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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薪金，要工作。8月底或9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的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明其究竟。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就还是从心所欲。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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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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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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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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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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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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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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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底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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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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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三十年代后期起，到五十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五十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九十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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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是毕奂午兄，也是由这条路认识的。他怎么样进的南开中学，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教国文，其时已经是新文学（诗、散文）的作家。物以类聚，常跟他在一起的是何其芳，因而我也就感到道不同而远之。1936年夏，何其芳去而毕奂午留，我与他们二位就都互不相知了。想不到一年之后来了七七事变，南开中学停顿，毕奂午兄也回到北京。记得是以韩文佑兄为中介，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他为人有风趣，目光锐敏，能够看到冠冕严正的背后一面，所以出语常常冷隽而引人发笑。但他对于友人则宽厚热情，其时正是我食无鱼、出无车的时候，他却愿意与我结伴，踏长街，看世相，饿了，罄口袋中所有，吃半斤天福号酱肘子。抗战胜利之后，或解放之后，见不到他了，连音信也没有。直到八十年代，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夫人赵岚也随着。恢复通信，还是他那优美散文的风格。只是手懒了，常是该有信而没有信，所以我写信变了上款，称之为“懒汉懒婆”。这也是鞭子，常常就见效，换来藏有高见的信，如有一次说：“你想得点新意，最好是看旧书。”就很妙，值得立即照办。他生于北地，住武汉，夏天是难挨的，但愿他还有些储蓄，能够安一个空调，哪怕是国产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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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加说一位，是其时念高中，听我口讲、看我指画的黄宗江。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他聪慧，文章写得好。也许当众表扬过吧，他也记得我。1936年夏未告而别之后，他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名声逐渐加大，我不能不耳有所闻。一晃四十年过去，到1987年9月，在祝顾随先生九十冥寿的会上，我又看见他。他的聪慧不减当年，我同他打招呼，他一张口就说出我是某某老师。以后我们交往不少，我的大举是为他写了一篇《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用他的话说，是作为尊师的纪念。尊，还有不少是他主动我点头受之的，如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现其妻子，每年五四北大校庆，他参加，必顺路来看我，并放下一瓶名酒，等等都是。旧人新物入室，也是人生的一种大获得，执果求因，也不能不感谢六十年前的天津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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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完了，忽然想到，有一件事是关于天的，也可以说说，因为同样是在天津一年之内。那是1936年1月22日的后半夜，住在西楼的有些人冻醒了。以为是楼道的炉火灭了，问工友，依然烧得很旺。挨到上午才明白，是气温降到零下24摄氏度，比往常的最低温度低四五度，墙就无力抵抗了。这样连续三天，结果是三不管儿陋巷冻死人不少，暖棚失火，烧死一百多人，渤海水面结冰，有些轮船被困在海上。过了许多年，看一篇谈气象的文章，举华北地区温度的最低记录，日期正是这几天。人一生的经历有多种“最”，关于“人”的难定，有的还不好说，姑且抓个天象的一最存案，聊备一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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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保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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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回到北京，裘敝还乡，也不能不看看亲友。学剧作家之写剧本，人事千头万绪，只推出与下一场有关系的。且说知道我失业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北大史学系毕业的王崇武，他有个中学同学，较早毕业于师大国文系的李列五（名曾笃，河北省容城县人），在北京私立进德中学教国文，因家务事与本村某人有纠纷，已诉诸法律，须到保定法院去打官司，至开学时不能来京授课，要找人代。显然，介绍我去代就两全其美。语云，饥者易为食，三言两语之后，我就走马上任。进德中学在鼓楼东后鼓楼苑，在私立中学中规模、地位、名声都勉强可入中等，校长朱毅深，人瘦小，面微麻，却通达敞快，谈得来。记得上课已经超过半个月，我接到北大同班同学李耀宗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来的一封信，说保定私立育德中学缺个教初中的国文教师，请他介绍人，问我去不去。北京与保定之间，当然以不离开北京为顺心，于是“一思”之后，记得是一天上午，发一封平信，说不想去。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再思”之后，觉得还是以离开北京为是（原因留到下一个题目说），于是又补一封信，挂号寄出，说决定前往，那封平信不算了。这之后，找进德中学朱校长办了辞谢手续，整理衣物，存同学处一部分，形只影单而东西不少，西南行，还是教不愿教的国文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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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旧为府，城比一般县城大，育德中学在西门外，出西门，走一段路（通往火车站的路），转南一条小街名金台驿（？），进北口不很远，学校在路西。规模不小，校史也不短，所以名气相当大。校长郝仲青（名卓）是学界的老人物，为人严正练达，朴实，认真负责，全校师生为其作风所化，因而入校门就会感到秩序好，人人都努力，求向上。我到校之后，李耀宗毕业于这个学校，与学校的许多人都熟，赶来关照，把我安置在靠西部的一排坐北向南两层楼的教师宿舍楼上靠西端的一间。教初中两班，上课，改文，海内同风，教法没有特殊要求，所以负担像是比天津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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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平平，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说生活情况的其他部分。先说游。与天津比，保定多有古气，所以可游之地，有的比天津的洋公园远为有意思。这指的是莲池，在西街以南督署街路南。面积不很大，布局却有思致，曲栏池水，堂室错落，使人有旷远多变之感。园在清代是书院，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挚甫（名汝纶）曾任山长。还可以欣赏其流风遗韵，如游廊壁上嵌有不少石刻，展厅里悬有不少名画，一般公园里就见不到。第一次入内看，印象至今还清楚的，有一副木刻的对联，邓石如所书，联语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草体，笔画龙飞凤舞，真可以说是见所未见。又一件是摆在展厅一端的一个龟甲，长二尺以上。旁边有个说明，是前若干年，传说城南大清河中某处有深潭，为龟巢，人不慎，在水中走近了，就会被龟曳入巢中吃掉。某年（估计是民初），驻军一旅长的儿子下河游水，近深潭，果然就失踪了。旅长有武力，当然要报仇，于是用小炮对准深潭打，几发之后，居然浮出一个大龟，已经丧命，因为物罕见，事也罕见，就陈列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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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有一段紧靠南城墙，辟为城南人民公园，也可以游。水由西向东缓缓流，果然很清。岸上有宽阔的空地，树不少，与莲池比，多有野趣。水流到城东，有码头，我也到过。船不少，搭乘下行，可以到白洋淀、胜芳和杨柳青。几个地方都是北地的水乡，风景好，人秀丽，总想得机会沿途去看看，至今也没有如愿。时乎时乎不再来，听说千里同风，也都现代化了，那村头渔网，桥畔罗裙，也就不再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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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还有市井的。由城中心北行，有个城隍庙，性质同于北京的天桥，如果也不弃下里巴人，就可以进去，看看各种杂耍，如果更下，如今日有些所谓作家之走火入魔，也可以破费一角两角，算算流年，批批八字。可惜我多疑少信，所以走到门口，总是望望然去之。何以还要到门口？是因为东行数十步转南有一条窄小的街名紫河套，是旧书旧字画的集中地，旧习难改，愿意常去看看。街不长，两旁的铺面破破烂烂，货不多，同样是破破烂烂。但正如佳人之喜欢游服装店，我是并不因残旧而兴趣少减。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买一点点。记得书曾买《徐氏三种》（三百千加注），画曾买王莲心（名宸，清朝乾嘉时期画家，居小四王之首）的山水屏。书毁于七七战火；画带回北京，之后看多了，知道是伪品，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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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还有远途的，是1937年春天，清明节后，学校组织往易县去看西陵。坐火车北行到高碑店，换车西行到梁各庄。也许在那里住一夜吧，那就第二天入山，游西陵。地势不像东陵那样空旷，树多，苍松翠柏包围着几处陵墓，像是兼有园林之美。是否看到易水，不记得了，但脚踏的是易县，也就不能不想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事迹。易县产一种绿色的石砚，我早有所闻，路上注意找，未见有卖的。原路回保定，遇见凄风冷雨，至今还记得，恨不得立时钻入某间屋，围着火炉暖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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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完，转为说口腹之欲。上面说保定多有古气，因而也就会反映到食品方面，老字号，有些品种，不离家常而味道好。城中心稍偏西路南有个商场，很像北京的东安市场，名马号，里面有些饭馆。一个最有名的是白运章，回教，卖蒸包子（饺子形），保定人呼为白运章包子，都爱吃，价不贵。我当然要尝尝，羊肉馅，肉多而肥，如天津包子之油腻，只能说是各有所好吧。我喜欢吃的是一种名为饸饹条的，用荞麦面掺白面，放在有漏孔的饸饹床子上压成条，或炒，或用炸酱拌，味道很美。据说城中心穿行楼附近有一家名藤萝春（？），以卖饸饹条出名，我未去品尝，我吃，是就近往马号内的两益馆。是1956年的春天，我与同事郭翼舟兄结伴，为考察教材使用情况又到保定，当然想重温吃美味之梦，去找，连卖的店铺也没有了。以上说的是就餐，还有买回家吃的两种名产，店铺名马家老鸡铺和槐茂，也要说说。马家老鸡铺在督署街偏东路南，回教，门面不大，自产的鸡（忘记制法）和酱牛肉、酱牛杂碎很有名，物美价廉，物美不好说，价廉则好说，酱牛肉是两角五分一斤，酱牛杂碎是两角一斤，我在拙作《物价》（收入《负暄续话》）一文中曾谈及，心情是逝者真就一去不复返了。槐茂是个酱菜铺，在西街偏东路北，以店铺门口有一棵古槐而得名。所制酱八宝菜，用篓装，远销外地。只是我吃过，觉得偏于咸，不如北京后门桥大葫芦的小甜酱萝卜。此外，保定的名吃还有二道口子（西门内路南第二条街的街口，记得在路东）的罩火烧，我路过，看是用深锅煮猪肠子之类，锅边煮火烧，没有兴趣尝，以致交一臂而失之。由名吃又想到保定的名产，当地谚语说的，保定倒有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雪里蕻）。三种我都尝试过，果然名不虚传。春不老比北京街头卖的几乎长一倍，却比北京的嫩。甜面酱，天津也习惯吃（北京习惯吃用黄豆做的，名黄酱），味道确是不如保定产的。铁球的用途是锻炼手力，一般是一只手揉两个。保定用手工做，球内装大小不等的一个小球，揉时可以发出不同的金属的清脆声音。我手头还有一对中号或小号的，为一个学生所赠，近年恢复大量生产，改为用机器，手工让位，我这一对也就成为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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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一年所经历，或说所得，还有一桩必须表一表的，是学开汽车。是到校之后不很久，学校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个人，还带来一辆旧轿车，说办汽车训练班，时间用下午下课后，一周三次（？），三个月毕业，学费若干，教师参加，学校代交。其时我行有余力，又考虑生活技能，可以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还有，学会了，在大路上奔驰，也会比坐教室有意思，就参加了。教师男性，三十多岁，细高个子，精明和气。先入课堂，听讲机件之理，接着跳过学修理，就上车手握方向盘，学开。大部分时间是在操场，接近末尾到城外的公路上，都是由停到动，跑一段路，停止。考核，我的体会，重点是手脚的应变能力，要求速度快而不生硬。据教师非正式评定，我竟考了第一。如果教师的评定不错，我不拿方向盘，而走眼看书、手拿笔的路，也许是最大的失策吧？可怜的补救之道是这里记一笔，以期我的相知以及未谋面的相知都能知道，我年轻时候，是也曾有到阳关大道上驰骋的大志的，有志而事未竟成，终于不得不局促于书桌前，涂涂抹抹，乃“天也”，“非战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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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人。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名泰）。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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