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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讲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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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娘家,也如今代之有些人求“发”,没有够,所以写了自由与容忍之后,还想深追一步,求精神之根底的精神,于是想到“讲理”。讲理有世俗意义的,小两口吵架,一方火气盛,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另一方会说,“你要讲理”,这理通常是习俗认可的某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比如放到道德哲学课的讲义里,是否合理就要另说。这是否合理的“理”是深一层的,或深几层的,其表现也许不异于习俗,但要由“思辨”来。本篇所说讲理的理,是由思辨来的理,求得,不易,而只要肯求,它就会在知和行方面有大建树。求,得,都是一种珍贵的精神状态,也因为后来成为广陵散,所以想提出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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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可见,说,就不像广告家吹自己产品那样容易。从哪里入手呢?想到七年前的旧事。那是1988年,母校北京大学过九十岁生日,当然更应该有各种纪念性的活动。活动之一是组织一些人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纪念文章。承编者不弃,让我也滥竽充数。比如母亲过生日,不管自己成器不成器,登堂拜寿总是不能辞谢的。于是我想写什么。我与北大,我想分而治之,或写北大,或写我。而凑巧,在此之前,由于怀念,关于北大的旧人和旧事,我已经写了不少,都收入《负暄琐话》。剩下可以写的只有“我”?当然,祝寿不当说泄气的,于是搜索枯肠,求自己的所得,甚至可以摆上桌面的。居然就找到,或只限于治学,是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底。标题加大,是《怀疑与信仰》,因为想到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底。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指示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底,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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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所得是不信,这里还要补充几句,因为1988年以后,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顺生论》,讲了不少有关“人应该怎样活”的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显然是有所信。难道我真就能够“终于信仰”了吗?难言也,因为由一个方面看是有所信,由另一个方面看,这所信并不根深蒂固。具体情况是这样,借用《礼记·中庸》的成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的“性”,而不问“天命”是怎么回事,它规定的“性”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形而上的价值。在此阶段,“天命之谓性”在我的心目中,与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不同,所以还不配称为信仰。但接受这句之后就会顺势下行,同样接受“率性之谓道”。这“道”是“朝闻”之“夕死可矣”的“道”,自然要影响知和行,知会分辨是非、好坏,行会决定如何立身处世,所以说是有所信也不能算僭妄。与《怀疑与信仰》那篇文章相比,我写《顺生论》,思想的大格局没有变,只是表白得比较全面,比较细致。这不变,这比较全面,这比较细致,饮水思源,都来于北大红楼的精神面貌,“讲理”。这是自我陶醉吗?古语有云,当仁不让,干脆就再费些笔墨,说说有关讲理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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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说清楚,其时,红楼之内,人对人,无论治学还是交往,都习惯于讲理,大概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所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然更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比如现在,想到这些,是因为而立之后,问学兴趣转变,扔开《龙筋凤髓判》之类,改为钻研《纯粹理性批判》之类。钻研,有所悟,这里,借这所悟,就可以为讲理之“理”加个小注,也可以夸大言之,称为阐微。计可以分作三个方面。其一是求知方面,不无条件地接受传统,听信权威。从正面说,凡有所肯定,都要找到充足理由。所谓充足理由,是要合于思想规律,举例说,接受一个全称肯定判断,一定要在不能找到任何特称否定判断为真之后。或干脆简而明地说,是信任自己的(纯粹)理性。其二是在立身处世方面,用中土的话说是待人如己,借用康德的话说是服从自己的实践理性,把别人也看作人。其三是凡有所信,都承认它的普遍性,这是说,不当如俗话所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甚至己所不欲(如挨整),偏偏施于人(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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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讲理的精神状态笼罩之下,表现于日常生活,颇有值得说说的。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下手。先说正,是人人觉得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有所信,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可信的;有所不信,也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不可信的。这样的自我感受,还会发展为多种心理状态。比如大而言之,会感到有足够的场地供自己驰骋,自己(至少在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小而言之,是多多少少会孕育一些狂气或傲气,因为尊崇的是自己头脑里的理性,一切世俗的都是自郐以下,就难免看不起。不过对于自己周围的人就要换为尊重,因为“能近取譬”,自己有一套,推想别人也必有一套。尊重别人,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名教授,如胡适先生,与学生交谈,也是姓张称张先生,姓李称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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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反面,是不以力(包括声名、地位等)压人,因为讲理与动硬的不相容,讲理惯了,就会以动用手中之权,压而使人服为耻。有个外来的例,我在《红楼点滴四》(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为省力,抄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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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军训)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像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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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红楼精神就是重理不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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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由走出校门算起,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单就这讲理的学风说,总浮生多半世之账,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可以看作得或失的?想了想,是有,而且分量不很轻。先说失,是有个时期,时风变为不讲理,以权力大小定是非,为了能活,我就不得不效法七品芝麻官郑板桥,默诵“难得糊涂”,“糊涂”前有“难得”,可见心情是相当苦的。得呢,是如在《怀疑与信仰》那篇小文中所说,“没有忘本”,即拿笔,灾梨枣,总是沿着母校的老路走,讲理,不说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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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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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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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四年,如果说还不无所得,一部分,或说一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所以追记旧事,应该说说图书馆的生活。生活是在图书馆,先要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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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毕业同学录》,其中讲学校沿革的部分曾经介绍“图书”的情况,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案指京师大学堂)复兴,乃于校舍之后院(即今第二院之后院)设置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所印各书,并向中西书店采购新旧图籍,藏之以供众览。”称藏书地点为“楼”,不知是泛说还是实指,如果非泛说,那就是原公主府中路最后一排建筑,十楹,上下两层,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迁至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迁入,通称为公主楼的。这种形式的建筑,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还剩下几处,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木料是楠木,只是因为它小巧,不能多装人或物,“大革命”过去,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活,拆除了。拆除,我感到加倍惋惜,是因为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是六十年代后期“大革命”正火热的时候,我们不少所谓坏人废物利用,“斯文扫地”,我分得的地段就是公主楼前以及其西侧的一个厕所。现在是想再看看也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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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何时迁往红楼,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估计是在红楼建成(1917年),改为文科教室之时(1918年,原拟充当宿舍)。红楼有地下室,地上四层,图书馆安置在什么地方,可惜没问过早于我走入红楼的,有人说是一层的西南部兼地下室。至于我离开学校时的藏书数量,同学录中却有记录,是:“中文书籍十七万零四百十五册。日文书籍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册,西方书籍六万七千六百零三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三十余种。”我对这个记录有怀疑,例如中文书,就我的印象说,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包括丛书,馆里都有,总数总当不只十几万吧?且说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把红楼后面偏西的松公府买过来,稍事修缮,前部用作图书馆,后部用作研究所国学门。其后不久,1934年,在府的西南方空地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楼房,中间三层,两侧两层,于1935年暑后迁入。所以说起图书馆,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共存亡,1931年之前,红楼里的我没见过,1935年之后,现代化的我没享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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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松公府,我的所知也有限,曾经走入的只是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面积不大;第二进,一定是原来的什么殿吧,很大,用作阅览室。阅览室之后,想当是书库,当然不能进去。再向后是研究所国学门,只知道存古物和清内阁大库档案不少,章太炎并曾在那里讲《广论语骈枝》,我没进去过。进图书馆,记得都是上课的时间。何以上课时间能进图书馆?有能上桌面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时课,有些时候没有课。还有不能上桌面的理由,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可以不去听。不愿意听有不同的原因。如孟森先生明清史,有讲义,上课念讲义,一字不差,领了讲义,当然可以自己看。如林损先生古诗课,上课不定扯到哪里,似乎就不如钻图书馆,所得会多一些。说到我自己,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还因为好杂览,书海无边,总有些书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就这样,大学四年,回想,钻图书馆的时间,也许超过走入教室的时间吧。若然,则讲北大,说红楼,这红楼就应该扩大,兼包括其后面的松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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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谈图书馆的生活,由有形到无形。有形,排在前面的是第一进房子,卡片兼出纳室以及司出纳之人。卡片室有卡片柜,可是我的印象,进图书馆看书的,几乎都不查卡片,而问司出纳的那位半老的人。我前几年写一篇题为《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收入《负暄续话》),提到这位老人,说只记得姓李,后来看到吴晓铃先生也是回忆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才知道这位的大名是李永平。关于这位李先生,我那篇文章谈了不少,照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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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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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吴晓铃先生的文章说,这位李永平先生早已作古。人往矣,并带走他的记忆力和助人为乐的高尚作风,每一想到,不禁有逝者如斯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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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先说说布局。房子很大,由中间入门。东西都摆着四五个长方形南北向的大书案,一个总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吧,记得两面坐人,一面可以坐四五个。布局,包括书案和座椅,有定,其余则贯彻红楼精神,多自由而少拘束。这所谓自由,主要是三种。其一是,只要某一座位空着,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化为私有;说私有,是因为可以长期占用,情况见下文。其二是,借书的数量不限,勉强说限制,是自己面前那一块地盘要容得下。其三是,借的期限不限,如果没有其他人借,一年半年不还也不来催讨。此外再加上李永平先生的送货上门,在图书馆吸收知识的营养,就感到无比的方便。也许是入学不久吧,我走入阅览室,看东北角那个位子没有人,就坐在那里。借书,先是少数,看不完放在面前,下午或第二天接着看。看,由此及彼,总是想看的越来越多,其中还难免有大部头的,于是逐渐,面前的案面上就“横看成岭”,以致对面坐的那一位看什么书,是否写笔记,等等,也是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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