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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二,刘半农(名复)病故。与黄晦闻先生相比,刘先生是新人物,又所能和所好都方面广,所以不只在国文系,在全校也是风云人物。他的专门研究是语音,著《四声实验录》,用科学方法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四种声调的所以然,为内外行所钦服。他还写杂文,作打油诗。更出圈的是为赛金花作传,他作古后由其弟子商鸿逵完成出版,名《赛金花本事》。1934年暑假前他提前考试,到绥远去考察语音,因住宿地方不清洁,染上一种病名回归热,回北京,住协和医院,终于不治,于7月14日去世,年才四十有三。说起提前考试,我想到与他的最后一面。是1933年暑后,他开古声律学课,我推想内容一定有些玄妙的,就选了。听课的有十几个人,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除我以外,都是旁听。一年课讲完,因为音律的性质要用高深数学解释,听者都感到茫然。别人无所谓,我则无法隐藏,因为还要考试。想不到得到通知,还要提前考,因为只我一个人,在二楼教授会的里间。题不会是深的,但我还是不能从容地答出来。刘先生谅解,并提醒我怎样做,勉强交了卷。他当场评了七十多分,点头告别,万没想到就不能再见到他。暑后开学后的9月14日,在第二院大讲堂开了追悼会,我当然要参加。上台讲话的不少,挽联更多,挂满四壁。参加的还有个校外名人,赛金花,也送了挽联,说“侬惭江上琵琶”,用白乐天《琵琶行》故事,许死者为知音,总是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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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三,马隅卿(名廉)病故。马先生是专治明清小说戏曲的,在北大讲小说史。他血压高,1935年2月的一天下午上课,以脑溢血突然倒在课堂上,也就没有救过来。学校的教师老老少少,有的难免先西行,可是死于教室,总是太突然,所以就全校都为之一惊。我没听过马先生课,可是知道他在搜集小说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成就之大,觉得像这样的一位,竟至没有认识,总是个不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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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四,孙以悌投海。前面讲过孙以悌。一再讲他,是因为北大虽大,出现这样的奇人也是使人吃惊的,论学问文章,充任文史教授,不只没问题,而且必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呢,强调“应该以众生为念”,即使我们不或不能这样想,听了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可是他就在将毕业之前,先则焚稿,继则出走,终于人不见了,轮船上剩有他的行李。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跳入渤海。噩耗与他的一部分著作(《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三统术便蒙》等)为人所知,学校的平静空气立即动荡起来。对于他的轻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殊途同归,都觉得太可惜了。这种惋惜的心情促成暑后的追悼会,出席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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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五,浴室坍塌,一死一伤。红楼后面偏西有两三间平房,为男生浴室。1933年或1934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红楼某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轰隆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课以后才知道是浴室房顶塌下,室内有两个学生洗澡,一死一伤。死者是江南人,听说学校已经去电报通知家属。这意外事故使男性学生都有些后怕,所以也就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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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六,天津女吊。大概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忽然传来消息,西斋有个女的夜里吊死了。许多人去看,我也好奇,随着去看。在西斋最北一排的空房里,因为等待法医检验,人还吊着。是个年轻女子,闭目,面色惨白。我只是眼一扫就赶紧回来,但也后悔到那里去看,因为连续几天,那悲惨的景象总在眼前晃动。出事之后不久就得知内情,这个女子是天津来的,与住在西斋的北大学生葛志成(?)有恋爱关系,女方痴情,也许男方真就负了心吧,女方绝望了,就寻了短见。人命关天,葛因此被判徒刑,据说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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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件大事,南下示威。我1931年暑中考入北大,照例于9月初开始上课,只是十天八天就九一八事变,日军于沈阳发动侵略,中国军队不抵抗,眼看东北就陷入敌人之手。全国民心愤激,北大当然更不例外。大概是10月中或后半吧,由什么人发起(只说现象,因为内情如何,只有局内人知道),全体学生在第三院体育馆集会,讨论救国之策。北大一向以自由散漫著名,集会,都踊跃参加的事是没有的,这一次虽然仍旧贯,出席的人却相当多,总不少于多半。有人上台讲话,可不在话下,然后是讨论如何行动。有人提议到南京去请愿,即要求抗战,眼看就通过了,忽然有人(记得在台下正中)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该向它请愿,应该示威。”接着是很多人喊“对”,没有不同意见,通过。其后是有人带头或负责,组成“南下示威团”。如何参加,如何编队,何时起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参加的有二百多人,我熟识的只有同屋陈虞朴。我参加,还包含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推想陈虞朴也是如此,我们一路就相依为命,同吃同坐;有所疑,共同研究,两个人的主意比一个人的多一倍,也就可以换得安慰。沿路有人照料,或说指挥,用后来的语言说,这是组织,我们应该依靠它。出发之时,听说学校已经向南京打了招呼,让北大的旧人,如蔡元培、陈大齐等,关照我们。显然,这也就通知了南京当局,北大去了一群学生,要向不抵抗的政府示威。一路平平静静,初次经过济南、徐州等地,感到新奇,也就兴奋。车终于到了浦口,轮渡过江,水大,更是见所未见。到下关,不久进了南京城。果然有人关照,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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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休整,我和陈虞朴借机,游了近处的台城和鸡鸣寺。听说有人来劝导,不要上街示威,并说救国大计,中央自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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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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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糊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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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天津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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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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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八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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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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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薪金,要工作。8月底或9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的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明其究竟。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就还是从心所欲。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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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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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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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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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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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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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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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底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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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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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三十年代后期起,到五十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五十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九十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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