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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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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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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风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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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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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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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和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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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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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说引导自己往哪里走，力量有偏于有形的，是课程；还有偏于无形的，是学术空气。所谓学术空气，表现为行动，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种或某几种）学识；表现为想法，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是有无上价值的。我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对于这学术空气的性质和力量，却也有不很浅的体会，或用吹牛的口气说，受到不很浅的熏陶。这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到后面说。这里要先说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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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空气，无风不能起浪，也要有来源。来源之一是学校的地位。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资格最老，由京师大学堂算起，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字号，总要有点不同于众的，这不同于众，总的说是有一顶光荣的帽子，“最高学府”。这顶帽子带来两种实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图书，都储量大，孕育学术空气当然就比较容易；二是选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师，也可包括学生）比较容易，比如有那么一位，名高实重，几个学校抢，北京大学也参加逐鹿，其他学校就多半会失败。这就会形成来源之二，是学术界的拔尖儿人物多了，学术（包括著作、讲论等等）的堆堆就会增大，这有如屋子里摆满兰花或臭豆腐，就必致产生某一种空气。来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时势。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于说清楚，因为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只好暂不讲理，只说事。我是想说，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等人的倡导这个，鼓吹那个，情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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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作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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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以用指名道姓法说，是某某完成了什么样的大著作，于传统的学术大厦上添了砖瓦，甚至使昔日的门楣之类刷新了面貌。也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是总而言之，说在学术领域，北大红楼总是走在前面，推出分量重的，并开风气之先。两种办法都苦于一言难尽，只好改为举一斑以窥全豹法。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是今古文问题，直到北大红楼的崔适与刘师培，还争得脸红脖子粗。钱穆先生多年深钻秦汉，既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又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抛开意气，摆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像今文家说的那样，都是刘歆伪造。这是以事实为根据讲道理，所以有说服力。再举一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长约三万字，与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比，是小块头，却大有重要性。这重要性，分着说是三种。以先轻后重为序，其一是指明索隐法的荒唐。所谓索隐，是认为小说中的情节是指历史上的某事，人物都影射某某人，如林黛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影射董小宛，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为是影射朱彝尊。何以知之？显然是来于幻想加牵强附会。幻想，可以自怡悦，至于取信于人，一种也大不易（如影射董小宛，据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年二十八，其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何况还可以有多种？（加上近年的，专说林黛玉，所影射总不少于十种吧，究竟哪一种幻想对？我看最好是聚这诸多索隐迷于一堂，让他们都转守为攻，驳斥对方的荒唐。）其二是判定作者是曹雪芹，小说中所写是曹家旧事，所谓“自叙传”是也。这样的判定也许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但至少我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也就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走红，不少人考有关的各个方面，基本上是在这篇考证的圈子里转，只是发现一点点新材料，有些粗疏的地方可以化为细致。其三是前两种重要之中蕴含的一种虽无形而分量更重的重要，是输入并摊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科学方法，找多而有力的证据挤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我们的祖先也用（尤其在汉学中），只是因为它常常掺和在玄想（如阴阳五行、谶纬、天埋等）之中，形迹就不够明显，力量就不够大。胡先生这篇考证不然，是用大量的证据支持一点点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情况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因为是这样，所以在一般学人的眼里，索隐迷就输定了。这是学术空气的成果，应该大书特书的。应该大书特书，还因为近年以来，那信幻想不管证据甚至不管情理的歪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还是限于红学，据我这孤陋寡闻所知，有不很少的人著书立说，以表示自己能够洞察幽微。这幽微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小说的作者问题，说是曹雪芹，不出奇，因而不能制胜，于是说不是曹雪芹。何以知之？就我见到的说，证据都薄弱得可怜。又依考证的通例，立新说，应该先把旧说（曹雪芹作）驳倒，那就应该举证证明，如《随园诗话》、甲戌本脂批等处正面说乃曹雪芹作的话都是错的，这些新说像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处是小说的本事问题，即影射什么。顺治朝事、明珠家事等旧的猜谜不新鲜，于是制造新的幻想，据某书介绍，有说是骂雍正皇帝的，有说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有说是影射古往今来的人和事的，有说是反满吊明的，等等。对于这些只可自怡悦的幻想，我没有兴趣评论，但也无妨总而言之，是：一，像这样的猜想，就是我这样无才无学之人，如果想凑热闹，拿出三天五天时间，也可以编造几十种；二，我不肯编或不敢编，除怕通情理的人齿冷之外，是因为还记得个逻辑规律，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只可能都错而不可能都对。然而可惜，这些新索隐家竟连这条规律也忘了（也许不是忘而是不知道）。这就禁不住使我想到科学方法以及北大红楼的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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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还表现在多数人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读书，一般在自己的书桌前（图书馆的情况另题写），不容易具体描画。但可以从另一个渠道透露出来，那是新著的问世。即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我们略翻翻就可以感觉到，中国旧籍，尤其中古以前的，他是都读了。胡先生的《红楼梦考证》，照旧习惯说，只是一篇而不是一本，提及的书也总可以塞满一两间屋子吧？再说买，对于有名的学者，其时的书店都是送货上门。书店里都有一些人精通业务，除版本之外，还知道某学者已经有什么书，还缺什么书，或还可能买什么书。所以学术界的名人，登堂入室的客人，次数最多的常常是书店的伙计。一般是送到放下，买不买，何时付款，以后再说。所以，其时的学术界名人收入虽然都不低（银元数百），却多数欠书债。买书，守株待兔之外，还喜欢缘木求鱼，如新正逛厂甸就是一种方式。买书之后是存书，或说藏书，北大的红楼人物有不少是有名的，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马廉等都是。买书成癖还会产生轶闻，只举一种，是1933年春天，刘半农从琉璃厂松筠阁买到一部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傅大胖子（傅斯年）未能捷足先登，先找刘半农求转让，不成，又找松筠阁大发脾气。为书这样，亦一痴也，可笑吗？我看呢，这才是北大，学术空气在最上层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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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也就是在这种空气笼罩之下，几乎人人都把有学识看作无上的荣誉。入北大红楼，上讲台说说道道，可以说是没有不学无术的。但学识的质有重轻，量有大小，外貌有鲜明与暗淡，大致说是以著书立说的情况来衡量。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都著作等身的名教授。这样，在北大，评定荣誉高低的标准就成为单一的，看能不能拿出学术上有分量的货色来。能，其他方面就可以视而不见，比如孟森先生，其貌枯朽，装束呢，总是蓝布长衫，家做鞋，上课只会念讲义，可是因为他是明清史头号专家，编著多，贡献大，红楼里的人还是很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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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念有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是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毕业后如何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思是无耻到这种地步，既可鄙又可叹。二是对于阔气、虚荣之类，轻些说是不在意，重些说也是看不起。名教授在家里，享用如何，不知道；走入红楼，依当时的风气，要朴素。这像是表示，因为志在治学，所以就没有精力和兴趣讲究吃喝穿戴。在这种风气之下，学生更是“草上之风必偃”，几乎都是如穿制服，一年四季蓝布长衫。其时西装也是上等服装，少数同学有穿的，我穷，无力置备，现在回想，即使财力充足，买一套两套，也决不敢穿上出入红楼，因为总觉得与学术空气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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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多种情况，学术空气就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人往书堆里钻，希望过些时候，能够从里边找出点名堂来。即如我这无能且杂务不少的学生，也就不得不钻图书馆，翻看书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由正经正史，直到诗话词话之类。也不少幻想，黄金屋，颜如玉，不敢，只是，从时风，梦想在考古方面也能有一些建树，将来万一也能登上大学讲台说说道道。现在想，这样的幻想其实是可笑的，因为对于古，其时的所知少得可怜。幸或不幸，在考古方面还毫无建树的时候，一个新的奇想竟钻到头脑里来（或说本来就有此种子，至此时破土而出），那是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先秦诸子系年》《红楼梦考证》一类书不合用了，我不得不尽弃所学而学另外一套。但仍想学，这动力总是与北大的学术空气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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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术空气笼罩下的应有之义，因为我认为很重要，而后来成为稀有，所以想提出来加重说说。自由，意义很广泛，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顺生论》里曾经辨析。那里所说偏于政治自由。比如还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学里应该讨论的。本篇所谓自由，容忍，同是学术范围内的。这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具体可分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关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的评断，抛开任何性质的权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对人，别人凭自己理性认为可信而不同于自己的，尊重，即承认同样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唯心论吗？影响却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见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权大权小之别，也不会出现权大者强制权小者遵命讲说违心之论的现象，或惩治讲说不违心之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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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精神，无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说是轶事吧，来显示。轶事，近于鸡毛蒜皮，只是因为用新时代的眼光看，也成为广陵散，所以不避琐屑，说说，以期不及见嵇叔夜的人也能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