不起眼的一次。与现代化的大战相比，这次的冲突确是微不足道，可是对我们的影响却不很小。先是一次怕。国民军以纪律好著名，我们不怕；怕的是直鲁联军进城，轻则抢财物，重呢，会不会打人杀人？果然有一些就进了校门，职教员，学生，有些已经回家，剩下的只好闭门室中坐。幸而入校的是胜利者，还要定时归队，抢，时间不能过长，取物不能过多，恐怖时期一会儿就过去。现在只记得，教体育的马骥德老师，右口袋的五块现洋被掏去，左口袋的一百多元钞票却保住了。更大的影响是课停了，复课无期，还担心战争的进退有反复，都认为不如趁战场西移，赶紧回家。可是离家一百多里，长途汽车没有了，怎么走法？形势是只有回家一条路，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记得是四月后半的某一日，与既同班又同乡的郭士敬商妥，第二天早起，只带一个小包，结伴步行回家。第二天赶上大风，路上情况，留到下面天象部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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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人事的另一种，1928年的小型易代。大局面是南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挂国民党牌号的势力北上（所谓北伐），压低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说压低，不说消灭，是因为到北方，真枪实弹用得不多，原来的地方割据势力，看南风力大，表示归服，最突出的如东北原来的奉系，费了若干周折，才接受南京政府的官号，换为青天白日旗，也就过去了。这里只说小局面，是通县，尤其学校之内。记得是暑假之前，许多人感到空气已经是山雨欲来。征象有模棱的，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同学于原来的傲慢之外又加上不少得意，并且常常三三两两，在僻静的地方耳语。征象还有确实的，是有些人（或说就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积极出动，拉一些圈外的人加入什么组织。我也曾受到这样的劝说，意思大概是年轻，应该有大志云云；至于行动，则说得吞吞吐吐。其时我对这些毫无所知，但感到必与争统治权有关，心情是怕加怀疑。就在此时，一个上班的同乡侯君也来劝说，意思是那些人鬼鬼祟祟，拉别人都是为自己的私利，要躲开他们。其时我还没有接近佛道，可是竟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于是趁着放暑假，打点个小包，坐长途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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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终了回来，情况真就变了。从上到下说，最高的统治机构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变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其次的统治机构由直隶省京兆变为河北省；学校的牌号当然要随着变，京兆师范学校寿终正寝，改为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然后是校内，语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无党无派的刘校长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其下的主任，以及一部分教师，也就不免有些变动。转为说我们学生，值得说说的变动主要是心理的，总的说是由原来的一贯平静变为一阵子狂热，也就由原来的不识不知变为自以为豁然开朗而实际是同样糊涂甚至更加糊涂。仍说心理方面的表现，是：一，相信自己真就认清了治平之道，即不少人高喊的三民主义；二，自己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心理必表现为行动，是几乎是全体同学，都填表，加入国民党。都加入，热度不同，少数热得烫手的，出入党部，天长日久就有得，或挣得某种官衔，或相中个意中人，成为眷属。曾狂热而没有完全放弃冷静的，也许因为无所得吧，不很久就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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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渡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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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菜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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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唯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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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进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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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所以还是只能安于得其大略，甚至不得不模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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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兔。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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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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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曰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四十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八十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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