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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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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四年,如果说还不无所得,一部分,或说一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所以追记旧事,应该说说图书馆的生活。生活是在图书馆,先要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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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毕业同学录》,其中讲学校沿革的部分曾经介绍“图书”的情况,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案指京师大学堂)复兴,乃于校舍之后院(即今第二院之后院)设置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所印各书,并向中西书店采购新旧图籍,藏之以供众览。”称藏书地点为“楼”,不知是泛说还是实指,如果非泛说,那就是原公主府中路最后一排建筑,十楹,上下两层,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迁至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迁入,通称为公主楼的。这种形式的建筑,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还剩下几处,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木料是楠木,只是因为它小巧,不能多装人或物,“大革命”过去,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活,拆除了。拆除,我感到加倍惋惜,是因为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是六十年代后期“大革命”正火热的时候,我们不少所谓坏人废物利用,“斯文扫地”,我分得的地段就是公主楼前以及其西侧的一个厕所。现在是想再看看也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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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何时迁往红楼,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估计是在红楼建成(1917年),改为文科教室之时(1918年,原拟充当宿舍)。红楼有地下室,地上四层,图书馆安置在什么地方,可惜没问过早于我走入红楼的,有人说是一层的西南部兼地下室。至于我离开学校时的藏书数量,同学录中却有记录,是:“中文书籍十七万零四百十五册。日文书籍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册,西方书籍六万七千六百零三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三十余种。”我对这个记录有怀疑,例如中文书,就我的印象说,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包括丛书,馆里都有,总数总当不只十几万吧?且说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把红楼后面偏西的松公府买过来,稍事修缮,前部用作图书馆,后部用作研究所国学门。其后不久,1934年,在府的西南方空地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楼房,中间三层,两侧两层,于1935年暑后迁入。所以说起图书馆,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共存亡,1931年之前,红楼里的我没见过,1935年之后,现代化的我没享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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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松公府,我的所知也有限,曾经走入的只是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面积不大;第二进,一定是原来的什么殿吧,很大,用作阅览室。阅览室之后,想当是书库,当然不能进去。再向后是研究所国学门,只知道存古物和清内阁大库档案不少,章太炎并曾在那里讲《广论语骈枝》,我没进去过。进图书馆,记得都是上课的时间。何以上课时间能进图书馆?有能上桌面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时课,有些时候没有课。还有不能上桌面的理由,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可以不去听。不愿意听有不同的原因。如孟森先生明清史,有讲义,上课念讲义,一字不差,领了讲义,当然可以自己看。如林损先生古诗课,上课不定扯到哪里,似乎就不如钻图书馆,所得会多一些。说到我自己,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还因为好杂览,书海无边,总有些书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就这样,大学四年,回想,钻图书馆的时间,也许超过走入教室的时间吧。若然,则讲北大,说红楼,这红楼就应该扩大,兼包括其后面的松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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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谈图书馆的生活,由有形到无形。有形,排在前面的是第一进房子,卡片兼出纳室以及司出纳之人。卡片室有卡片柜,可是我的印象,进图书馆看书的,几乎都不查卡片,而问司出纳的那位半老的人。我前几年写一篇题为《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收入《负暄续话》),提到这位老人,说只记得姓李,后来看到吴晓铃先生也是回忆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才知道这位的大名是李永平。关于这位李先生,我那篇文章谈了不少,照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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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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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吴晓铃先生的文章说,这位李永平先生早已作古。人往矣,并带走他的记忆力和助人为乐的高尚作风,每一想到,不禁有逝者如斯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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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先说说布局。房子很大,由中间入门。东西都摆着四五个长方形南北向的大书案,一个总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吧,记得两面坐人,一面可以坐四五个。布局,包括书案和座椅,有定,其余则贯彻红楼精神,多自由而少拘束。这所谓自由,主要是三种。其一是,只要某一座位空着,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化为私有;说私有,是因为可以长期占用,情况见下文。其二是,借书的数量不限,勉强说限制,是自己面前那一块地盘要容得下。其三是,借的期限不限,如果没有其他人借,一年半年不还也不来催讨。此外再加上李永平先生的送货上门,在图书馆吸收知识的营养,就感到无比的方便。也许是入学不久吧,我走入阅览室,看东北角那个位子没有人,就坐在那里。借书,先是少数,看不完放在面前,下午或第二天接着看。看,由此及彼,总是想看的越来越多,其中还难免有大部头的,于是逐渐,面前的案面上就“横看成岭”,以致对面坐的那一位看什么书,是否写笔记,等等,也是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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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的范围,也大致可以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古典。我昔年读书的情况,记得别处也说过,是可以按学校的小中大而分成阶段:小学主要看旧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中学(师范学校)主要读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学藏书多,容许在古今中外几项里选择一项或两项,因为其时考古的风过硬,就主动(也许应该算被动)选了古。对于古,我虽然生于清末,也因为生在偏僻而贫困的农家,却很少获得旧时代的熏陶。比如没有留过发辫,没有入过私塾,以致走入大学之前,除半部《孟子》之外,不要说四书五经,而是连三百千也没念过。所以走进北大图书馆,钻古典,就带有补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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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翻书,就我自己说,有如有些新人物的旅游,游什么地方,首先决定于自己的兴趣,比如喜旧,就到埃及或罗马,喜新,就到纽约。其次决定于导游之类的书,比如说万里长城不可不看,就到中国。其三决定于耳闻,比如到了北京,游了故宫,听说小胡同也不少可看的,就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今曰张自忠路),眼穿朱门往里望,想象昔年陈圆圆的倩影,发无可奈何的思古之幽情。落实到书也是这样。兴趣如何形成,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接受而不问原由。想不到可接受的又太多,比如由“古”一缩而缩到“古物”,再缩为“碑帖”,再缩而兼转移就成为“古砚”,于是而小的,就借米芾《砚史》,大的,就借清官修的《西清砚谱》。再说其次的导游书,是目录。我听了余季豫(名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课,知道远有八史经籍志,近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近有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各书的特点和得失,单说分量最轻的《书目答问》,按图索骥,也足够折腾一阵子。至于其三的耳闻,那就更是“知也无涯”,比如有志钻钻《先秦诸子系年》,就会掉在汉魏以前的书海里,钻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先生著),就会掉在佛学的书海里。总之,专限于古,可看的书,或减缩到自己认为需要看的书,仍是无限之多。大题只好小做,挑挑拣拣说一些概括的情况。由正宗说起,那是传统读书人都要翻翻的,即经史子集四部中名声比较显赫的。通旧学的人都知道,这数量也太大,但又不能减缩,只好勤借勤还,以求都从眼前过一遍。过,其中有些,或特别感兴趣,或认为不当匆匆放过,就多费些时间。举例说,翻重要的丛书,记得对于《汉魏丛书》就特殊对待,大致是从头看到尾的。还常常围着兴趣转,比如喜欢书法,就由卫夫人《笔阵图》一直看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喜欢古董,连哈同印的《艺术丛编》(几十大本)也借来,翻一遍。还有时候是出于好奇,借一些未必想看的书看看,例如听说馆里以五百元高价收一部康熙版《金瓶梅》,就也借来,意思是开开眼。记得只费一个小时,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插图也看了,觉得实在没意思,立刻还了。就这样,少断多续,在图书馆坐下四年,说句自我陶醉的话,对于我国古典,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比我见闻的一些人,连《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类都没翻过,就敢自诩为专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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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不是没有。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时所批评:“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指实说只是泛泛的看看而没有求专求精。泛泛看,所得至多只是博。而博,读书人都知道,是给专和精垫底子的。我呢,就算是得些许的博,也只是垫了底子,其上却是空空的。也就因此,我就不能如我相知的几位,如张政焰先生,精于上古,成为考古专家;邓广铭先生,精于中古,成为宋史和辛稼轩专家;周汝昌先生,精于近古,成为“红”人。悔吗?一言难尽。但影响却是不小的,那是离开红楼之后,我曾经见异思迁,或加重说,“尽弃其所学(古典)而学(人生哲学)”,如果在图书馆中已能专精,改行就不容易了吧?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人生或真如邯郸一梦,得失是难得用算盘珠来决定的;再有,即使算清了,时间不能倒流,又有何用?正是,生前是非谁管得,记下来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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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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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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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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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五十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五十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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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佩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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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马先生的功绩也许不小吧,可是时移则事异,在自己年甫过知命的时候,竟受到革新派的轻视,被动靠边儿了。难免有“老了,不中用了”之叹吧?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听马珏说,她念北大预科,升本科时,是遵马先生之命,选政治系。马先生此命是出于一种妇女翻几千年被压迫之身的大志,其意若曰,学政治,入政场,一旦鹏飞上青云,也让男性明白明白,天生女儿身,也未尝不可以叱咤风云,超过男子汉的。上青云,尤其女性,是大好事。但是语云,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马珏,还差几个月毕业,竟远走上海,结婚了。其后是找个远在青云之下的工作,养家,生孩子,终于没有入政场,直到健康情况日坏,治理自己也困难了。总之,就马先生说,许多事,应该大有成而结果是很少有成,除“畏天命”之外,还能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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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节。黄先生,字晦闻,我也写过他。本系的师辈,在我毕业之前归道山的有两位,他和刘半农(复)。刘先生年刚过不惑,全校感到很意外;黄先生年逾耳顺,虽未及古稀,总是已入老境,听到噩耗后一惊也就过去了。说到“老”,出入红楼的名人还有几位,如崔适、刘师培、吴梅和辜鸿铭,我都没见过。前者老去,后继者也就成为老。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做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只一位。在红楼,据我所知,或所闻,这方面,跳出藩篱而且名声在外的只有陈独秀,是好作狎邪之游。用旧的眼光看,纳妾还可以划入规规矩矩一类吧?我们也就只好这样看了。据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说,黄先生作古以后,遗砚也是如夫人拿出来卖的。这都是旧,可取也罢,不可取也罢,总是都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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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孟先生,字心史,我入学时候年六十有四,以齿德论,是比黄晦闻先生还老一些的人物。特点与黄先生不同,黄先生是“旧”,孟先生是“朴”。他住红楼以南不远的马圈胡同,我们常见他走出银闸口转东往红楼。一年四季是粗蓝布长衫不新奇,新奇的是青布圆口鞋竟是家做的。我们向来不同他打招呼,因为确知他必看不见(高度近视),而且心里一定正想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即使视力不坏也不会看。上课也是这样,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他花白头发,小个头儿。学问却既丰富又实在,所以还是合于一个“朴”字。他是明清史专家,我选他一年课,就是明清史。他的大成就是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这说得也许真就不过分,比如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隐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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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钱先生精旧学,却不泥古,《新青年》时期,化名王敬轩,装作泥古,与刘半农演双簧,充当维新旗手的箭靶子,确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直接出面写的文章,也是内容深刻而文笔犀利。总之,在红楼的诸多人物中,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此外还有个常人难及又少为人知的优点,是与熟人交往,总是寓严正于突梯滑稽之中。手头存魏建功先生赠1931年钱先生致魏先生信一封,封皮兼写魏先生夫人王碧书,称王碧书先生,先生二字都加“女”旁;信中提到马四,二字用甲骨体,如画图;末尾署名疑古,二字用金文,也如画图:这是任何时候都乐得游戏一下子,在北大的师辈中可说是只此一家。附带说说,在红楼的诸多国学大师中,钱先生虽不以能书名,字用写经体,变楷为行,却显得刚劲流利,很好看。到解放后的新北大,魏建功先生成为唯一的善书者,字也出于写经体,推想就是取法乎钱先生的。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也要说说美中不足,是以钱先生之才之学,像是应该有大著作传世,可是想想敝箧中,除《说文部首今读》一个小本本以外,竟没有别的,原因为天乎,为人乎?总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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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周先生,字岂明,也写启明,更多署知堂,住新街口南公用库八道湾,自称所居为苦雨斋,或苦茶庵,是红楼内外的有名人物。有名,主要是来于写得多,内容和散文的风格都成家,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可是想介绍他却很难。有一般的难,是广度、深度都非一般,用简明的话说得恰如其分不容易。还有特殊的难,是他生不逢时,就国说,东邻太坏,自己太弱,所托身的北京竟江山易主。异族统治,就更躲不开气节问题。走为上计,可是他没走。中计是闭门喝苦茶,起初也许有此意吧,但终于还是开门,出了山。在他,也许有什么不得已,或竟是有什么理由,但国人(尤其他的旧相知)是不会谅解的。不谅解是一面,但他又像是与王克敏之流不同,不是迎头赶上,而是半推半就,何况他还有五四时期的维新业绩,以及更不容忽视的,上千万字的连文学史家也要刮目相看的著作。太复杂了,且不说评论,如何介绍呢?这个困难,我昔年曾经遇见。那是写《负暄琐话》的时候,多谈北大旧人,装作不见,不成,只好硬着头皮,拼凑一篇《苦雨斋一二》。说一二,表明只是一些琐事。正襟危坐的话也说了三两句,是一反北宋大臣吕端之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可惜。其后,又有人上门求写一篇全面而深入的。我不自量力,就真写了,因为想把存于内心的话全盘托出,就写多了,计比万言书还长,标题为《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困难仍在,如何解决呢?找个立脚点,是人与文,既不可分又可分;或者说,论文和诗的时候,宜于不以人废言。这样,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好话比灶王老爷说得还多,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想到出于他笔下的另一种,没有人注意甚且很少人知道的,像是也值得看看。这说的是挽联,我见过几副,都情挚而语妙,取游山可只爱片石之义,就说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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