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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六十年，这样的婚事，该是合于理想了吧？像是也不好这样说，因为，仍用上面说过的理论衡量，我们并未始于浪漫主义。她的感情以及表现是旧时代的，嫁谁，护着谁，甚至舍己，却并不火热到总想抱住卿卿我我。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就没有感到过有这样的火热。合于理想，要是情人变为夫妻，或情人变为夫妻和情人的混合，而我们，只是夫妻，纵使是能够唱随的夫妻。但我们也有所得，是就不会有火热的衰退，由积极方面说是宁静，比喻为春秋两季，虽不热，也不冷。有人也许认为，与动荡不安（轻如怨恨，重如分离）相比，这宁静是较可取的。如果竟是这样，就等于承认，在婚事的大伦方面，旧的也不是毫无足取。用妇女的眼看，这大有男本位之嫌，也是一种落后吧？真是一笔糊涂账，留给电子计算机的专家去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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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我清清楚楚，用不着别人去算的，是她的为人，也想说说。先说可以为训的一面。其一是宽厚，总是以善意对人。外人的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关系远近，交往多少，都说没见过这样好的，待人总是那样和气，那样热情，见着高兴，离开就想，长时期不见，再见到就掉眼泪。也确是这样，比如现在，我们老了，却还能吃能喝，几个昔年常聚会的朋友则都已先后下世，因而周末或星期日就经常门庭寂然，她常常想到他们，就说：“那时候多好，平弟，他刘大伯，老李，星期日就来吃饭。现在没有人来了！”她退而取其次，是有生客来访，尤其是女性，带着孩子，她就热情招待，拿吃的，泡茶，陪着拉家常，人家告辞，她诚心留，表现为舍不得。对我当然也是这样，或更是这样。我缺点很多，她像是视而不见；见，也决不向她的亲属说。我的生活习惯，推想有的她未必同意，但她还是表现为赞同，比如现在还摆在案头的乾隆时期砚山，是四十年代难得温饱的时候，我在一个挂货屋子见到，定价十二元，没舍得买，回家同她说，她劝我最好还是买了，不然会后悔，才壮了胆，忍痛买回来的。对我，她总是这样克己，吃穿等小事，她主持，让我占先；我有时任性，触犯了她，她也会不痛快，但一会儿就若无其事，她说她向来不记仇。她也有所记，是怀念旧事，她现在老了，日常无事可做就翻腾她那十几本相册，对着一些人的昔年的留影出神。其二是脾气好。这与她的宽厚有关，但她是好得稀有，所以值得单提出来说说。这也容易说明，是除了对我，有时候争吵几句以外，一生没有跟谁说过带怒气的话。她不是不骂人，是“不会”骂人。这一点，她自己也明白，所以有时谈及自己的脾气，就说：“李大姑娘故意把水泼在我门口，我绕着走，也不说话。”绕着走是能忍，但能忍也是稀有，要列为其三，也加重说说。她出身世家，而且是闺秀，嫁我以前，没进过厨房，没到商店买过东西。出来以后，用小煤火炉做饭，要买这个买那个，干这个干那个，“是可忍也”；难忍的是到了北京，七七事变以后，立刻就没饭吃，秋风乍起，连夹衣也没有。我观察，她真的是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悔和怨的样子。这样的坚忍地面对穷困的态度，她是整整维持了四十年。其中还有五十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每月只领十几元生活费，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卖家中旧物，换柴米。我是穷小子出身，出头露面卖破烂，也会很为难，她当然更是这样，可是她没有表示为难，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里去了。还可以加说个其四，是她淡泊，不见势和利眼开。她的亲属有经商（自然就难免加点欺骗）发了财的，她每次谈到就表示厌烦，而对于我的一些存书则爱护备至，所以有时我想，如果有掉书袋的机缘，我就有资格大写其“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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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不足为训的一面。其一是能力低微。说这一点，有轻视她的嫌疑，但既是事实，也就只好说。有的人，如我曾与之结邻的北大物理系李守中，虽下肢残疾而多能，在汉中参加乒乓球赛，他能打败许多健壮的高手，取得冠军；夏天，厕所顶部（老房子，很高）铁管滴水，他能悬起一块塑料布遮挡，我始终想不明白他是怎么上去的。我的这一位是正好相反，比如室内的电灯泡坏了，买个新的，她是必不能换旧为新。总的说，除了幼年在家乡学的一点点技能以外，一切生疏的，她是既不会做，又不想做。做，也是慢条斯理，不想快，想也快不了。我有时起急，甚至想到天之生材，——后天的力量也许同样不小吧？总之，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她是没有自立的能力，更不要说走出家门，创点什么业的能力。其二是，也许正是由于能力低微，她就谨小退缩，除了每天常规的作息以外，她是什么也不敢做。大事，听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或徐敬业提笔写檄文，她怕；小事，比如我登桌子换个电灯管，她也怕。她自己的事更是这样，只举两件为例。她识字，估计也未必不能写，可是有时我们不在一地，我写信，她不写，不是无话可说，是怕写不好。又，为了节省她缝缝连连的精力，六十年代初买了缝纫机，于今三十年过了，她没试用过一次，起初我还劝她学，她说：“我学那个干什么！”我知道这是怕，变为不怕是不可能的，也就听任缝纫机占一块有用之地，作闲居之赋了。其三，她还有个我始终不明白其来源和用意的奇怪习惯，是藏物（包括废品）而不用，我多次表示反对也不能改。先说可用的，比如为了轻暖，买个毛毯，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箱子，我问，她就说：“有被子，用不着。”又如亲友送点食品，不是必须立刻下咽的，也是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缸，时光不停，经过夏季，必是生很多虫子，发现，扔到垃圾堆上。还有不可用的，是新务虚风制造的各种商品的外面光的包装，实为废品，她也惯于藏，于是已患地少人多的住屋，此角落或彼角落，就挤满这样的外面光。你据理说这些都是无用之物，以请出去为是吗？她只顾舍不得之情而看不见理，且夫情，坚固工事也，难于攻破，我也就只好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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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为训加不足为训，为这样的婚事定等级之性就不难了，是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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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说完，还想依制义旧规，说几句因“观我生”而来的感慨。共有三点。其一，单说常人常态，有生以后，都不得不面对饮食和男女两方面的问题，我的体会，男女问题比饮食问题远为难解决。人人有理想或幻想，而你能抓到的只是现实，而现实是经常与理想或幻想有或大（多见）或小（少见）的距离的，就是说，你总不能想什么有什么。其二，想而有，靠机遇，想而没有，也靠机遇，而机遇，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走火入魔者认为可求助于《易经》或什么瞎子，可不管），我们想到它，也只能仰天太息而已。其三，万不得已，还要反求诸己，用东方哲人惯用的内功，即必要时候，对人不求全责备，自己“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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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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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来自《礼记·檀弓下》：“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据传子路是重视孝道的，只是因为贫（今曰穷），父母在世，就不能给弄些顺口的吃，去世，就不能备好棺好椁，所以说了这句伤心的话。我这里借用开头一句，是想讲养生，养生所养，可以包括双亲，但依今代的世风，排在前面的应该是妻子和己身。而孝亲换为养生，这因贫而来的“伤哉”就要升级，以“无以为养”为例，情况就不仅是没有顺口的可吃，而可能是没有吃的，所谓啼饥号寒是也。题目后面还有个序码，也要解释一下，是这样的伤哉不只一次，而记忆像是有意捣乱，每次的影子都很清晰，依写此书有影则留之理，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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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的（一）是指七七事变之后的一段。事变是意外。意内是怀揣暑假的工资，带着新伴，到北京住一个多月，会会朋友，逛逛公园和市场，吃吃小馆，买点东西，钱差不多用尽，回保定，领开学后的工资，照旧规程活下去。意外有大力，没有几天就把意内打得粉碎。保定回不去了，开学之后的工资就成为泡影，显然，仅有的一点钱就花一个少一个。钱用尽，人还活着，就仍然要吃，要穿，要住。单说穿，因为意内的算盘是炎夏来、炎夏返，带的衣服就只是几件单的，夏天过去怎么办？即使夏天过去，还有个必须花钱的不能算小的事，是妻怀孕，估计产期在九十月之间。这种种困难使我不得不扔掉逃出沦陷区的理想，死心塌地面对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如何能够弄到钱。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上策是找个职业，此路不通就只能借。国土沦陷，社会不安定，人心惶惶，找职业当然不容易。借呢？能够张口提钱的只有很少几个旧同学，其中没有一个富户，再有，借了，语云，好借好还，怎么能够偿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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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无用，仍须一日三餐，就只好叩多处熟人之门，借。门多，量却不能多，记得最多十块八块，通常是三块两块，还可以少到三角五角。终于迎来九月下旬，妻临产，入了麒麟碑胡同助产医院。必须当日交费，通知住得近并交谊深的李九魁同学。幸而他还有职业，在育英中学教书，但手头也紧，只好转借，也许还进当铺当一些东西吧，总算把住院生产的事办了。出院，多一个女儿，吃饭、穿衣问题就更不容易解决，职业无着落，生路还是只有一条，借。后话提前说，这些债，其后有了个职业，并拼命写文章换稿酬，都还了。只是有一笔，现洋十元，是北大同学卢玉泉的弟弟卢玉柱由家乡来，经我介绍住在同院西房，我向他借的。他不久离开到天津去，当时无力还，说将来再会面时偿还，没想到以后断了音信，就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他。其后听某一同学说，卢玉泉家是大地主，经过什么变乱，卢玉泉惨死在村外的大树下。卢玉柱呢？能够平安过来吗？无论如何，为饥寒而用了他为数不少的钱，今生未能偿还，总是难忘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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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九月初，李九魁同学有个熟人郑双鸾（男），在南长街织女桥杨宅有个教家馆的位置，他决定远行，找人继续，李九魁推荐我去。杨家是高阳的布商，大资本家，据说单是银号（小型的银行）就有几处，分布在南北各地。家馆是陪着少爷、小姐读书，名义是老师，北京有个描述大宅门的谚语，是“天棚（夏天院内搭的席棚）鱼缸石榴树，老师肥狗胖丫头”，显然，这是与肥狗和胖丫头并列，为富人装点门面的，至少是在一般人的眼里，地位与上讲堂口讲指画有别。去不去呢？两种相反的力量在打拉锯之仗。一种是由《高士传》一类书里来的思想意识，为富人去哄孩子？太难堪了，不能去。另一种是由无衣无食来的现实困难，去，终归能够有些收入，困难就可以少一些吧？两种考虑碰了头，不知道应该说是可悲还是可喜，这《高士传》思想就败下阵去，为了一个月能够有一些固定收入，我决定去排队，在肥狗胖丫头之前，或竟是在之后。这决定使我于小的金钱收入之外，还有大的领悟世道或人道方面的获得，是“能活”与“理想”间，如果如孟子所说“二者不可得兼”，至少是常人（包括我），一定是舍理想而取能活吧？其实也许不只是常人，即如陶渊明，如果归去来兮之后没有将芜的田园，他还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惜不能起诸九泉而问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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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去排队之后，立即付诸实行，先是由郑君带着，登富人之门，与主人会面，说说上课时间，辅导什么课，有几名学生，接着就独自前往，辅导开始。织女桥是南长街南口内不很远向西的一条小街，杨宅坐北向南，记得门前有个小河沟，其上真有个小桥。馆在门内往东的南房，学生二人，一男，是女家主的幼子，一女，是女家主的外孙，其后又增加一女，也是女家主的外孙，都在上中学。上课，师生围桌而坐，主要是温习学校讲的课，有疑难，问，我要讲解，帮助解决。正如一切上中学的学生一样，女生安静，功课好，男生就差些。幸而礼貌方面都还过得去。一次上课两小时，记不清一周是三次还是四次，月工资二十五元。路不太远，也不很近，往，要由沙滩西行，穿过神武门、景山之间，到北长街北口，一直南行，返，方向正好相反。随身带个书包，也是郑君传下来的，破旧，却是真牛皮，里面装的是中学课本，都是自己没兴趣看的。但也得看，因为要装作比学生高明。所苦是多种课，并不都比学生高明，尤其数理化，是远不如学生高明。考虑到情，考虑到义，我都应该辞谢，可是考虑到每月的二十五元，以及二十五元能够换来的东西，或说许多安慰，我只得隐忍，仍然提着破书包，奔走于沙滩与南长街之间。诉苦太多了，改为说安慰。记得是事变之后不很久，和培元走了，其夫人陈玫无依无靠，也迁到我住的这个院落来，住北房西间。她也怀孕，估计到冬季生产，远，有燕京大学校友会关照，不经常，我近，就只好把日常生活的担子担起来。记得不只一次，我回来晚，已经是晚饭之后，她和我的新伴还在等待我书包中的贴饼子，如果这一天正好拿到那二十五元，书包里的食品就可以改善，至少是白面花卷吧，大家就可以面带笑容围桌而坐，饱餐一顿。我还有独享其乐的时候，是领到钱，返途，到南北长街之间折向东，走中山公园和太庙后身，穿过午门前，到东安门大街西口内路北义聚成大酒缸，喝二两酒，吃两碗刀削面，然后往东安市场逛书摊。书摊卖旧书，那年头儿旧书来路多，因而常常，用毛八分就可以换得一本既罕见又自己喜欢的。我去逛，是希望又碰到这样的机会，而天佑下民，有时就真能捞到一两本，带着笑容走回无衣无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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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天无绝人之路，1937年度过，迎来又一个春天，我终于有了个职业（另一篇说），又以想不到的机缘，认识一两位编报刊的，于是两厢情愿，就写了些不痛不痒的小文，也就换来一些稿酬。已知数加未知数，每月总不少于七十元之数吧，也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延迟到夏天，把家馆辞了。辞去家馆，减去心情方面不少负担。有没有什么留恋？应该说也有。其一是那个女生杨淑灵，安静聪慧，功课好，推想必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含而不露，这善意是可感激的。其时她年十五六，如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她也是古稀以上的人了，真想再见她一面。其二是那个破旧牛皮书包，不记得什么时候被清出去。现在想，不保留是错了。应该保留，并悬之壁间，以期朝夕面对，我轻则能够不忘贫困，重则能够更深入地思考人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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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完，连带还有一些感慨，也想说说。计可以说三种。其一是人生大不易，人人都希望平安幸福，可是或天灾（广如水旱，狭如疾病），或人祸（广如战争、运动，狭如抢劫、偷盗），常常使你不能平安幸福。我这一次的伤哉贫也是来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越过国界的人祸。就我自己说，一生多次的伤哉贫也，几乎都是来自人祸。往者已矣，来者呢，能根除吗？理论上可能，实际总是太难了。我有时想到这类问题，就禁不住默诵《尚书·大禹谟》中那句话，是“人心惟危”，而自己也是人，怎么对待？只能长叹气而已。其二，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引桓温一句话，是“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我多次穷困，至于缺衣少食，就颇想套用这位桓大司马的话，说“人不可无钱”。可是这样的话之后，问题会跑来一大堆。只说两种，是如何求得和如何使用。先说势，有很多是由诛除异己来，既来之，只是驾御孟嘉是小节，通常是必扩张，以致堂上一呼，全民战栗，那就不如没有的好。钱也是这样，为求得而不择手段，以至由欺骗起，上升为偷盗、抢劫、卖权等等，然后是既得之，就用钱换自己喜爱的一切，更以至损害别人的安全幸福而不顾，也就成为还是仅能维持温饱的好。单说钱，情况这样缠夹，要如何“允执厥中”呢？似乎应该换为这样说：人不可无钱，却又不可有过多的钱。其三，关于钱，我之所患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以致除了多次缺衣少食之外，还遗留个精神方面的创伤，是想到穷困就心惊胆战。表现为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有没饭吃之梦。且夫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解释，就是懦夫，大白天也可以逞英雄，及至入夜就露了馅，承认鸡肋不足以当君拳了。我之梦常常是失业，随着就囊内空空，纵使“女曰鸡鸣”，确知是个梦，终归心里很别扭。有病要治，于是想到韩文公的《送穷文》，照方吃药，写了一篇《穷之梦》，恭送诸某日报，刊出，希望生讨伐之效，连夜里也不再伤哉。真就如愿了吗？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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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又一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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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终于有了个职业；这职业在一座楼之内，这楼也是红颜色。不兜圈子说是鼓楼，昔年日暮之时要在上面击鼓的。依中国筑城的旧规，鼓楼应该在城中心，可是这个鼓楼不然。距北城墙很近，距（内城）南城墙很远，不在城中心是明显的；距东城墙近些，距西城墙远些，不在城中心不明显，却是可以量出来的。这情况有历史的原因，是元大都城北面比现在（明清的）大六七华里，其鼓楼推想是在今鼓楼以西一百多米，现在称为旧鼓楼大街的。明朝把蒙古人赶走，在元大都遗址上建北京城，一方面由实际考虑，北部荒凉，不如紧凑些，于是向内缩短了六七里；一方面由迷信考虑，争取向阳，于是把中轴线向东移一些。鼓楼上下两层，上层置鼓，下层南北向有三座门，东西向有一座门，应该是可以穿行的，民国年间（薛笃弼任京兆尹之时？）用为京兆图书馆，空心变为实用，多数门就封闭，成为照明之窗了。大概是1928年，小易代，京兆并入河北省，图书馆改制，几次，不清楚，到我出入其中的时候就成为民众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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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我到那里去混饭吃的渊源。有个通县师范第十班的同学唐家桢，字伯枚，涿县人，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可是不生疏。单说我对于他，不生疏，是因为一，他年级比我高，旧时代应该尊称为前辈的，当然有较清楚的印象。还有重要的二，他大个头儿，带点堂吉诃德气，有较强的旁观者视为迂阔可笑的自信心，比如还喜欢写新诗，自费印成小本本，送给人看，其中有名句，大概是咏“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吧，是“嗒克，嗒克”，校门之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十班比我们第十二班早毕业两年多，劳燕分飞，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就把他忘了。是七七事变以后不很久，记得我是自西徂东，经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桥，他由对面来，遇见了。他不忘旧同学之谊，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以及失业的情况。当然也要问他，何以会在北京，他如何答，不记得了。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班同学曾雨田找我，说大唐（唐家桢的通用名）近来很活跃，认识一些日本人，新近去鼓楼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想请我去当阅览部主任，月工资六十元。我用不着多考虑，盖饥者易为食，又因为是个教育单位，染污而不很污，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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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我住在西城，为节省行方面的精力，想干脆迁到鼓楼附近。这里要撇开一笔，说说迁居的情况。是1937年寒冬之际，承韩刚羽兄的好意，我由沙滩一带迁到他白塔寺中廊下的家里。刚羽兄幼年丧父，韩伯母为人正直而和善，待我们如自己儿女。可是为伯母增加三口人的负担，我们过意不去，于是又找房。恰巧附近（北面不远）路东一个院里有空房，我们租了，就迁过去。房东是警界人，年老告退，在这所小院里颐养余年。房在路东，布局却仍是坐北向南。偏东为主院，北房五间，后有小园，柴门上悬匾额，为绿野园。偏西为外院，有南北房，我们租的是北房两间。开始安家了，没有家具，买不起，借。有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赵琴轩，帮外国人经营商业，发点小财，在北京买房，安家，离我的新居不远，就找他借。承他慷慨，把可以不要的床、桌、椅等都借给我。记得日用之物勉强齐备，大件只缺个水缸。到白塔寺前旧货摊去找，有个一米多高的，厚重，光亮，底偏于尖，不知根据什么美学理论，觉得不只实用，而且可爱，价一元，买了。且说这个缸，由白塔寺而鼓楼西，而燕园，到1971年秋季我被动还乡的时候，还随着我到出生地旧家的一间西房，立在门后，供我用水。是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旧家老屋仅存的八间，一霎时就全部倒塌，其时我在北京，幸免于难，这个缸却牺牲了，算了算，患难与共差不多四十年。还是说迁居的事。记得是1938年春季，我开始到鼓楼上班，就近看电线杆上红色的“吉房招租”条，先是凭条上的介绍考虑，接着以目验之，再考虑，不久就租定鼓楼以西不远后海北岸鸦儿胡同路北十四号李宅后院的北房三间。这住处有缺点，是：一，房面向南偏西，夏天西照，热；二，中院通后院的夹道过窄，出入不便；三，加个迷信观点，是在北京名刹广化寺之西偏，盖俗谚有云，宁住店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云云。但是也有优点，一是离鼓楼近，步行十分钟左右可到；二是大门面向后海，门前还有土山和池塘，颇有野意。新居址已定，接着就搬家。穷困显示了优越性，由裴（世五）大哥借个平板车，把家具什物都装上，他驾辕拉，我后面推，妻女乘电车，不到中午就到了新居。卸车，立即点着小煤火炉，仍是裴大哥动手，炸酱，小刀抻面，等于一文不花，迁居完毕。不由得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去岁十月的由西郊搬到北郊，前后忙乱了许多天，还要动用搬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所谓发展吗？可惜裴大哥已作古多年，不能听听他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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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重点说鼓楼的生活。小单位，头上还有个“主任”的帽子，用陶公靖节的眼看，实在没有意思。可是换为我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或得过且过的眼看，至少与当孩子王的生活相比，在其中坐硬板椅子四年，又大有可留恋的。以下说可留恋，总括而重大的是多闲，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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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是就大体说，至于刚入门的一段，也曾忙了一阵子，那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民众教育馆是市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名和实都不怎么样，却如麻雀之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除馆长直辖的办公室内有总务、会计、文书等之外，还分为三大部，阅览部、教学部和实验区。阅览部有阅览室，在楼的西部，有图书馆，在楼的北部，都是免费供人阅览的。教学部负责的是教学，楼后面西部平房有学校，开两个班，理论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来上学，实际却都是未成年的，十岁上下的更多。实验区在西郊，我没去过，不知道都实验什么。单说我负责的阅览部。阅览室陈列的是普通的旧物（记得有古钱币），品种和数量都不多，且没有名贵的；记得也没有库房，储藏一些尚未展出的。图书馆存书很杂而量不很大。说它杂，是因为：一，没有明确的编目；二，良莠不齐，比如还有些迷信宣传品，是信士弟子送的，也在架子上占个地位。我多年来跟书打交道，对于书的高下以及编目略有所知，看到杂乱的情况心里别扭，就决心整理一下。自己下手，把存书过一遍，绝大多数保留，编目后依次序上架，少数无保留价值的，当作废品处理。图书馆每月还有一些购置新书的经费，旧有的清楚了，应该添些什么，也就心中有数。总之，经过一番整理，图书馆像个图书馆了，因为这是对付书，我就觉得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此外还有个小获得，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帝王春秋》（易白沙著，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重本（记得有三四本之多），我喜欢看而买不到，就贪污了一本。这本书一反史馆诸臣的笔法，分类抄录旧文献中记帝王祸国殃民的行事，虽说只是文字般若，也略可代小民一吐不平之气；而且万幸，经过革文化之命的十年，它竟仍安然立在书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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