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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曰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四十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八十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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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乡到学校，也可以说由学校到家乡，路程有小变：通县时期是只能走家乡西北三十里的河西务，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就既可以走河西务，又可以南行五十里到杨村，坐火车。火车有优越性，敞亮，平稳，但到杨村上车，就要多走二十里旱路。所以大学四年，寒暑假有时（不像师范时期那样确定）回家，来往还是多取道河西务。由河西务上长途汽车往北京，路过通县，到新城南门暂停，可以听到嘈杂的兜售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声音，车入城走一段路转西，可以看见师范学校校门、张家小铺、大红牌楼、西门等等，感到真就分别了，心里不免热乎乎的。还是说这一次榜上有名的荣归，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样。邻里有文化的，大多是与药王庙学校有关系的，觉得我真就高升到“士”的阶级，他们只是沾点边，严格说，不够格，心情是尊敬加羡慕。没有文化的，还是“唯有读书高”、离开庄稼地就好那一路，觉得进了京是更上一层楼，远远超过他们，所以见面增加了客气，呼为“二先生”（我行二）。母亲向来是少言笑的，但看得出来，是由于儿子在村里露了脸而高兴。父亲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觉得能升学也好，但还要花钱，也不好办，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一直不好，一年勤苦，收入总不够他还赌债的。百分之百不高兴是大嫂，那是以前听长兄说，我考师范学校，她说枕边话就曾劝阻，未如愿，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很懊丧。这是典型的妇人之见，总希望自己的男人是最出色的，在家里占上风，正是其情亦可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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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转回来说自己。这次在家里，大概不满一个月，依人生惯例，无事像是更不得闲，转瞬就接近新生报到入学之期。准时到学校，报到，交十元学费（交之前，足在校门外，这十元非交不可，第二学期起就可以请求缓交，校长照例批准）。其后并取得住宿权（不收费），分配住在北河沿第三院大门（坐西向东）内南侧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一间。一间住三个人，那两个，一个是由预科（这是最后一期）升上来的李耀宗（河北满城人，入国文系），一个是新考进来的陈虞朴（河北阜平人，入史学系）。说起系，还要说说入学之后一次影响不小的偶然。是投考报名，志愿只填什么院；录取之后办入学手续，还有选系的自由。其时文学院有这样几个系：哲学系；史学系；教育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四个组。名义是五个系，实际是八个系。选定之前，我曾否仔细考虑自己的兴趣、将来的发展、毕业后的出路等，不记得了。只记得，也许想远走高飞吧，填表之前曾想学英文，就在下笔之前，遇见也是本年度考上北京大学的师范同学陈世骧（他是第十三班同学，还差半年毕业，何以能报名投考，不记得了），谈起想学英文的事，他说入大学，学什么，应该展其所长，不该补其所短。他断定我的所长是国文，应该入国文系。不知哪阵风吹的，其时我竟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于是未再思三思，就拿起笔，在志愿一栏填上中国语言文学系。上课之前，依古今通例，是要办多种手续的，现在只记得曾领得一枚徽章，圆圆的，上有“北大”两个篆字，嵌在帽子（通行毡制的礼帽）的右侧，不招摇而过市，至少是有时，连自己也觉得身价与通县时期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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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同，有如意的一面，主要是就学，此后会有许多可学的，而如果能够学而有成，那就真成为“唯有读书高”了吧？但也有不如意的一面，是收入难得增加而开销必加大。大，来于大学的“大”，小小气气不合适了，日用，吃（官费变为自费）穿，交往，也许还要添些书吧，都是离开钱办不了的。怎么办？语云，挤墙挨打，不再有退路，也就只好在学业闪光和钱袋暗淡的夹缝中挣扎着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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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北大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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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校为名，北京大学排第三，可是由影响方面考虑，次序就要倒过来。影响有偏于身的，主要是在什么地方、用哪种方式混饭吃；更重大的影响是偏于心的，“人心惟危”，难言也，勉强说，不过是喜欢并常常胡思乱想而已。这身和心“本是同根生”，所以寻根，就要先说说北京大学。根也要有根，即活动场所，为不知者设想，向导游学习，先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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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1年暑后入学，其时学校有三个院，分三处，总说是在紫禁城东北。三个院，排次序，如果由编年史家下笔，排第一的应该是坐落在马神庙（旧名）的，因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设立京师大学堂，地址是马神庙的乾隆四公主（和硕和嘉公主）府。排第二的应该是坐落在北河沿的，因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译学馆，有些校舍是那时候建的。可是我上学时候，排次序，是以文、理、法的次序为次序，汉花园的为文学院，排第一，马神庙的为理学院，排第二，北河沿的为法学院，排第三。释地，宜于更重视现状，所以由排第一的文学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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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位。由大到小，第一院在皇城以内的东北部，紫禁城以东略北。用指路法说明，是由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外、景山前门之间的那条路东行，过北池子北口外，路北斜然后向东（只是这一小块名沙滩），那条东西向大街名汉花园（今改五四大街），东至南北向一条小河（西岸名北河沿），街北都属北京大学，靠东部的三分之二耸立着一座坐北向南的四层红砖楼（通称红楼），是文学院（我入学以后法学院亦来此上课）的所在地。红楼前偏西有临街的几间平房，名称不记得了，业务是卖讲义。出红楼后门，稍偏西有个高铁架，上悬斗大铜钟，上下课时敲打以报时，记得上课是连敲两下，略停再敲，下课是以一下为单位，慢慢敲。红楼后面是空地，用作操场，靠北部，冬天搭席棚，辟为冰场。西部有坐西向东一个宽大平房，用作风雨操场。这个大房之前偏南（？）有几间小平房，是男生浴室。风雨操场之西是男生宿舍之一的东斋，门向西（门外的南北向街名操场大院），不直通操场。风雨操场之北有个向西的门，是第一院的后门或便门，可以西行往第二院。红楼以北偏西有个松公府（操场的空地有些也是松公府的），我入学时候学校已经把整个府买过来，府略修整，前部用作图书馆（原在红楼），后部安置研究所国学门。松公府以东增建三层楼的学生宿舍（通称新四斋），西南部（即便门内以北）建了两层兼三层楼的新图书馆，便门以外街西建了地质馆（其地原为松公府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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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第二院。情况与第一院不一样，那里是新建，这里是旧建筑略加变化。由位置说起。总的是在紫禁城神武门以东那一段以北，景山路北以东，东西向的一条街，路北靠西的一半。街原名马神庙，后改景山东街，不久前又改为沙滩后街。名马神庙，街的某处应该有马神之庙，可是我入学时候已找不到这个庙。据比我早来几年的回德望先生说，他见过，在街东口外略北，坐东向西，残破的三间房，有院墙围着。如果他的记忆不错，很可能是乾隆初年修建公主府，由街里某地移出去的，因为以庙名街，庙应该在街之内。无可考，只好不考，改说公主府。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四女儿，乾隆二十五年十六岁，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七年之后就死了。其后府由谁住，关系不大，反正到光绪年间像是空闲了，所以立京师大学堂，就拨这个府为校址。其时世态和人心都还缺乏革命的积极性，所以府改为校，变动并不很大。这里只说我上学时期的。校门平房五楹，中间为门洞，推想即原来的府门。入门不远有石狮子一对，按王府旧制，其后应为银安殿，没有，改为筒形（两排房面对，中有路，上不见天）平房，横贯东西，尽头并转向南，用为物理、化学等实验室。石狮子背后上台阶有穿堂，两旁是学期之前张贴各系课程表的地方。穿堂中间向东向西即筒形房的路。一直北行下台阶是个大院落，北面坐北向南是原公主府正殿，改用为阶梯式可容二百多人的大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两侧一间是教师上课前休息的地方（内有小门通大讲堂）。讲堂前有空地，由四周向内渐渐低下，中间成为小荷池。池中间立大理石柱，柱四面刻大字（慎思、明辨之类？），顶上斜立个日晷。空地两旁有南北向通路，路东有两座楼，都是两层：靠南一座口字形，四面有廊，有门，是数学系；靠北一座工字形，只有前门，是生物馆。大讲堂之后还有个院落，北面的房屋高大，有廊，用作宴会厅。东西厢也有廊，用作什么，不记得了。这个院落的后面还有建筑，是两层上下各十间（？）的小楼，公主府时期的存物之所，大学堂时期用作藏书楼，我上学时期用作什么也不记得了。大讲堂以西靠北有三进带廊的高大宫殿式房子，推想是公主食息的地方，最前一进用作校长办公室，后两进用作什么，当时即未注意。校长办公室以南，一排一排平房不少，靠北是办公处各科室，靠南是宿舍，其中临街一部分开南门，是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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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三院。汉花园东口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河西岸名北河沿，东岸名皇城根。北河沿，由汉花园到东华门外这一段是河沿的南段，第三院在这一段靠近南端的路西，改为用步行说明：出红楼东行，到汉花园东口外改为南行，过骑河楼东口外（已无骑河之楼），不远，过孟公府东口外，路西墙角立个高一米上下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个大字，是第三院的东北角，前行不远就是坐西向东的拱形院门。再南行不很远，到东西向一条大街，西望，穿过南北池子中间，是耸立的东华门；东行不远是东安门（皇城东门，其时已拆除），穿过东安门大街，南行就是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位置定，说院内情况。拱形大门上有房屋，不多，可是开个银行，名“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据说还颇有名气。我没上去过，因为无钱可储。进大门，左方（即路南）是一座两层的口字形楼，其时用为学生宿舍，排号是第三。右方（即路北）是操场，记得有平整的网球场，至少是两个。操场尽头，即西端，有坐西向东的两层楼，是教室。教室南侧，地势高起，上立个柱形的大理石碑，是三一八纪念碑。其南还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推想也是教室。这两座楼后面还有空地，只记得靠南部有个坐北向南的宽大建筑，东西向九间，南北向五间，都是中间开门，是体育馆。在这个馆里，来于闻，是五四运动，曾囚禁被捕学生一千多人，长达三日；来于见，是1932年（？）章太炎来北京，曾讲演，慷慨激昂谈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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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院的情况介绍完，还要说说学生宿舍，因为它有半独立性。大致依序号说。排第一的是西斋，在第二院的西墙外，大门向南开。其中坐北向南房十几排，一排分为若干间，一间住两个人。因为进深宽，成为南北一个长条，于是适应北大个人主义味道浓的特点，辟前后两个门，中间用布帘隔开，同屋成为各立门户。据说，真有同屋一年两年，未曾交谈一次的。在几处学生宿舍中，西斋有个特点，是有食堂可以包饭，一日三餐，一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大概是一个月六元。排第二的是东斋，在第一院红楼以西，大门向西开。也是坐北向南房若干排，一排分为若干间，一间住两个人。房形是方块而非长条，所以同屋的两个人就不得不对床夜话。但东斋有个优越性，是地点适中，上课、吃饭都方便。排第三的是第三院内那个宿舍，口字形，上下两层，房屋开间大，一间可以住四个人。与东斋相比，住在这里等于偏安江左，上课，吃饭，都不得不北望中原。因为分配宿舍，理科学生在西斋，文科法科学生在东斋或三院，不能入东斋，上课就要北行不短的一段路，入红楼，吃饭也要到沙滩一带。第四宿舍在红楼以北椅子胡同，往那里，要由东斋门外的操场大院北行，过松公府夹道和嵩祝寺夹道，然后转东，走完嵩祝寺后身，再转北，才能到。说来也奇怪，我在学校蹲了四年，以后断断续续在沙滩一带混了几十年，竟是直到现在，也没走入过椅子胡同，因而对于这个宿舍的情况，除了也住男生之外，是毫无所知。排第五的是女生宿舍，在第二院以西的临街，门不大，向南开。估计面积也不大，房屋不多，因为其时女生很少，有的北京有家就不住宿舍。但至少在这里，房屋多少与级别高低并无关系，如西斋，终日大敞门，各色人等都可以出出入入；女生宿舍就不行，门口挂着“男宾止步”的大牌子，位高如蒋梦麟，名大如胡适，也只好望门兴叹。前些年听比我晚一年入学的教育系同学于卓说，这限制还有例外，是每年校庆那一天（可惜也忘了是哪一天）开放，男性，就是不找什么人，也可以进去看看。是当时不知道这个规定呢，还是自惭形秽，未能一鼓作气呢，不记得了，反正我是良机错过，终于没有能够欣赏一次这个集体闺房，“微闻芗泽”。至此，就序号说，学生宿舍说完了，而实际是此外还有。先说两个不见经传的，是我分明记得，三院以北几十米，路西一个高台阶大门，看样子原是民房，住的都是北大男生，像是还有人称它为三斋；松公府夹道近北端路西有个小宅院，看样子也是民房，住的都是北大女生。我推想，这是因为几处排号的宿舍不够用，为救急租的。我的推想大概不错，因为三十年代初买得全部松公府，之后不很久，就在府以东的空地（红楼以北）建了三层楼的既宽大又豪华的新宿舍（学生呼为新四斋）。说豪华，是因为设计的是一室一人专用，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新宿舍与新图书馆在我毕业那一年同时完成，娘家“发”了，我可以找机会夸夸，可是不能得实惠，也总是个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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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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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上一篇大致介绍了。在活动场所之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只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情况如何呢？就还记得的择要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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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有系内的，有系外的，当然主要应该说系内的。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人，性有所近，可以偏于语言，也可以偏于文学。学制容许这有所偏的自由，即如我，总感到象形、指事、开齐合撮之类过于枯燥，长达四年，就没有听，如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课，赵荫棠先生的中原音韵课。但语言和文学的分家又不是一刀两断，记得入学时填志愿只写“中国语言文学系”而不更下行，写“语言专业”或“文学专业”。课程也是这样，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语言），记得就都是必修课。还有不属一系的必修课，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基础性质的，如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钟作猷先生的英语，是一年级（文学院？）普修。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一学期最低要修满十六学分，一门课大致是上完，考试及格，得两学分。有些课是必修，比如五门，学分不够，可以再选三门。有精力和兴趣，多选，比如四门、五门、六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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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没有选择余地，你愿意修也得修，不愿意修也得修。但也藏着个小自由，是可以逃学（详情留到后面说）。选修，容许选，自然就有更多的自由。选，可以因课的性质而选，如我对乐府诗有兴趣，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就选了。也可以因人而选，如顾颉刚先生开《尚书·禹贡》课，我想看看这编古史辨的人物，也就选了。多数是既因课程性质又因人而选，如刘文典先生开六朝文的课，我想听听骈体，又想看看这胆敢顶撞蒋介石的人物，也就选了。以上的选是文献足征的，即校注册科登上文本的。不入文本，自由选听（不算修），自由的范围就更大了。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还记得，史学系，我听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钱穆先生的古代史，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哲学系，我听过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概论，马叙伦先生的宋明理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以上有的可能计学分，记不清了。）因为不愿意把英语完全忘掉，我还听过英文组温源宁先生、应谊先生等用英语讲的课。听课还有看名角性质的，仍以我为例，那是跳出文学院，到理学院的生物馆，听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讲地质学。他下肢瘫痪，坐藤椅，由两个人抬上讲台。人相当胖，用英语讲，话缓慢而清晰。其时还有个由美国来的名角W.F.Osgood（中文译名奥斯谷），据说是世界（数学的）解析学权威，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我本也想去听听，及至看挂在第二院中门过道的课表，课程的名目比佛教密宗的咒语还难懂，胆量不够大，没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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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门类多，可以不可以分高下？依理，天之生材不齐，是应该有高下的。可是真要评定就很难。标准难定，一也。比如实用不实用是个标准，提出一门，问甲，说实用，问乙，可能说不实用，问丙，还可能说，不实用的反而有较高的价值。其二，还要看由谁讲。同样一门课，由甲讲，也许庸庸碌碌，换为乙讲，就可能大有新意。其三，还要看由谁评定。比如党义，由官方看是最重要的，在学生眼里就正好相反。有此多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学校和学生只好都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比如唐诗是老字号，就开讲唐诗的课；甲乙丙三位先生都能讲唐诗，就安排一位去讲；学生呢，唐诗是必修，就修，是选修，就凭灵机一动，或选或不选。就是这样，四年，我上了不少门，也丢了不少门，得失呢？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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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即我们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也可以说说。当孩子王，大概要讲究点方法；教我们这样头顶大学生帽子早已非孩子的人呢，有法比无法同样会好一些吧？但我推想，在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五，八，过于多，难说，只说二，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由课堂外说起。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教师遵守规定；但也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地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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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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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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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风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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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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