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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去排队之后，立即付诸实行，先是由郑君带着，登富人之门，与主人会面，说说上课时间，辅导什么课，有几名学生，接着就独自前往，辅导开始。织女桥是南长街南口内不很远向西的一条小街，杨宅坐北向南，记得门前有个小河沟，其上真有个小桥。馆在门内往东的南房，学生二人，一男，是女家主的幼子，一女，是女家主的外孙，其后又增加一女，也是女家主的外孙，都在上中学。上课，师生围桌而坐，主要是温习学校讲的课，有疑难，问，我要讲解，帮助解决。正如一切上中学的学生一样，女生安静，功课好，男生就差些。幸而礼貌方面都还过得去。一次上课两小时，记不清一周是三次还是四次，月工资二十五元。路不太远，也不很近，往，要由沙滩西行，穿过神武门、景山之间，到北长街北口，一直南行，返，方向正好相反。随身带个书包，也是郑君传下来的，破旧，却是真牛皮，里面装的是中学课本，都是自己没兴趣看的。但也得看，因为要装作比学生高明。所苦是多种课，并不都比学生高明，尤其数理化，是远不如学生高明。考虑到情，考虑到义，我都应该辞谢，可是考虑到每月的二十五元，以及二十五元能够换来的东西，或说许多安慰，我只得隐忍，仍然提着破书包，奔走于沙滩与南长街之间。诉苦太多了，改为说安慰。记得是事变之后不很久，和培元走了，其夫人陈玫无依无靠，也迁到我住的这个院落来，住北房西间。她也怀孕，估计到冬季生产，远，有燕京大学校友会关照，不经常，我近，就只好把日常生活的担子担起来。记得不只一次，我回来晚，已经是晚饭之后，她和我的新伴还在等待我书包中的贴饼子，如果这一天正好拿到那二十五元，书包里的食品就可以改善，至少是白面花卷吧，大家就可以面带笑容围桌而坐，饱餐一顿。我还有独享其乐的时候，是领到钱，返途，到南北长街之间折向东，走中山公园和太庙后身，穿过午门前，到东安门大街西口内路北义聚成大酒缸，喝二两酒，吃两碗刀削面，然后往东安市场逛书摊。书摊卖旧书，那年头儿旧书来路多，因而常常，用毛八分就可以换得一本既罕见又自己喜欢的。我去逛，是希望又碰到这样的机会，而天佑下民，有时就真能捞到一两本，带着笑容走回无衣无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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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天无绝人之路，1937年度过，迎来又一个春天，我终于有了个职业（另一篇说），又以想不到的机缘，认识一两位编报刊的，于是两厢情愿，就写了些不痛不痒的小文，也就换来一些稿酬。已知数加未知数，每月总不少于七十元之数吧，也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延迟到夏天，把家馆辞了。辞去家馆，减去心情方面不少负担。有没有什么留恋？应该说也有。其一是那个女生杨淑灵，安静聪慧，功课好，推想必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含而不露，这善意是可感激的。其时她年十五六，如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她也是古稀以上的人了，真想再见她一面。其二是那个破旧牛皮书包，不记得什么时候被清出去。现在想，不保留是错了。应该保留，并悬之壁间，以期朝夕面对，我轻则能够不忘贫困，重则能够更深入地思考人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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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完，连带还有一些感慨，也想说说。计可以说三种。其一是人生大不易，人人都希望平安幸福，可是或天灾（广如水旱，狭如疾病），或人祸（广如战争、运动，狭如抢劫、偷盗），常常使你不能平安幸福。我这一次的伤哉贫也是来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越过国界的人祸。就我自己说，一生多次的伤哉贫也，几乎都是来自人祸。往者已矣，来者呢，能根除吗？理论上可能，实际总是太难了。我有时想到这类问题，就禁不住默诵《尚书·大禹谟》中那句话，是“人心惟危”，而自己也是人，怎么对待？只能长叹气而已。其二，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引桓温一句话，是“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我多次穷困，至于缺衣少食，就颇想套用这位桓大司马的话，说“人不可无钱”。可是这样的话之后，问题会跑来一大堆。只说两种，是如何求得和如何使用。先说势，有很多是由诛除异己来，既来之，只是驾御孟嘉是小节，通常是必扩张，以致堂上一呼，全民战栗，那就不如没有的好。钱也是这样，为求得而不择手段，以至由欺骗起，上升为偷盗、抢劫、卖权等等，然后是既得之，就用钱换自己喜爱的一切，更以至损害别人的安全幸福而不顾，也就成为还是仅能维持温饱的好。单说钱，情况这样缠夹，要如何“允执厥中”呢？似乎应该换为这样说：人不可无钱，却又不可有过多的钱。其三，关于钱，我之所患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以致除了多次缺衣少食之外，还遗留个精神方面的创伤，是想到穷困就心惊胆战。表现为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有没饭吃之梦。且夫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解释，就是懦夫，大白天也可以逞英雄，及至入夜就露了馅，承认鸡肋不足以当君拳了。我之梦常常是失业，随着就囊内空空，纵使“女曰鸡鸣”，确知是个梦，终归心里很别扭。有病要治，于是想到韩文公的《送穷文》，照方吃药，写了一篇《穷之梦》，恭送诸某日报，刊出，希望生讨伐之效，连夜里也不再伤哉。真就如愿了吗？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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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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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又一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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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终于有了个职业；这职业在一座楼之内，这楼也是红颜色。不兜圈子说是鼓楼，昔年日暮之时要在上面击鼓的。依中国筑城的旧规，鼓楼应该在城中心，可是这个鼓楼不然。距北城墙很近，距（内城）南城墙很远，不在城中心是明显的；距东城墙近些，距西城墙远些，不在城中心不明显，却是可以量出来的。这情况有历史的原因，是元大都城北面比现在（明清的）大六七华里，其鼓楼推想是在今鼓楼以西一百多米，现在称为旧鼓楼大街的。明朝把蒙古人赶走，在元大都遗址上建北京城，一方面由实际考虑，北部荒凉，不如紧凑些，于是向内缩短了六七里；一方面由迷信考虑，争取向阳，于是把中轴线向东移一些。鼓楼上下两层，上层置鼓，下层南北向有三座门，东西向有一座门，应该是可以穿行的，民国年间（薛笃弼任京兆尹之时？）用为京兆图书馆，空心变为实用，多数门就封闭，成为照明之窗了。大概是1928年，小易代，京兆并入河北省，图书馆改制，几次，不清楚，到我出入其中的时候就成为民众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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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我到那里去混饭吃的渊源。有个通县师范第十班的同学唐家桢，字伯枚，涿县人，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可是不生疏。单说我对于他，不生疏，是因为一，他年级比我高，旧时代应该尊称为前辈的，当然有较清楚的印象。还有重要的二，他大个头儿，带点堂吉诃德气，有较强的旁观者视为迂阔可笑的自信心，比如还喜欢写新诗，自费印成小本本，送给人看，其中有名句，大概是咏“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吧，是“嗒克，嗒克”，校门之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十班比我们第十二班早毕业两年多，劳燕分飞，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就把他忘了。是七七事变以后不很久，记得我是自西徂东，经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桥，他由对面来，遇见了。他不忘旧同学之谊，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以及失业的情况。当然也要问他，何以会在北京，他如何答，不记得了。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班同学曾雨田找我，说大唐（唐家桢的通用名）近来很活跃，认识一些日本人，新近去鼓楼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想请我去当阅览部主任，月工资六十元。我用不着多考虑，盖饥者易为食，又因为是个教育单位，染污而不很污，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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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我住在西城，为节省行方面的精力，想干脆迁到鼓楼附近。这里要撇开一笔，说说迁居的情况。是1937年寒冬之际，承韩刚羽兄的好意，我由沙滩一带迁到他白塔寺中廊下的家里。刚羽兄幼年丧父，韩伯母为人正直而和善，待我们如自己儿女。可是为伯母增加三口人的负担，我们过意不去，于是又找房。恰巧附近（北面不远）路东一个院里有空房，我们租了，就迁过去。房东是警界人，年老告退，在这所小院里颐养余年。房在路东，布局却仍是坐北向南。偏东为主院，北房五间，后有小园，柴门上悬匾额，为绿野园。偏西为外院，有南北房，我们租的是北房两间。开始安家了，没有家具，买不起，借。有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赵琴轩，帮外国人经营商业，发点小财，在北京买房，安家，离我的新居不远，就找他借。承他慷慨，把可以不要的床、桌、椅等都借给我。记得日用之物勉强齐备，大件只缺个水缸。到白塔寺前旧货摊去找，有个一米多高的，厚重，光亮，底偏于尖，不知根据什么美学理论，觉得不只实用，而且可爱，价一元，买了。且说这个缸，由白塔寺而鼓楼西，而燕园，到1971年秋季我被动还乡的时候，还随着我到出生地旧家的一间西房，立在门后，供我用水。是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旧家老屋仅存的八间，一霎时就全部倒塌，其时我在北京，幸免于难，这个缸却牺牲了，算了算，患难与共差不多四十年。还是说迁居的事。记得是1938年春季，我开始到鼓楼上班，就近看电线杆上红色的“吉房招租”条，先是凭条上的介绍考虑，接着以目验之，再考虑，不久就租定鼓楼以西不远后海北岸鸦儿胡同路北十四号李宅后院的北房三间。这住处有缺点，是：一，房面向南偏西，夏天西照，热；二，中院通后院的夹道过窄，出入不便；三，加个迷信观点，是在北京名刹广化寺之西偏，盖俗谚有云，宁住店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云云。但是也有优点，一是离鼓楼近，步行十分钟左右可到；二是大门面向后海，门前还有土山和池塘，颇有野意。新居址已定，接着就搬家。穷困显示了优越性，由裴（世五）大哥借个平板车，把家具什物都装上，他驾辕拉，我后面推，妻女乘电车，不到中午就到了新居。卸车，立即点着小煤火炉，仍是裴大哥动手，炸酱，小刀抻面，等于一文不花，迁居完毕。不由得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去岁十月的由西郊搬到北郊，前后忙乱了许多天，还要动用搬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所谓发展吗？可惜裴大哥已作古多年，不能听听他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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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重点说鼓楼的生活。小单位，头上还有个“主任”的帽子，用陶公靖节的眼看，实在没有意思。可是换为我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或得过且过的眼看，至少与当孩子王的生活相比，在其中坐硬板椅子四年，又大有可留恋的。以下说可留恋，总括而重大的是多闲，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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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是就大体说，至于刚入门的一段，也曾忙了一阵子，那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民众教育馆是市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名和实都不怎么样，却如麻雀之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除馆长直辖的办公室内有总务、会计、文书等之外，还分为三大部，阅览部、教学部和实验区。阅览部有阅览室，在楼的西部，有图书馆，在楼的北部，都是免费供人阅览的。教学部负责的是教学，楼后面西部平房有学校，开两个班，理论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来上学，实际却都是未成年的，十岁上下的更多。实验区在西郊，我没去过，不知道都实验什么。单说我负责的阅览部。阅览室陈列的是普通的旧物（记得有古钱币），品种和数量都不多，且没有名贵的；记得也没有库房，储藏一些尚未展出的。图书馆存书很杂而量不很大。说它杂，是因为：一，没有明确的编目；二，良莠不齐，比如还有些迷信宣传品，是信士弟子送的，也在架子上占个地位。我多年来跟书打交道，对于书的高下以及编目略有所知，看到杂乱的情况心里别扭，就决心整理一下。自己下手，把存书过一遍，绝大多数保留，编目后依次序上架，少数无保留价值的，当作废品处理。图书馆每月还有一些购置新书的经费，旧有的清楚了，应该添些什么，也就心中有数。总之，经过一番整理，图书馆像个图书馆了，因为这是对付书，我就觉得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此外还有个小获得，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帝王春秋》（易白沙著，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重本（记得有三四本之多），我喜欢看而买不到，就贪污了一本。这本书一反史馆诸臣的笔法，分类抄录旧文献中记帝王祸国殃民的行事，虽说只是文字般若，也略可代小民一吐不平之气；而且万幸，经过革文化之命的十年，它竟仍安然立在书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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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这个主任半年多，不知大唐是怎么考虑的，让我改任教学部主任，原来任教学部主任的周励深改任阅览部主任。周是教育馆的旧人，南方人，清秀聪慧，会画广告画，可以算是艺术家，如果这次调动并非出于私心，那就可以说是量材为用。公乎私乎，晋惠帝尚且苦于不知道，我也就不必费心思研究了。上面说过，教学部的工作是在楼后面那一排平房里开办两个班（初级和高级？），招足学生，排课表，按时到课堂去上课。课程类似小学，无非是国文、算术、常识之类，用的是否就是小学课本，不记得了。记得担任授课的有四个人，二男二女。主任负全责，由各方面看应该很忙，实际却无事可做，因为招生、上课、考试等都依旧规，用不着我过问。至多是有时某教师请假而找不到其他教师去替，我就自告奋勇，去上一堂。其时还没输入斗争哲学，同事间，教师与学生间，都温良恭俭让，所以我利用这大量的闲暇杂览，像是也没有人觉得（至少是未明白说）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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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楼前面说，三个拱形道路，左边（即靠东）一个用作办公室。南面堵死，上面开窗；北面辟为门，供内部人出入。靠东西墙放办公桌，东西各四个，靠南窗加一个。坐在这间屋的是两个主任，教学部全体，阅览部一两个，以及管文书的侯、黄二人。我的位子在西南角，面向北对着门，背对南窗，如果看书，自然光就正好射在书页上。工作是坐班制，不管有事无事，上下午都要坐在那里，中午回家吃饭。也是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便于民众阅览，星期日不休息，星期一补休息。这样，以上午或下午“坐功”的一段为一个单位，一周就会有十二段时间要呆坐在这个红楼之内。怎么消磨时间？庄子的理想是“坐忘”，即不觉有己身，用佛家的话说是“应无所住”。我是常人，没有这样的修养，连梦中也仍旧觉得有己身，心也就不能无所住。住在哪里？又正好与道家相反，是“多思”，即或则面对书，思路随着别人的思路动；或则手拿笔，让自己的思路在某一主题里动。后者更需要安静，在一个有人出出入入的屋子里不合适，剩下可行的就只有一种，读书。其时我早已由北大图书馆时期的翻检古典变为杂览新书。这所谓新指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包括由国外翻译过来的古典。还可以由另一个角度说具体些，是师范学校时期，所读书的性质主要是新文学，北京大学时期主要是古典，鼓楼时期换为主要是思想，甚至以新进口的为主。单说在鼓楼，时间长（几乎不少于大学的四年），事单纯，就算作蚂蚁啃骨头吧，回想，细读粗读相加，过目的就真是不少。所得呢？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增长了见识，或说自信有了分辨对错、是非、好坏的能力。也就因此，到桑榆之年回顾，专就读书的环境说，鼓楼四年是专攻，应该考上上，其他都是业余，只能甘拜下风了。语云，知恩必报，所以直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我有时经过鼓楼之前，望见靠东的门洞未改旧貌，仍不由得兴起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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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怀念的，或说值得记一笔的，读书以外还有没有？想了想，还可以凑三项。其一也是书，只是比读接触的时间早，读后，保留的时间长，是“买”。其时，用低价买旧书的机会很多，以费钱最少、较少、少为尺度排位次，居上位的是德胜门内小市，中位是街头书摊（单是鼓楼一带就不少），下位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内的书摊。未经焚书浩劫，旧书来源多，阅市，几乎日日有新货，总可以买到几本、至少一两本可意的。价钱呢，说出来会使今日逛旧书店淘书的书迷大吃一惊，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超过一角就要是相当像样的。空口无凭，举“大革命”中不怕红卫英雄看见因而逃过焚书劫的鲁迅著作为例，本来都有，毁于保定战火，只好补，《呐喊》是1937年9月由鼓楼前书摊买的，价0.14元，《野草》是1938年10月由同一处买的，价0.10元。这样，鼓楼四年，背倚南窗读，对买书的兴趣起了促进作用；不断有书走入室内，反转来使读不至有断粮的忧虑。还是专说买书，原来空空如也的斗室，经过添置书柜，断断续续地添书，逐渐也就像个书房了。其二是写。此时之前，写的经历也可以说一说。大宗是四种。一是小学、中学时期作文课中作命题之文，十几年，也总有几百篇吧。二是教中学国文课两年，仍是作文课，改学生之文，虽然改不等于作，也要费心思连缀文字，而数量则更多，总有几千篇。三是写日记，由1928年开始，已经记了十年，其时还没有被查问思想的忧虑，又年轻气盛，有所感就不免长篇大论。四是写信，人都会有三五知己，有时也就不免长篇大论。我的经验，练笔，写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既可以多，又可以少拘束。至于写为文篇问世，记得中学时期只有一次，是一篇杂感，字数几百，刊于河北省的什么报，见到，因为是开卷第一回，也有些飘飘然。大学时期写过一些，少数问世，都是有关古文献的。现在是读方面改了行，由远于人生变为近于人生，心里像是有更多的话想说。可是大环境是沦陷区，显然，时和地就都不宜于拿笔。说起来世间也真是复杂，竟遇到意外的机缘，又拿起笔来。这机缘是由于早已忘记的什么原由，认识热河人年略长于我的张瑞生夫妇，间或有些来往，于是由此及彼，就见到张的胞弟张子杰。这位什么资历，也早已忘记，只知道他精干，能写，其时正在编一种期刊。见几次，谈得来，就约我写文章，并言明，可以躲开时事，如介绍文史知识，散文，杂感，等等，都欢迎。我答应写，因为一是笔总闲置，不习惯；二是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日用，买书，从容些。写一些，刊出，于是连类而及，就认识另一些编报刊的，也就又有些人来约稿。其结果是读和写成为生活中的两件主要事，入红楼读，出红楼写。换来一些稿酬，有大用，是妻女免于饥寒之外，还集了不少书。至于所写，是否也可以算作名山之业？因为经过多次变乱，原稿和印件都飞往无何有之乡，想评定也办不到了。其三是兼课。是1939年暑后，由于澄宇先生介绍，我到宣武门外下斜街以西慈型工厂（属香山慈幼院）附设土木学校兼四小时（？）国文课，当然只是为增加一点收入。因为鼓楼星期一休息，课排在星期一上下午。中午到裴世五大哥的住处洪洞会馆去吃午饭，通常是吃炸酱面，同桌有倪二表兄，都热情，谈昔说今，甚至酒酣耳热，也可以说是一生中难得之境。今则倪、裴二位兄长已先后作古，洪洞会馆也因展宽马路削去一半，想到昔年的欢聚情况，不禁有些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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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四年，还有更可怀念的，是诸多同事。同部的，男，张嘉瑞，章羽生，女，张一林，吴唯农，人都很好，对我也好；不同部的，张旭东（名世荣），人敞快，好交，我的酒友，也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到他们。可惜鼓楼一别，就渐渐断了音信，还能有几个人健在呢？又，提起张嘉瑞，就不由得想到他的夫人解（读xiè）女士，她是某职业学校的教师，貌中人以上，性格却上上，乐观，温和，见人总是微笑，聪慧中还夹带一点点憨气，如果她受天之祜，还健在，也当是八十左右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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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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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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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表达形式，应该以“初”开篇，即回到大学时期的接近尾声。前面已经说过，其时文史方面是推重考古。在这样的学风的影响之下，单说我，也是把考证看作大学问，并认为，要想在学术方面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写几篇像样的考证文章。但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要熟悉古文献，另一方面还要有逻辑头脑。为了名和名的利，不得不勉为其难。记得还拟了题目，排在前面的是《九鼎考》。未着手，或开了头而进行迟缓，总之八字还没有一撇，心里忽然起了大波澜，是反躬自问：“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问这个问题，是来于一种玄远的感觉，我们活着，置身于“人生”之中，总应该先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算作治学吧，也应该先近后远，甚至说先急后缓。何以这个时候会想到“急”？或者有如“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竟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是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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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明白的事，不想它也罢。只说有了这想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欲望之后，就真是“尽弃其所学而学”。首先要知道的是到哪里去请教，求得答案。得病乱投医，师范学校时期念过一些所谓进步的书，像是常提到世界观，也许可以充当名师吧。于是找政治经济学一类书看。可是不久就失望，因为讲的是如何求得富厚安定，而不问富厚安定有什么价值。这味药不成，改为自己设想离生命更近的。记得读过心理学（包括变态心理）的书，人类学的书，生物学的书。就我的所求而言，三种有个共同的缺点，是有如一切科学知识一样，所讲乃“是”什么，不是如此这般有什么意义。比较起来，生物学还有些启发性，它使我看到一种顽固而普遍的现象，是乐生，甚至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肯放弃生命。这就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何以会这样？接着还想到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如此乐生，有没有什么意义？自己没有力量解答，想“乞诸其邻”。其时一个念生物系的同学牛满江（入学比我晚一年，后来赴美深造，成为生物学界的名人），功课不坏，正在做孵化双卵鸡的什么试验，有一次我就问他：“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什么目的。”传种是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其性质还是乐生，所以他的答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问题更加胶着，更加显赫。怎么办？也是秀才人情，只好仍是找书看，找比已经请教过的各种学更为深远的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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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时师度”，可惜我没有可投之师，只好到书林里乱走，试试能不能在昏暗中瞥见一点曙光。渐渐也就摸索出一条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名为喻，是要迈过物理学，走向物理后学。“后”的原意是时间的，即讲完物理的知识之后，还想到一些问题，性质玄远，更根本，已越出物理学的范围，也讲讲，无以名之，姑且在物理学前面加个字头“后”。这个一时权宜之名后来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名，汉译是“形而上学”或“玄学”。玄学是钻研“存在”（或说“宇宙”，或说“大自然”，或说“有”）之性质的，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还可以分为两支“本体论”和“宇宙论”。本体论是求存在的本原，比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究竟是什么？宇宙论钻研存在的历程，即自何来，往哪里去。也是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形而上学也是分支，其总名是“哲学”，本义是“爱智”，即凡有所遇，总愿意问问所以然。问就难免深入，追根。根总是比枝叶少，可是凝聚为问题，就成为老大难。还是由分支方面说，形而上学是远望时想到的，我们分明是（凭感觉或直觉）住在一个“有”的世界里，这“有”（包括生命）是怎么回事？眼还可以移近，看人（包括自己），我们活动，有是非，评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甚至更深追，我们视为“是”，这“是”究竟有什么价值？又，是非之外，我们看外物，还会有美丑的分别，这分别由哪里来，是怎么回事？是非，美丑，是关于价值的评断，所以合起来成为与形而上学并列的一支，曰“价值论”，其下属的两门为“人生哲学”（也称“伦理学”）和“美学”。与形而上学、价值论并列的还有一个分支，是“方法论”。因为无论钻研什么，都是求有所知，所知有对错（或说真假）问题，如何能证明是对的？这就又形成两门学问：“知识论”（也称认识论）和“逻辑”。哲学是追根问底的思辨学问。与之相类的还有一种，追根问底时会碰到的，是“科学理论”。各门科学都讲现象及其关系（或称规律），前进一步，钻研规律，就阑入哲学的范围，所以罗素著《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就主张现代人研究哲学，应该利用科学方法。以上的分类知识，或说布局知识，是阅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积累，又是渐渐，就明白：一，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应该多读哲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其中的人生哲学；二，西方人治学重分析，各部分清楚之后再综合，即成为系统；三，不管钻研什么，都应该用科学方法，以求能够去伪存真。这样认识之后，很明显，读书的范围就大致确定，总说是西方哲学。可是这总名之下还有大大小小许多门类，单说书，必是浩如烟海，如何选择？我的导师是两位：一位是哲学史；另一位是连类而及，比如看张三著的一种，其中常提到李四著的什么书，就可以找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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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客观条件方面考虑还是由主观条件方面考虑，找书，都是以就地取材为简便，即用中文写的（主要指重要的外文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这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单是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的，数量就很不少。但找来看，连类而及，就知道有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怎么办？上策是通外文，直接看原著。可惜我只学过一种，英语，还没有学好。远水不解近渴，只好就找出这把仅有的钝刀，磨磨，看能不能割鸡；当然，能解牛就更好。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证据可以举两种。其一是英国人吸收外来的知识比我们早，而且勤，而且慎重，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有权威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单说我买到的就有三种（1896年F.M.Müller译本，1897年J.M.D.Meiklejohn译本，1929年N.K.Smith译本）。这样，比如不能读希腊、拉丁、德、法等文字，就可以读英文译本，哲学著作非文学作品，所求是“辞达”，也就可以凑合了。其二，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是借了英译本的光才勉强读懂的。这本书有胡仁源（1913—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推想曾留学德国）译本，语言未能汉化，记得买到，啃了整整三个月，印象是莫知所云。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康德难读，果然不能悟入。很巧，啃完这本不久（估计是1940年秋天），游东安市场就遇见Müller的英译本，1902年的修订版。买回来，试试这一本，原来意思并不晦涩。读罗素（我搜集他的著作，原本和译本都不少）的书，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是读原文比较清爽、顺遂。总之，靠我这半通不通的英语程度，连续几年，没有汉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我也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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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是英文原著，要讲讲书的来源。其时母校迁往西南，北京图书馆如何，不知道，总之“借”这条路难通，只好买。幸而这是革文化的命之前，又时当乱世，旧书来源很多，而且价不高，节衣缩食，常到旧书店旧书摊转转，几乎想找的都有机会遇见。东安市场内还有个专卖外文旧书的，是中原书店（在丹桂商场近南口路西），书多，而且常有新货上架，我得到的英文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那里买的。中原书店之外，东安市场内的其他旧书店，以及西单商场内的一些旧书店，或再扩充，天津天祥市场三楼的一些旧书摊，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想看的书，价钱还比较便宜。这情况颇像钓鱼，看不起的一泓水，也许会钓出一条大的。仍说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由西单商场买的。还有一次，游东安市场，遇见洛克的《人之悟性论》，上下两册，只有上册，买了，不久之后游西单商场，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居然遇见下册，这也是破镜重圆，心里特别高兴。且说常买外文书也会成为一种癖，癖则必扩张，于是有时也就买一些上述范围之外的书。仅举三种为例。一种是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六册，补编一册），也想看看，未遇见六卷本或七卷本，只好买单本凑，而居然就凑齐了六卷本。都看了，并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知识，我觉得对了解人生有不少帮助。另一种是小说，记得买过《维克菲牧师传》，英译本《堂吉诃德》等，所为呢，只是好玩。还有一种是名著的原本，如一次游旧书店，遇见《纯粹理性批判》德文袖珍本，价不高，也就买了。顺便说说，多年费精力和财力搜集的英文本，“文化大革命”中也毁了不少。但究竟是小家小户，与江陵陷落梁元帝烧的十四万卷相比，就不值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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