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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二，刘半农（名复）病故。与黄晦闻先生相比，刘先生是新人物，又所能和所好都方面广，所以不只在国文系，在全校也是风云人物。他的专门研究是语音，著《四声实验录》，用科学方法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四种声调的所以然，为内外行所钦服。他还写杂文，作打油诗。更出圈的是为赛金花作传，他作古后由其弟子商鸿逵完成出版，名《赛金花本事》。1934年暑假前他提前考试，到绥远去考察语音，因住宿地方不清洁，染上一种病名回归热，回北京，住协和医院，终于不治，于7月14日去世，年才四十有三。说起提前考试，我想到与他的最后一面。是1933年暑后，他开古声律学课，我推想内容一定有些玄妙的，就选了。听课的有十几个人，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除我以外，都是旁听。一年课讲完，因为音律的性质要用高深数学解释，听者都感到茫然。别人无所谓，我则无法隐藏，因为还要考试。想不到得到通知，还要提前考，因为只我一个人，在二楼教授会的里间。题不会是深的，但我还是不能从容地答出来。刘先生谅解，并提醒我怎样做，勉强交了卷。他当场评了七十多分，点头告别，万没想到就不能再见到他。暑后开学后的9月14日，在第二院大讲堂开了追悼会，我当然要参加。上台讲话的不少，挽联更多，挂满四壁。参加的还有个校外名人，赛金花，也送了挽联，说“侬惭江上琵琶”，用白乐天《琵琶行》故事，许死者为知音，总是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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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三，马隅卿（名廉）病故。马先生是专治明清小说戏曲的，在北大讲小说史。他血压高，1935年2月的一天下午上课，以脑溢血突然倒在课堂上，也就没有救过来。学校的教师老老少少，有的难免先西行，可是死于教室，总是太突然，所以就全校都为之一惊。我没听过马先生课，可是知道他在搜集小说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成就之大，觉得像这样的一位，竟至没有认识，总是个不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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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四，孙以悌投海。前面讲过孙以悌。一再讲他，是因为北大虽大，出现这样的奇人也是使人吃惊的，论学问文章，充任文史教授，不只没问题，而且必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呢，强调“应该以众生为念”，即使我们不或不能这样想，听了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可是他就在将毕业之前，先则焚稿，继则出走，终于人不见了，轮船上剩有他的行李。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跳入渤海。噩耗与他的一部分著作（《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三统术便蒙》等）为人所知，学校的平静空气立即动荡起来。对于他的轻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殊途同归，都觉得太可惜了。这种惋惜的心情促成暑后的追悼会，出席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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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五，浴室坍塌，一死一伤。红楼后面偏西有两三间平房，为男生浴室。1933年或1934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红楼某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轰隆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课以后才知道是浴室房顶塌下，室内有两个学生洗澡，一死一伤。死者是江南人，听说学校已经去电报通知家属。这意外事故使男性学生都有些后怕，所以也就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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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六，天津女吊。大概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忽然传来消息，西斋有个女的夜里吊死了。许多人去看，我也好奇，随着去看。在西斋最北一排的空房里，因为等待法医检验，人还吊着。是个年轻女子，闭目，面色惨白。我只是眼一扫就赶紧回来，但也后悔到那里去看，因为连续几天，那悲惨的景象总在眼前晃动。出事之后不久就得知内情，这个女子是天津来的，与住在西斋的北大学生葛志成（？）有恋爱关系，女方痴情，也许男方真就负了心吧，女方绝望了，就寻了短见。人命关天，葛因此被判徒刑，据说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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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件大事，南下示威。我1931年暑中考入北大，照例于9月初开始上课，只是十天八天就九一八事变，日军于沈阳发动侵略，中国军队不抵抗，眼看东北就陷入敌人之手。全国民心愤激，北大当然更不例外。大概是10月中或后半吧，由什么人发起（只说现象，因为内情如何，只有局内人知道），全体学生在第三院体育馆集会，讨论救国之策。北大一向以自由散漫著名，集会，都踊跃参加的事是没有的，这一次虽然仍旧贯，出席的人却相当多，总不少于多半。有人上台讲话，可不在话下，然后是讨论如何行动。有人提议到南京去请愿，即要求抗战，眼看就通过了，忽然有人（记得在台下正中）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该向它请愿，应该示威。”接着是很多人喊“对”，没有不同意见，通过。其后是有人带头或负责，组成“南下示威团”。如何参加，如何编队，何时起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参加的有二百多人，我熟识的只有同屋陈虞朴。我参加，还包含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推想陈虞朴也是如此，我们一路就相依为命，同吃同坐；有所疑，共同研究，两个人的主意比一个人的多一倍，也就可以换得安慰。沿路有人照料，或说指挥，用后来的语言说，这是组织，我们应该依靠它。出发之时，听说学校已经向南京打了招呼，让北大的旧人，如蔡元培、陈大齐等，关照我们。显然，这也就通知了南京当局，北大去了一群学生，要向不抵抗的政府示威。一路平平静静，初次经过济南、徐州等地，感到新奇，也就兴奋。车终于到了浦口，轮渡过江，水大，更是见所未见。到下关，不久进了南京城。果然有人关照，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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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休整，我和陈虞朴借机，游了近处的台城和鸡鸣寺。听说有人来劝导，不要上街示威，并说救国大计，中央自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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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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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糊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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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天津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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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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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八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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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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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薪金，要工作。8月底或9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的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明其究竟。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就还是从心所欲。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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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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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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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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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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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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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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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底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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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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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三十年代后期起，到五十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五十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九十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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