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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常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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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喻解题，小家小户过日子，吃炒肉丝、熬白菜之类是常态，餐桌上忽然端上一盘烂扒鱼翅是常态之外。通县六年学校生活，我回想，由遐想、上课、读书直到吃喝拉撒睡，等等，几乎都属于常态之内。说几乎，是也有常态之外，虽然为数不多。这不多的一些，推想不会有几个人感兴趣，还想写，也可以说是来于个人迷信，即自己的疮疤比西施的笑靥还美；或者说来于小家子气，竹头木屑，都舍不得扔在垃圾堆上是也。不管来于什么吧，既然决定写，就写。计可以分作人事和天象两类：人事两种，1926年的军阀战争和1928年的小型易代；天象三种，大风、大雪和纯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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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人事之一，1926年的军阀战争。军阀，指北洋军阀，派系，人头儿，盛衰，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情况复杂得很。单说规模比较大的战争，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以吴佩孚为代表）奉（张作霖）之战，以直胜奉败结束；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之战，以直败奉胜结束。1926年春天，交战的双方更加复杂，撮要说是以冯玉祥的代表的国民军在西北方，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东南方，争夺京、津、保一带。混战一个短时期，国民军败了，一段一段往西北撤，胜者当然是一步一步往西北进。于是而通县一带，也就有了国民军残部（查资料，属唐之道）往西逃、直鲁联军先头部队（属李景林）往西追之事。耳闻是有疏疏密密的枪声和间或一两响炮声。步枪声有时很近，像是就在北城墙以外。其时我们的好奇心胜过怕死心理，就约集几个人，记得是上午，登上城墙（东部有路），伏在上面看。就在城外不远，有零零星星的兵，西方的边射击边退，东方的边射击边西进。划空的枪弹声不断，可是没看见有人倒下。世间的战争不少，文字记载（包括小说）的战事更多，亲眼所见，一生也只有这不起眼的一次。与现代化的大战相比，这次的冲突确是微不足道，可是对我们的影响却不很小。先是一次怕。国民军以纪律好著名，我们不怕；怕的是直鲁联军进城，轻则抢财物，重呢，会不会打人杀人？果然有一些就进了校门，职教员，学生，有些已经回家，剩下的只好闭门室中坐。幸而入校的是胜利者，还要定时归队，抢，时间不能过长，取物不能过多，恐怖时期一会儿就过去。现在只记得，教体育的马骥德老师，右口袋的五块现洋被掏去，左口袋的一百多元钞票却保住了。更大的影响是课停了，复课无期，还担心战争的进退有反复，都认为不如趁战场西移，赶紧回家。可是离家一百多里，长途汽车没有了，怎么走法？形势是只有回家一条路，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记得是四月后半的某一日，与既同班又同乡的郭士敬商妥，第二天早起，只带一个小包，结伴步行回家。第二天赶上大风，路上情况，留到下面天象部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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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人事的另一种，1928年的小型易代。大局面是南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挂国民党牌号的势力北上（所谓北伐），压低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说压低，不说消灭，是因为到北方，真枪实弹用得不多，原来的地方割据势力，看南风力大，表示归服，最突出的如东北原来的奉系，费了若干周折，才接受南京政府的官号，换为青天白日旗，也就过去了。这里只说小局面，是通县，尤其学校之内。记得是暑假之前，许多人感到空气已经是山雨欲来。征象有模棱的，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同学于原来的傲慢之外又加上不少得意，并且常常三三两两，在僻静的地方耳语。征象还有确实的，是有些人（或说就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积极出动，拉一些圈外的人加入什么组织。我也曾受到这样的劝说，意思大概是年轻，应该有大志云云；至于行动，则说得吞吞吐吐。其时我对这些毫无所知，但感到必与争统治权有关，心情是怕加怀疑。就在此时，一个上班的同乡侯君也来劝说，意思是那些人鬼鬼祟祟，拉别人都是为自己的私利，要躲开他们。其时我还没有接近佛道，可是竟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于是趁着放暑假，打点个小包，坐长途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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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终了回来，情况真就变了。从上到下说，最高的统治机构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变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其次的统治机构由直隶省京兆变为河北省；学校的牌号当然要随着变，京兆师范学校寿终正寝，改为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然后是校内，语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无党无派的刘校长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其下的主任，以及一部分教师，也就不免有些变动。转为说我们学生，值得说说的变动主要是心理的，总的说是由原来的一贯平静变为一阵子狂热，也就由原来的不识不知变为自以为豁然开朗而实际是同样糊涂甚至更加糊涂。仍说心理方面的表现，是：一，相信自己真就认清了治平之道，即不少人高喊的三民主义；二，自己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心理必表现为行动，是几乎是全体同学，都填表，加入国民党。都加入，热度不同，少数热得烫手的，出入党部，天长日久就有得，或挣得某种官衔，或相中个意中人，成为眷属。曾狂热而没有完全放弃冷静的，也许因为无所得吧，不很久就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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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渡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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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菜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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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唯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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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进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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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所以还是只能安于得其大略，甚至不得不模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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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兔。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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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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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曰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四十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八十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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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乡到学校，也可以说由学校到家乡，路程有小变：通县时期是只能走家乡西北三十里的河西务，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就既可以走河西务，又可以南行五十里到杨村，坐火车。火车有优越性，敞亮，平稳，但到杨村上车，就要多走二十里旱路。所以大学四年，寒暑假有时（不像师范时期那样确定）回家，来往还是多取道河西务。由河西务上长途汽车往北京，路过通县，到新城南门暂停，可以听到嘈杂的兜售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声音，车入城走一段路转西，可以看见师范学校校门、张家小铺、大红牌楼、西门等等，感到真就分别了，心里不免热乎乎的。还是说这一次榜上有名的荣归，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样。邻里有文化的，大多是与药王庙学校有关系的，觉得我真就高升到“士”的阶级，他们只是沾点边，严格说，不够格，心情是尊敬加羡慕。没有文化的，还是“唯有读书高”、离开庄稼地就好那一路，觉得进了京是更上一层楼，远远超过他们，所以见面增加了客气，呼为“二先生”（我行二）。母亲向来是少言笑的，但看得出来，是由于儿子在村里露了脸而高兴。父亲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觉得能升学也好，但还要花钱，也不好办，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一直不好，一年勤苦，收入总不够他还赌债的。百分之百不高兴是大嫂，那是以前听长兄说，我考师范学校，她说枕边话就曾劝阻，未如愿，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很懊丧。这是典型的妇人之见，总希望自己的男人是最出色的，在家里占上风，正是其情亦可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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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转回来说自己。这次在家里，大概不满一个月，依人生惯例，无事像是更不得闲，转瞬就接近新生报到入学之期。准时到学校，报到，交十元学费（交之前，足在校门外，这十元非交不可，第二学期起就可以请求缓交，校长照例批准）。其后并取得住宿权（不收费），分配住在北河沿第三院大门（坐西向东）内南侧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一间。一间住三个人，那两个，一个是由预科（这是最后一期）升上来的李耀宗（河北满城人，入国文系），一个是新考进来的陈虞朴（河北阜平人，入史学系）。说起系，还要说说入学之后一次影响不小的偶然。是投考报名，志愿只填什么院；录取之后办入学手续，还有选系的自由。其时文学院有这样几个系：哲学系；史学系；教育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四个组。名义是五个系，实际是八个系。选定之前，我曾否仔细考虑自己的兴趣、将来的发展、毕业后的出路等，不记得了。只记得，也许想远走高飞吧，填表之前曾想学英文，就在下笔之前，遇见也是本年度考上北京大学的师范同学陈世骧（他是第十三班同学，还差半年毕业，何以能报名投考，不记得了），谈起想学英文的事，他说入大学，学什么，应该展其所长，不该补其所短。他断定我的所长是国文，应该入国文系。不知哪阵风吹的，其时我竟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于是未再思三思，就拿起笔，在志愿一栏填上中国语言文学系。上课之前，依古今通例，是要办多种手续的，现在只记得曾领得一枚徽章，圆圆的，上有“北大”两个篆字，嵌在帽子（通行毡制的礼帽）的右侧，不招摇而过市，至少是有时，连自己也觉得身价与通县时期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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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同，有如意的一面，主要是就学，此后会有许多可学的，而如果能够学而有成，那就真成为“唯有读书高”了吧？但也有不如意的一面，是收入难得增加而开销必加大。大，来于大学的“大”，小小气气不合适了，日用，吃（官费变为自费）穿，交往，也许还要添些书吧，都是离开钱办不了的。怎么办？语云，挤墙挨打，不再有退路，也就只好在学业闪光和钱袋暗淡的夹缝中挣扎着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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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北大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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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校为名，北京大学排第三，可是由影响方面考虑，次序就要倒过来。影响有偏于身的，主要是在什么地方、用哪种方式混饭吃；更重大的影响是偏于心的，“人心惟危”，难言也，勉强说，不过是喜欢并常常胡思乱想而已。这身和心“本是同根生”，所以寻根，就要先说说北京大学。根也要有根，即活动场所，为不知者设想，向导游学习，先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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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1年暑后入学，其时学校有三个院，分三处，总说是在紫禁城东北。三个院，排次序，如果由编年史家下笔，排第一的应该是坐落在马神庙（旧名）的，因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设立京师大学堂，地址是马神庙的乾隆四公主（和硕和嘉公主）府。排第二的应该是坐落在北河沿的，因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译学馆，有些校舍是那时候建的。可是我上学时候，排次序，是以文、理、法的次序为次序，汉花园的为文学院，排第一，马神庙的为理学院，排第二，北河沿的为法学院，排第三。释地，宜于更重视现状，所以由排第一的文学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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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位。由大到小，第一院在皇城以内的东北部，紫禁城以东略北。用指路法说明，是由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外、景山前门之间的那条路东行，过北池子北口外，路北斜然后向东（只是这一小块名沙滩），那条东西向大街名汉花园（今改五四大街），东至南北向一条小河（西岸名北河沿），街北都属北京大学，靠东部的三分之二耸立着一座坐北向南的四层红砖楼（通称红楼），是文学院（我入学以后法学院亦来此上课）的所在地。红楼前偏西有临街的几间平房，名称不记得了，业务是卖讲义。出红楼后门，稍偏西有个高铁架，上悬斗大铜钟，上下课时敲打以报时，记得上课是连敲两下，略停再敲，下课是以一下为单位，慢慢敲。红楼后面是空地，用作操场，靠北部，冬天搭席棚，辟为冰场。西部有坐西向东一个宽大平房，用作风雨操场。这个大房之前偏南（？）有几间小平房，是男生浴室。风雨操场之西是男生宿舍之一的东斋，门向西（门外的南北向街名操场大院），不直通操场。风雨操场之北有个向西的门，是第一院的后门或便门，可以西行往第二院。红楼以北偏西有个松公府（操场的空地有些也是松公府的），我入学时候学校已经把整个府买过来，府略修整，前部用作图书馆（原在红楼），后部安置研究所国学门。松公府以东增建三层楼的学生宿舍（通称新四斋），西南部（即便门内以北）建了两层兼三层楼的新图书馆，便门以外街西建了地质馆（其地原为松公府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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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第二院。情况与第一院不一样，那里是新建，这里是旧建筑略加变化。由位置说起。总的是在紫禁城神武门以东那一段以北，景山路北以东，东西向的一条街，路北靠西的一半。街原名马神庙，后改景山东街，不久前又改为沙滩后街。名马神庙，街的某处应该有马神之庙，可是我入学时候已找不到这个庙。据比我早来几年的回德望先生说，他见过，在街东口外略北，坐东向西，残破的三间房，有院墙围着。如果他的记忆不错，很可能是乾隆初年修建公主府，由街里某地移出去的，因为以庙名街，庙应该在街之内。无可考，只好不考，改说公主府。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四女儿，乾隆二十五年十六岁，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七年之后就死了。其后府由谁住，关系不大，反正到光绪年间像是空闲了，所以立京师大学堂，就拨这个府为校址。其时世态和人心都还缺乏革命的积极性，所以府改为校，变动并不很大。这里只说我上学时期的。校门平房五楹，中间为门洞，推想即原来的府门。入门不远有石狮子一对，按王府旧制，其后应为银安殿，没有，改为筒形（两排房面对，中有路，上不见天）平房，横贯东西，尽头并转向南，用为物理、化学等实验室。石狮子背后上台阶有穿堂，两旁是学期之前张贴各系课程表的地方。穿堂中间向东向西即筒形房的路。一直北行下台阶是个大院落，北面坐北向南是原公主府正殿，改用为阶梯式可容二百多人的大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两侧一间是教师上课前休息的地方（内有小门通大讲堂）。讲堂前有空地，由四周向内渐渐低下，中间成为小荷池。池中间立大理石柱，柱四面刻大字（慎思、明辨之类？），顶上斜立个日晷。空地两旁有南北向通路，路东有两座楼，都是两层：靠南一座口字形，四面有廊，有门，是数学系；靠北一座工字形，只有前门，是生物馆。大讲堂之后还有个院落，北面的房屋高大，有廊，用作宴会厅。东西厢也有廊，用作什么，不记得了。这个院落的后面还有建筑，是两层上下各十间（？）的小楼，公主府时期的存物之所，大学堂时期用作藏书楼，我上学时期用作什么也不记得了。大讲堂以西靠北有三进带廊的高大宫殿式房子，推想是公主食息的地方，最前一进用作校长办公室，后两进用作什么，当时即未注意。校长办公室以南，一排一排平房不少，靠北是办公处各科室，靠南是宿舍，其中临街一部分开南门，是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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