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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隅卿，名廉，研究小说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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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联抄完，回头看看，写这位，本想避重就轻，拉扯几句，混过去，没想到字数反而超过前几位。但木既已成舟，也就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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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马先生，字叔平，与马裕藻和马廉是一家，都是宁波人。叔平先生是金石学家，所作曾集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上学时期只知道他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破周宣王猎碣的旧传，为治旧学者所推重。三十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有盗宝的流言离职，马先生继任院长（先为代理），担任此职二十年，据说在维护古物方面贡献不小。他在北大史学系是名誉教授，开“金石学”课，我听了一年。他个头儿在中人以下，装束和举止都整饬，说话慢条斯理，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是出于灵机一动的。对学生虽严肃而和善，所以学生都敬重他。讲课有没有讲义，不记得了；以及我也摸索《金石索》《金石萃编》之类，还买过《陶斋藏石记》，诱因是来自马先生还是来自图书馆，或兼而有之，也说不清楚了。清楚记得的是有那么一次，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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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沈先生字还是兼士，是小学家，在北大国文系任课，讲的是文字学。据说他是宣扬“右文说”的，即主张形声字，声旁兼表义，如“戋”有“小”义，以戋表声之字，如笺、钱、线、盏、浅、残、贱等都有小义。我听过他文字学的课，只记得身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衣服讲究，留背（bēi）头，与孟心史先生比，是个注重外场的人物。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至于都讲了什么，就不记得了。在北大这个圈子里，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推想三沈是亲兄弟，五马是大排行。沈士远，我没见过，也殊少所知。沈尹默先生，我也没见过，却多有所知。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蠖，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的《秋明集》，上下两册，上册收诗，下册收词，可惜为书名所掩，知道的人不多了。沈兼士先生在北大也以善书名，只是因为他的兄长尹默先生，以及也出入红楼的马叙伦先生，造诣太高，这就有如一般高个儿的女士，一旦走入时装模特之群，就欲挣扎也显不出来了。在我的记忆中，沈兼士先生还有个也许值得说说的特点，是“沙滩”地小（只是北池子北口外以东一个直径几十米磨盘状的小圆块）名大（就是不提红楼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许多学术界耆宿在这一带活动，只有他一个人连住所也是大名“沙滩”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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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他在辅仁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到北大是兼课，我听一年，发讲义，名《目录学发微》。他身材中等偏高，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当然穿长袍，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马叙伦相比，还多一顶瓜皮小帽。上课坐着讲，平静地传授知识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至少也是颜习斋和戴东原。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所以有能力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比如至今还记得他有一次讲：“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这就大有说服力。著作不少，贡献大，归道山以后，还由其东床快婿周祖谟先生整理出版《世说新语笺疏》，我觉得这是出自朴学，最靠得住。说起朴学，不禁想到今代盛行的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使人摸不着头脑，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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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钱先生，字宾四，我上学时期，他是红楼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其时大刮《古史辨》之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主旨就是深辨古史。他无锡人，没有多少学历，可是勤读，钻得深，所以能够平步青云，走入红楼，任史学系教授。我选过他的课，也许有两年吧，因为其时我也被考古风刮得东倒西歪。听说他教过中小学，自然讲求过教学方法，因而在课堂上，作风与余嘉锡先生大不同，不是安稳平静，而是常走动，口讲指画，间以嘻笑，显露锋芒。但语音只能南腔而不能北调，北方同学听着就有些费力，比如初上课时常听他说“王五”，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这是说“黄河”。他考史，时时有新说，记得听他讲《楚辞》中地名，说旧时都认为在江南，其实应该在江北，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不过，不管他怎样立异，都举证，总之仍不离汉学传统。七七事变以后，他先到昆明，其后到台湾，高寿，九十余才归道山，不忘故土，遗嘱归葬太湖之滨。在台湾，他讲课之余，仍勤于写作，较著名的有《国史大纲》。是1992年，由《书摘》介绍，我看到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的一节文字，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并说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没有“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不由得大吃一惊。钱先生是治史的，竟连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也视而不见了，难道因爱故土之国之民，就可以不管事实吗？可惜他已作古，我不能质疑。但我还是不能已于言，写了一篇《关于吾师》（刊于《读书》1993年第2期），说了几句不够尊重的话。过些时候，听说钱先生的亲属看了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人各有见，但依照红楼精神，讲理，考虑的只应是“证据”，而不问亲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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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作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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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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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n，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三十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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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小说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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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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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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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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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至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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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士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八十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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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三四十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四十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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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四十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正如我在《诗人南星》（收入《负暄续话》）那篇拙作中所说，他不只用手写诗，还用生活写诗。这是说，他居家过日子，眼不观菜市，足不入厨房，而经常在玉溪生的《无题》诗里睡大觉。如此这般，好不好？由我这俗人看，至少有一点我实在不敢恭维，是最容易丢书，丢他自己的，也丢由我的敝箧中借去的。解放以后，他未宣称焚笔砚而就不再写，推想是由护花恋月变为剑拔弩张，他无此能力。恕我尚可自吹有量材为用的世故，十年浩劫过去，我以鞭促之，介绍他译了三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和辜鸿铭的《清流传》。他小于我两岁，据他的夫人钟香芸女士说，近年来糊涂却在我之上，那么，以余年从事翻译也就困难了吧？这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他不能再写一些三十年代那样美的充满低回情调的诗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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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他字森田，在北大与我同年级，入哲学系。与王造年是同乡，且同族，也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与他的同班何其芳不同，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所研究主要是佛教哲学，尤其因明，像是钻得比别人都深。为利用藏传佛教典籍，大概还是红楼时期吧，他就到沙滩以北不远的嵩祝寺去学藏文。解放以后，多年在民族学院做研究工作，推想“宗因喻”之类的佛教逻辑不合时宜了，就专治藏文，听说除研究什么史之外，还编藏文字典。他身体不健壮，而治学有献身精神，所以如其业师汤用彤先生，很早就白了少年头。入八十年代，他身体更弱，但还是常常由他的女儿搀扶，到图书馆去查什么资料。在我认识的诸多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退一步说，也是只有他能够排在第一位。只是因为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四十年代，我们都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之滨，可以常常见面，其后这样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人沉静温厚，他的夫人是在家乡结合的，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想起当年，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自己的暴躁虚浮之气就可以收敛一些，而今，他已经作古几年，还有谁能够使我自知不足，就是在小字辈面前也不敢夸夸其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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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的“小引”有云：“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次讲演是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先生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的三四月间，邓先生在辅仁念一年级，也就真值得佩服了。在北大，我常听史学系的课，自然不少见到邓先生。他是地道山东人，身材高大，朴实可交。广为人知的是学问，精于宋辽金元史，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宋以来，治辛稼轩词者不少，当推此为压卷之作。近些年在北大，任历史系主任多年，老了，告退，住朗润园，我在北大女儿处寄居时期，由我的前窗可以望见他的后窗。有时见面，大多是在路上，很少是在他家里。他仍健谈，一开口就推心置腹。正义感很强，也就间或有牢骚。耳已不聪，但记性好，有时追述几个时期的北大旧事，还是如数家珍。他有所作，常复印一份给我看。手头还有一篇复印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邓先生口述、苏敏整理的《胡适与北京大学》（解放前夕的一段胡先生任校长，邓先生任校长秘书），文章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入北大任教授起到1949年12月胡先生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五十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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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容许高攀，也可以算作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八十年代中期，我为本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八十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到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越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1994年末，听说他继马珏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士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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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他于1933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七七事变前几天毕业，如果只有在红楼坐完冷板凳才可以称为“老北大”，他就真成为强弩之末。半壁江山沦陷时期，他也奔赴西南，其间曾往印度国际大学，像是住了五年，学会了梵文，同我说，还见过尼赫鲁。胜利以后回北京，不记得以何因缘，我们就熟了。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人少力微，就求他为一臂之助。他真就视人事如己事，不仅参与策划，写文译文，还介绍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教授等著文，以壮声势。他为人爽快，热情，与人交往，够得上肝胆照人。又精力旺盛，外向，学问，多方面，戏曲、小说、语言，都通，还熟悉版本；交往也是，几乎什么样的人都认识，如知名学者之外，还有戏剧演员，以至相声演员如侯宝林等。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使他有获得，就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到北京以外，甚至国境以外；三，他有聚书之癖，这就给他带来诸多方便。说起聚书，他的本领和成就就更使人惊讶。他的住房是先人留下的，在昔日名流聚居的宣南，院子不小，北房五楹，上下两层，楼上都是书，楼下也有一些。书多，见识广，又有侠义之气，所以看见近年不少人制造有关曹雪芹的伪遗物，就举证揭其老底，使稍有考史常识的人为之一快。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只记得一次是到他家里，一次是在香山。最后一次是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就下了车。他是1995年2月去世的，其前我听说他患病，没去看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时想到他的藏书，那么多，其中并有国宝级的《石头记》乾隆己酉抄本（残存一至四十回），如何处理呢？扩大范围说，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会碰到的问题。聚书，因为想读，因为爱。日久天长，数量多了，心情常常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是“己身永宝用”。而实际呢，己身是不能“永”的，所以总会有一天，己身撒手而去，所爱之书却还是立或卧在那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迷，世上千千万万的常人都不过如此；反面的“好事不如无”是悟，吴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吗？但愿他能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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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我同年级。多有向上心，先是写缠缠绵绵的散文，印为《画梦录》，其后又辗转到延安，于是逐渐成为名人，升迁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他，不只一次有同路人（？）之谊，却又疏远得井水不犯河水。早的同路是军训，正好编在一班（班排之班，一班十个人）。他中等身材，白净，连列队持枪也吊儿郎当，表现为不屑的样子，我只好少注目而远之。没想到还有第二次同路，是毕业以后，都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在墙子河畔一年，不记得有什么接触。迎来暑假，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同路，是书教不好，都被辞退。因为没有交往，也就没有对坐作穷途之哭。其后的若干年，我们真就相忘于道术。他高升了，有时还动笔，记得看过他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大（字数多）文，印象呢，意识形态味道浓，也就气盛，心里想，此“长”之所以为“长”。没想去看他，也不敢去看他。又没想到，竟有一次望影的机会，是“大革命”初期，揪斗风吹得正猛的时候，有一天，我以群众身份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兼听批判，场内做喷气式的共十人，其中有他。离得远，看不清，只听见批的话里有“何其臭”云云，不禁想到《枕中记》《续黄粱》一类故事，慨叹人生真如梦也。幸而低头之后总会随来“落实政策”，听说他又起复，任原职，只是可惜，天不假以年，不很久就归于道山。总是头上又有了“长”的帽子，可以安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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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武。他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功课不坏，毕业以后曾到英国留学，据说尤其致力于明史，很有成就。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健壮，双目有神。他住东斋，规定一间屋住两个人，其时我未住学校宿舍，不记得由谁介绍，我把姓名借给他，他就可以独自住一间，以此因缘，我们认识了。且说因缘和合必有后果，1936年我由天津回北京，失业，由他介绍，我给他的同学到进德中学代课，因而与他的这位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李君列五（名曾笃）结识。这又带来后果，是破家之后我又组织一个新家。还是说王崇武，五十年代初他回国，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其时历史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都在红楼以东的东厂胡同（明朝魏忠贤的东厂），我编汉语课本，隔一日到语言研究所去上班，因而又同他见了几次面。谈些旧事，像是还没扔掉“他日相逢下车揖”的古风。其后我不到语言研究所上班，再其后来了整风，人人惶惶不安，也就没有再见面。是五十年代后期，忽然得到个简而又简的消息，他病故了，算了算，年未及知命。什么病呢？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呢？咫尺天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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