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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表达形式，应该以“初”开篇，即回到大学时期的接近尾声。前面已经说过，其时文史方面是推重考古。在这样的学风的影响之下，单说我，也是把考证看作大学问，并认为，要想在学术方面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写几篇像样的考证文章。但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要熟悉古文献，另一方面还要有逻辑头脑。为了名和名的利，不得不勉为其难。记得还拟了题目，排在前面的是《九鼎考》。未着手，或开了头而进行迟缓，总之八字还没有一撇，心里忽然起了大波澜，是反躬自问：“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问这个问题，是来于一种玄远的感觉，我们活着，置身于“人生”之中，总应该先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算作治学吧，也应该先近后远，甚至说先急后缓。何以这个时候会想到“急”？或者有如“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竟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是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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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明白的事，不想它也罢。只说有了这想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欲望之后，就真是“尽弃其所学而学”。首先要知道的是到哪里去请教，求得答案。得病乱投医，师范学校时期念过一些所谓进步的书，像是常提到世界观，也许可以充当名师吧。于是找政治经济学一类书看。可是不久就失望，因为讲的是如何求得富厚安定，而不问富厚安定有什么价值。这味药不成，改为自己设想离生命更近的。记得读过心理学（包括变态心理）的书，人类学的书，生物学的书。就我的所求而言，三种有个共同的缺点，是有如一切科学知识一样，所讲乃“是”什么，不是如此这般有什么意义。比较起来，生物学还有些启发性，它使我看到一种顽固而普遍的现象，是乐生，甚至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肯放弃生命。这就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何以会这样？接着还想到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如此乐生，有没有什么意义？自己没有力量解答，想“乞诸其邻”。其时一个念生物系的同学牛满江（入学比我晚一年，后来赴美深造，成为生物学界的名人），功课不坏，正在做孵化双卵鸡的什么试验，有一次我就问他：“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什么目的。”传种是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其性质还是乐生，所以他的答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问题更加胶着，更加显赫。怎么办？也是秀才人情，只好仍是找书看，找比已经请教过的各种学更为深远的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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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时师度”，可惜我没有可投之师，只好到书林里乱走，试试能不能在昏暗中瞥见一点曙光。渐渐也就摸索出一条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名为喻，是要迈过物理学，走向物理后学。“后”的原意是时间的，即讲完物理的知识之后，还想到一些问题，性质玄远，更根本，已越出物理学的范围，也讲讲，无以名之，姑且在物理学前面加个字头“后”。这个一时权宜之名后来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名，汉译是“形而上学”或“玄学”。玄学是钻研“存在”（或说“宇宙”，或说“大自然”，或说“有”）之性质的，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还可以分为两支“本体论”和“宇宙论”。本体论是求存在的本原，比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究竟是什么？宇宙论钻研存在的历程，即自何来，往哪里去。也是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形而上学也是分支，其总名是“哲学”，本义是“爱智”，即凡有所遇，总愿意问问所以然。问就难免深入，追根。根总是比枝叶少，可是凝聚为问题，就成为老大难。还是由分支方面说，形而上学是远望时想到的，我们分明是（凭感觉或直觉）住在一个“有”的世界里，这“有”（包括生命）是怎么回事？眼还可以移近，看人（包括自己），我们活动，有是非，评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甚至更深追，我们视为“是”，这“是”究竟有什么价值？又，是非之外，我们看外物，还会有美丑的分别，这分别由哪里来，是怎么回事？是非，美丑，是关于价值的评断，所以合起来成为与形而上学并列的一支，曰“价值论”，其下属的两门为“人生哲学”（也称“伦理学”）和“美学”。与形而上学、价值论并列的还有一个分支，是“方法论”。因为无论钻研什么，都是求有所知，所知有对错（或说真假）问题，如何能证明是对的？这就又形成两门学问：“知识论”（也称认识论）和“逻辑”。哲学是追根问底的思辨学问。与之相类的还有一种，追根问底时会碰到的，是“科学理论”。各门科学都讲现象及其关系（或称规律），前进一步，钻研规律，就阑入哲学的范围，所以罗素著《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就主张现代人研究哲学，应该利用科学方法。以上的分类知识，或说布局知识，是阅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积累，又是渐渐，就明白：一，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应该多读哲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其中的人生哲学；二，西方人治学重分析，各部分清楚之后再综合，即成为系统；三，不管钻研什么，都应该用科学方法，以求能够去伪存真。这样认识之后，很明显，读书的范围就大致确定，总说是西方哲学。可是这总名之下还有大大小小许多门类，单说书，必是浩如烟海，如何选择？我的导师是两位：一位是哲学史；另一位是连类而及，比如看张三著的一种，其中常提到李四著的什么书，就可以找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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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客观条件方面考虑还是由主观条件方面考虑，找书，都是以就地取材为简便，即用中文写的（主要指重要的外文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这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单是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的，数量就很不少。但找来看，连类而及，就知道有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怎么办？上策是通外文，直接看原著。可惜我只学过一种，英语，还没有学好。远水不解近渴，只好就找出这把仅有的钝刀，磨磨，看能不能割鸡；当然，能解牛就更好。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证据可以举两种。其一是英国人吸收外来的知识比我们早，而且勤，而且慎重，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有权威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单说我买到的就有三种（1896年F.M.Müller译本，1897年J.M.D.Meiklejohn译本，1929年N.K.Smith译本）。这样，比如不能读希腊、拉丁、德、法等文字，就可以读英文译本，哲学著作非文学作品，所求是“辞达”，也就可以凑合了。其二，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是借了英译本的光才勉强读懂的。这本书有胡仁源（1913—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推想曾留学德国）译本，语言未能汉化，记得买到，啃了整整三个月，印象是莫知所云。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康德难读，果然不能悟入。很巧，啃完这本不久（估计是1940年秋天），游东安市场就遇见Müller的英译本，1902年的修订版。买回来，试试这一本，原来意思并不晦涩。读罗素（我搜集他的著作，原本和译本都不少）的书，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是读原文比较清爽、顺遂。总之，靠我这半通不通的英语程度，连续几年，没有汉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我也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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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是英文原著，要讲讲书的来源。其时母校迁往西南，北京图书馆如何，不知道，总之“借”这条路难通，只好买。幸而这是革文化的命之前，又时当乱世，旧书来源很多，而且价不高，节衣缩食，常到旧书店旧书摊转转，几乎想找的都有机会遇见。东安市场内还有个专卖外文旧书的，是中原书店（在丹桂商场近南口路西），书多，而且常有新货上架，我得到的英文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那里买的。中原书店之外，东安市场内的其他旧书店，以及西单商场内的一些旧书店，或再扩充，天津天祥市场三楼的一些旧书摊，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想看的书，价钱还比较便宜。这情况颇像钓鱼，看不起的一泓水，也许会钓出一条大的。仍说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由西单商场买的。还有一次，游东安市场，遇见洛克的《人之悟性论》，上下两册，只有上册，买了，不久之后游西单商场，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居然遇见下册，这也是破镜重圆，心里特别高兴。且说常买外文书也会成为一种癖，癖则必扩张，于是有时也就买一些上述范围之外的书。仅举三种为例。一种是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六册，补编一册），也想看看，未遇见六卷本或七卷本，只好买单本凑，而居然就凑齐了六卷本。都看了，并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知识，我觉得对了解人生有不少帮助。另一种是小说，记得买过《维克菲牧师传》，英译本《堂吉诃德》等，所为呢，只是好玩。还有一种是名著的原本，如一次游旧书店，遇见《纯粹理性批判》德文袖珍本，价不高，也就买了。顺便说说，多年费精力和财力搜集的英文本，“文化大革命”中也毁了不少。但究竟是小家小户，与江陵陷落梁元帝烧的十四万卷相比，就不值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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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弃其所学而学”，时间不短，读的书不少。所得呢，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知道许多先哲是怎么想的；二是这诸多想法，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取得的。我个人以为，这第二种尤其重要，因为想求得可靠的知识，就不能离开科学方法，或者说，不得不熟悉并遵守因果、求证、推理等等规律。我说句狂妄的话，费力念了些西方的，自信对于复杂现象和诸多思想，有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我的兴趣主要还是研讨人生，所以念了西方的之后，甚至之中，间或还是念些本土的，举其大宗是儒、道、佛。这三家讲的都是人生之道，从消极方面说是看到世间有问题，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或从积极方面说，认为怎样生活就最好。戴上西方的眼镜再念这三家，印象与昔年就不尽同，主要是发现有不少缺漏。只举一两个微末的例。儒家大谈其性善性恶问题，由孟子到谭嗣同，两千多年也说不清楚，戴上西方的眼镜看才知道文不对题，因为善恶的评断只是对意志统辖的行为，性来于天命，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就无所谓善恶。又如佛家《心经》说“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戴上西方的眼镜就会看出都说不过去，因为前者违反排中律（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都错），后者违反矛盾律（皆空就不能有苦厄）。总之，专由思想方法方面看，我的经验，我们应该多念些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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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要照应题目，题目说在知的方面探险，那么，到最后，是否就真变无所知为有所知了呢？答这样的问题，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是说如意的，如果我们承认孔老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可以大胆地说，多年摸索，精力没有白费，结果是有所知。这所知是什么？说来可怜，是零零星星的，不迷惑；大问题，确信只能安于糊涂。这论断需要解释一下。先说零零星星的。比如孔、孟以及许多人，都相信尧舜时期曾有禅让（传贤不传子）之事，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之后，可以知道这必是幻想，因为纵观古今，没有一个统治权是“主动”让出来的。又如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钻研《易经》，就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未来的命运，这更是幻想，因为《易经》的卦辞、爻辞所讲，与某人的未来的生活情况没有因果关系。再如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在宣扬灵魂不灭，我们就可以问：一，不灭，能够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指给我们看看，或用仪器测知吗？二，如果如过去的迷信所说，有托生之事，那么，人口不断增加，这新灵魂是哪里来的？我们的知识所理解的世界是个调和系统，灵魂的设想不能与这个系统调和，所以是假的。再说大问题的不能不安于糊涂。安于，不是来于愿意，而是来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我有时想，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根据我们的觉知所能及，主要用归纳法，组织起来的，这觉知的所及是有限的，而我们想了解的“实”很可能是无限，这是说，不是从有限总结出来的规律所能解说、所能拘束的。举例说，有不能变为无是我们承认的一个规律，可是想想我们的宇宙，它就不能忽而成为无吗？你说不能，怎么知道的？谁能保证？退一步，单说规律，它来于事物活动的归纳，而归纳法则不能反转来统辖事物活动，这是说，事物的活动也可能变为不规律。还是从有限方面说，康德早已感到这一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纯粹理性（认知的能力）的性质和能力，认为深入到某种地方，如四律背反所述说，理性就无能为力。记得其中有“存在”的“最初”问题（总该有个开始；可是还有开始之前，结果就成为没有开始），“存在”的“边界”问题（凡物总要有个边；可是边界之外仍有物，结果就成为没有边界），两个相反的判断，纯粹理性都承认是对的，就成为不合理，所以只好承认，纯粹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还有些大而根本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白。康德的这种态度，有人讥讽为不可知论。我自知浅陋，又多患杞人忧天之病，对于有些大问题，限于生也有涯的己身，总是认为难得明白，也就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大问题也不少，说一点点一时想到的。一个，我们都承认是住在“有”的世界里，何以会“有”，不是“无”？有，依照我们的常识，总当有个来由，可是这来由，我们无法知道。另一个，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未来，是无尽地膨胀下去呢，还是到某限度，改为收缩，直到变为零？我们也无法知道。再一个，正如康德所认识，我们理解外物，都是把它放在时空的框架里，时间和空间是怎么回事？其本然是同于我们想象的吗？至少是颇为可疑。再一个，缩小到己身，我们有生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何以会出现生命？又，生命都有自我保存和向外展延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或更进一步问，有没有什么价值？显然也无法知道。再一个，还是就“人”说，自由意志的信念与因果规律不能协调，我们只能都接受，理论上如何能够取得圆通？不好办，也就只得装作没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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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大问题离日常生活很远，我们可以不管它。不能不管的是接受“天命之谓性”之后不得不饮食男女，要如何处理？这，就我自己说，到不惑之年像是略有所知，也是改行学哲学，多读，继以思，慢慢悟出来的。所有这些，以后有机会还会谈到，这里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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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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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尊师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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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些年诌《古稀四首》，其中第三首开头说：“几度扶风侍绛纱，倦游杨墨不成家。”意思是回顾昔年，所从之师不少，而终于白首无成。这里且不管成不成，单说所从之师，可以分为两大类：亲炙之人和所读之书（书是人写的，也可以说是私淑之人）。由所受的教益方面说，不怕由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起，总不少于百八十位吧，听了不高兴（推想都早已作古，也就不能听见了），还是书本应该高踞上位。书本，有本土的（包括由印度传来变为本土的），数目多到数不清。但也无妨排排位次。哪一本宜于站在排头，不好说；用买水果法，挑几个大个儿的，《庄子》就必不会落选。比如说，它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我参之，就认清了自己，它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参之，就领悟了人生之道，换书本为亲炙之人，所得如此之多而且重就不容易。《庄子》之外，当然还有不少应该感激的，这里为了接续上一篇，专说改学西方，以书本为介遇见的一些明师。人不少，书更多，只好仍用买水果法，说几位我认为惠赐最重，没齿不忘的。这是罗素（B.Russell）、薛知微（H.Sidgwick）、穆勒（J.S.Mill）、弗洛伊德（S.F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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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1970）是英国的杂家，著作，由凡人不懂的《数学原理》《物之分析》等一直写到《赞闲》《幼儿之教育》之类；行事，由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数理逻辑一直到走上长街高呼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著作大几十种，内容充满开明和智慧；辞章也好，世人推为通俗的散文家。二十年代初曾来中国讲学，写了《中国之问题》；看他的《心之分析》的自序，这本书也是在中国写的。总之，因为人高明，又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化界就熟悉他，他的著作有不少译为中文。就是靠中文译本多，我读书由东土转向西方，接触最早而且最频繁的是他。经过多次动乱，他著作的中文译本，略点检，我的书架上还有二十余种。大致是由三十年代晚期起，我逛书店书摊，遇见他的英文本原著，幸而价钱也不很贵，就买回来，翻看后插架。也是幸而，他的大名，以及所谈论，与“反”字关系不大，在“大革命”的大风暴中，就既未驱逐出境，又未付之丙丁。但绝大部分束之高阁，点检数目有困难，估计总不少于三十种吧。这多种，读了都会有所得，或说受些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我自己认为，还是一本名为《怀疑论集》（1928年出版，有1932年严既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如书名所示，是提倡怀疑，或者说，主张没有证据就不要轻信。书连导言在内共写了十七章，从各方面论证不可信的来源（人的本性以及政治和宗教的欺骗等）及其危害，所以对应之道应该是崇奉怀疑主义，只有合于科学道理、经过自己思考证明为可信的，才信为真实和好的。思想深刻，甚至只是由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如第四章是“人能是理性的吗？”第九章是“好人行事的危害”，就会使富于理想的人大吃一惊。文笔也犀利，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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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要赖热情来维持的意见，常常是那种并没有良好的理由存在着的意见；的确的，我们可以拿主张者的热情来量度他的缺乏理性的信心的程度。在政治和宗教中的意见，差不多常常是以热情去维持的。（第13页，用严既澄译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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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国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因为受尽种种的耳濡目染的影响，而深信一切的世界上的结婚的礼俗，除了他们自己的一种以外，都是不道德的；并且相信那些攻击他们自己的这种见解的人，都不过因为要自己文饰他们的纵恣的生活，才去如此做。换言之，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民族都把她自己的一种结婚的习俗认为最合理的，最不违背道德的。（第15页，译文有增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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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中装有X光，因而隔着胸口能够洞见人心，虽然这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心，读了仍是感到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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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次说，上大学时期，正赶上考古风刮得很猛的时候。考证是汉学，惯于在人皆认为不可疑的地方（古文献，传统信念）生疑，然后是考，无征不信。其实这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其精神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只是与罗素相比，还嫌零碎，深度广度不够。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作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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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伯劳德（C.D.Broad）的《伦理学说的五种类型》（有1932年庆泽彭的中文译本，名《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氏是薛知微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介绍五位伦理学大家，第四位是康德，第五位就是薛知微。薛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买到的有两种：《伦理学之方法》和《伦理学史纲要》［记得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重要的是前一种，1874年初版，我得到的一本是1922年第七版。书五百多页，总有四五十万字。称为方法，意思是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想明白其中底蕴，应该怎样思索。他的弟子伯氏评介他的学说（也就是介绍这本书），也是着重他的思辨方法。这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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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自己推演，讨论，提出驳论，予以答复，再又提出反驳。所有这些地方本身都是至可佩服的，深切证明了著者思想之精深和笃实。但是读他的书是很容易成为不耐烦的，极难把握得住他的理论的线索，一个人尝可以读了许多段节，止不住的赞美，而结局却甚至于记忆不了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能够由兹文的介绍，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取《伦理学方法》而细读之，不至再感多大的困难，那便是本篇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的了。（庆氏译本114页、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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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是先看了庆氏译本的介绍，我果然就对薛氏这本著作有了兴趣，而凑巧，于1940年5月就买到它。何时开始看，不记得了；读完的时间书末尾有记载，是1941年6月25日。与伯氏的估计相反，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思路确是如他的高足所说，细密到无孔不入，这还不新奇，新奇的是像是没有孔的地方，他还是看到孔。比如他用大量的篇幅解说快乐主义（伦理学上的一种学说，认为所谓“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与人以快乐），先说快乐主义有心理学意义的，有伦理学意义的；然后分伦理学意义的为两种：利己的快乐主义和普遍的快乐主义。再然后是研讨每一种，都是由某一方面看，说有成立的理由，由另一方面看，认为还有理论的困难，等等。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所以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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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种求知的方法和态度，貌似温和，却不是无力的。记得书中分析穆勒的快乐主义，说穆勒承认这是个“量”的原则，但穆勒又承认快乐有价值高低之分，于是就引进“质”的原则，而容纳质，就不能不放弃量的原则。又如这本书有个附录，题目是《论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说康德用“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的（人依照他的理性行动是自由的），一个是伦理的（人在善与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说“康德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我们知道，穆勒是逻辑学的大师，康德是辨析理性的大师，而用薛氏的分析方法一分析，就都不免露出小疵。当仁不让，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其中的细节几乎都忘光了，可是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则没有放弃。也就因为心里还存有这个，自己治学，直到看世事，就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可以少武断；同时推重清明和平和，对于昏气霸气，如分人为好坏两种，说好的连祖先三代都香，坏的应该都加冠，批倒批臭云云，就觉得正是站在分析方法的对面以致荒诞到使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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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议员）。世人也称他为小穆勒，因为他父亲（J.Mill，1773—1836）也是大学者，大名人。哲学方面，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著《逻辑系统》（有严复译本，名《穆勒名学》，不全），重点讲归纳法，成为逻辑方面的经典著作。他的世俗之名，主要是由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方面来的。他是边沁功利主义（即薛知微说的普遍的快乐主义，其实不如依孟子，称为众乐主义）的信徒，著《政治经济学》《论自由（权）》（有严复译本，名《群己权界论》，不全）《功利主义》等书，宣扬群体的组织和措施，个人的立身和处世，都应该以功利主义为指针。离开哲学的玄想，我也是边沁的信徒，因而对穆勒的著作就有兴趣，阅市，碰到就买，单说英文原本，也集了五六种。读了，印象也是头脑清明而心地平和。在伦理学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善，快乐，幸福，都要体现在个人的感受上），因而在政治方面就必成为自由主义者（承认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这自由同样包括己身以外的人的自由），就说是同声相应吧，听了他的议论，总觉得合乎事理人情，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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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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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五十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交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