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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八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瓤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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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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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覆鹿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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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写因抗战胜利而政局大变这一段的生活,搜索枯肠,却想不出个合适的题目。如果容许用我们家乡的俗话,那就可以说是“瞎摸海”或“无头虻(?)”,意为糊里糊涂到处乱撞,最终只能碰一鼻子灰,垂头丧气而归。可是俗,怕与“规范化”的要求不合,又不合会带来难懂,所以纵使是家乡的,也只好割爱。幸而这割去的爱还给留下一点灵机,而这灵机一动,就想到无妨在“垂头丧气而归”这尾部打打主意,于是就冒出昔年所诌歪诗《古稀四首》的最后一联:“覆鹿亡羊同泡影,何须蜀道问君平。”覆鹿,亡羊,结果都成为泡影,可以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就将就着用吧。决定用之后,想到连用两个古典,也许有的人还不熟悉,那就最好还是解释一下。两个古典都出于《列子》,先说覆鹿,见《周穆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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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有薪(打柴)于野者,遏骇(惊而快跑)鹿,御(迎面)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赶快)而藏诸隍(沟)中,覆之以蕉(通樵,柴),不胜其喜。俄而遗(忘)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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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见《说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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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杨朱)之邻人亡(失)羊,既率其党(亲属),又请杨子之竖(童仆)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往),所以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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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都是费心计不小,结果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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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题完,改为说其时的情况。先总的定性,是幻想与实际距离过大。幻想,外敌投降了,被侵占的半壁江山光复,情势应该是万象更新,加细说是混乱变为安定,穷困变为富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变不合理为合理,其中的各个人都变走投无路为前途无量。可是实际呢?是战事未停,混乱的范围更大,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生活仍是朝不保夕。且说这幻想与实际,不只有先后之差,而且有顿渐之别,显然,在早期,指实说是由回到北京起的一年左右,支配自己生活的力量,明的一面是幻想推着前进,暗的一面是实际在扯后腿。这用旁观者清的眼看就成为瞎摸海或无头虻,可怜亦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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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是后话,还是说当时。幻想会培育更强有力的欲望,于是照荀子的想法,有欲就不能无求。求什么?又只能是秀才人情,制造机会说说道道,预支现在的说法,是以期主要取得社会效益,连带也取得经济效益。因为有幻想支撑着,也就不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大困难。正如一切常人一样,乐观顷刻之间就化为干劲,并具体化为像是鱼被投入热水中的活动。几乎是天天,找完这位找那位,或招待完这位招待那位。这位那位之中,还有少数是生人,并且住所不在北京的。记得曾多次往天津,其中一次与沈启无先生为伴,一次与南星兄为伴,都是同那边的一些也有幻想的人,或既有幻想又有财力的人,谈编印报纸或期刊的事。不管是北京以内的还是北京以外的,都是殊途同归,坐而言的时候一堆美妙,起而行的时候就变为困难重重。但幻想总是不会因为碰几次壁就降温的,缩小到我己身,是反而升了温。这是与人合力编印的计划还没有成,就想自己编印。记得是多次与南星兄坐在小屋之内做白日梦,并且拟了期刊之名,以及内容的梗概。自然,其结果必又是一场空。温还曾升得更高,是先开书店,然后以书店为据点,编印期刊。这里应该大书一笔,是这次的白日梦真就向现实移近,不只在西单商场租了地址,而且拟了店名,取自《山海经》,曰“烛龙”。但梦终归是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很久就清醒,放弃了。又是一部堂吉诃德冒险的故事,及至躺在牛车上往家乡走,回顾,还会觉得有什么所得吗?勉强凑一项,是曾想编印个杂文的半月刊,名“天上人间”,事虽未成,这名字却是可爱的。后来想,事未成也不无好处,如谢溥谦,知难不退,出版《文艺周报》,只是两三期吧,夭折,赔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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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被幻想支配的生活比喻为飘在半空,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不能在半空,要回到地面。这是说,为了能活,还是应该有个按月领工薪的地方。是借青年学子的光,重庆(或昆明)的接收人员还没到,文学院还要开课,我凭余荫,分到一些钟点,记得是教散文习作。是胜利之年的年底吧,接收的人员来了,因为学校的名和地都未离开原北京大学,来接收的也是北大旧人,陈雪屏和郑天挺。为了礼貌,或更为了饭碗,我们曾进谒,以表示希望得到照顾之意。因为西南联大还有待迁回的文学院,“必也正名”,这里的文学院之名撤消,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我想是借了红楼出身之光,这过渡型的大学表示继续聘用。所任之课改为国文。后来,不记得以何因缘,让我兼教史地。这是求守门之犬兼捉老鼠,也因为其时我已经往市立四中任课,还要为一些报刊涂抹,就把这史地课让与熟悉史地的田园丁(名农)。总之,就是这样借文学院的余荫,在红楼一带,我又混了一年。1946年,西南联大合久必分,三家各回各的旧地,革故鼎新,北京大学又开门营业,像我们一些既无学又无名的,当然只能另谋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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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生路,还要说说,就在瞎摸海,飘在半空的时候,自己幻想的报刊虽然如梦幻泡影,成为现实的报刊,单说近在眼前的,北京、天津两地,却为数也不少。编报刊的,有些是熟人;有些本不相识,经过熟人介绍,也就成为熟人。这结果,可以想见,老习惯,手痒,就可以换来一些稿酬。还有欲手不痒而不可得的情况,仅举二事为例。其一在北京,是南星兄编月刊《文艺时代》,就曾要求每期交长文一篇。另一在天津,多年来有来往的张、马二君编《新生晚报》(当然是日刊),就曾商定开个栏目名“周末闲谈”,由我独力承包。此外在北京,有约稿关系的报刊还有不少。现在回想,其时是少知(甚至是无知)助长了胆量,发展了狂妄,于是想不到揽镜自照,而就写写写。就内容说,都写了什么?因为光复了,希望的成分增加,而希望,任何人都知道,总是与失望为近邻,所以就一变而为牢骚。牢骚来于对某些事,连带的还有某些人,不满,这就最容易意味着,对于另外一些人怀有幻想。又是幻想!但过去的也就罢了。这里,因为是回顾一个段落的困难生活,由不定期稿酬而来的小利就像是值得大书特书。尊为“大”,是因为,纵使未能如孟老夫子理想的“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衡门之内的老中幼,计已多到七名,却都平安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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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我的实况显然就优于覆鹿亡羊,因为还不是“究竟无所有”。那么,这篇的所说不就成为文不对题了吗?也不然。来由是,对于个人迷信,我虽然经常畏而远之,可是有时想到昔年,披星戴月,甚至偷课前之暇,连缀成自信为自由之谈,到头来无论原稿还是印件,都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也不免于烟消火灭,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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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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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业,指教书。上一个题目所讲,是迷醉于幻想,想编印报刊,直到开书店,这是不甘于到学校去当孩子王。可是大的局势,小的局势,使我的头脑中增加了自知之明,领悟想活,还是只能到某一个学校去当孩子王。这是退守,不光彩吗?其实也是自古而然,以至圣和亚圣为例,都是先则幻想,得其君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及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才回到实际,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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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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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校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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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待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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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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