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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我到寺里讲课的时候吧,寺里来个有文化的僧人,法名续可。他是江苏人,估计受过高等教育,何时出家,为什么出家,没问过他。人小个头儿,精明,活动力强,也就难免有些江湖气。因为好活动,活动力强,不久就同我结识,而且不见外,常到我家里来,吃素斋。人健谈,大致说,也谈得来。他还常到天津原日租界大觉兴善寺去住,同天津一些挂居士之名的名人有来往。也许就是因为既有文化又在社会的上层活动,在天津,寺住持喜然,在北京,寺住持玉山,都以上宾之礼相待。上宾是名位换来的,其结果是,就是宣扬万法皆空、向往涅槃的人,也是更加追求名位。这位续可法师设想的取得名位之道是编印有关佛教的期刊。佛教有三宝,佛、法、僧,敬三宝是大功德,于是布施钱财,支持僧人编印宣扬佛法的书刊就成为大功德,善有善报,乃入世间和出世间之人所共信,又于是而经过什么曲折或竟未经过任何曲折,据续可法师说,就有天津某居士愿意出钱赞助,并希望早日出刊。以下该动真格的了,约稿,写稿,发稿,排校,等等,续可法师有自知之明,他办不了,就希望我除拉赞助之外,都担起来。我其时还年轻气盛,又认为成人之美,义不容辞,就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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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如开杂货小店,准备这准备那,择吉开业。先要有个活动之地,承广化寺盛情关照,拨与内西院北房靠东的一间,作为月刊社社址。或更在之前,刊要有个牌号,续可法师拟定佛的一个称号“世间解”,义为世间一切事,他都了解。牌匾定了,更重要的是都卖什么货。赞助者是居士,主办者是比丘,当然主张内容是清一色的佛理。我看过一点点佛教经典,可是头脑里异教的东西太多,比如最高目的的证涅槃,我就一直认为只是玄想。这是说,对于佛教,或佛理,我并未信受,只是过去治人生哲学,把“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生之道而已。且夫人,没有受过整风训练,隐瞒观点是很难的,但也不能不世故,兼顾或多顾有关人士的观点,于是经过交换意见,架上货色就成为大部分是“教”小部分是“学”的混合。这种混合,还定型于我写的“发刊辞”中,抄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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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选定了以显扬佛理为主,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在东方,佛理精深而影响浩大。其次,由于不怀成见,所以对于由浮面看非佛理的研讨人生之道的文章我们也一律刊载,盖道无二,明道与显扬佛理在最后的效应中正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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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调和八股,因为所明之道大有可能是反佛理的。透过字面寻实际,是我这个负主编责任的喜欢“学术”超过喜欢“宗教”,所以就尽可能在三藏的库房里放一些主旨为研讨的文章,以增加学术气氛。本于这样的企图,第一期发表了废名先生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孟不知佛,程(至少是口头上)反佛,竟也挤入牌匾为佛一称号的小铺!但我觉得还不够,在同期的“编辑室杂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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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是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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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期就刊出《食化篇》《理学探原序》《力的宇宙与动的人生》等篇,学术的气味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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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气味浓,还有主观以外的原因,是约稿,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究而不是信徒,所能写,也就必成为论学式的,与始于“如是我闻”的文本不是一路。专就第二期说,偏离办刊主旨的形迹很明显,续可法师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他没说,我想是因为一,约稿不容易,不收这些,架上无货,就难得开业;或竟是二,比喻主办者是坐轿的,写稿人是抬轿的,抬轿的都是名手,坐轿的就既舒服又冠冕。实际也是这样,两三期发出去,反映不坏,续可法师就更成为佛教界的名人。且说这些抬轿的,有常常出面的,是顾随、熊十力、废名、王恩洋、虞愚、吴晓铃、任继愈、(印度)师觉月等,有间或出面的,是韩清净、俞平伯、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等。出力最多的是顾随先生,写一篇连载的谈禅的文章《揣龠录》,每期不缺。同学中,吴晓铃给的帮助最大,不但自己写和译,还代约人写和译,如师觉月教授是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的院长,恰巧来北京大学讲学,就是借他认识的光,给月刊写了六篇之多。我呢,因为一则少所知,二则没有时间,只写了一篇《关于度苦》(刊于第二期),虽然也说了些肯定宗教信仰的好话,却仍有不少外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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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性质之外,还想说说编印事务。经费有限,不能多用人。续可法师经常住天津,就是来北京,也是述而不作。找个鼓楼时期的同事黄君来帮忙,也只能做包装期刊、跑跑邮局一类事。于是约稿、编稿,直到跑印刷厂、发稿、校对,都要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我是另有正式职业的,就每天还要到贝满女中去上课。还有准职业,为京津二地的两种报纸写专栏。此外是广化寺的奉送课,也要上。总之,情况就成为,纵使说不上苦不堪言,也总是忙不堪言。其中还有越渴越吃盐的,是在宣武门外长城印刷厂印了五期之后,找承印的地方总是不顺利。就这样,天天骑车各处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闯过多种困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止,计迟延了三个月,因为政局即将有大变化,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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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如果让算盘当家,就我说确是一件大喜事,所谓立即成为一身轻是也。事业小,结束问题也容易处理。定阅户不多,且是一年将满,容易清理。剩一些纸,卖,作为结束开销。剩一些期刊,卖不出去,量不大,搬到我家里(放很久才当作废纸处理了)。办公用具也很少,如刊头和一些锌版等,也包起来放在我家里。较重要的是一些文稿,现在还记得的有废名先生一篇,存起来,也许至今还卧在我屋内的某一个箱箧里吧?还有顾随先生一篇,《揣龠录》的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题为《末后句》。这篇因停刊而未能问世,我一直感到遗憾,也就只好“韫椟而藏”之。幸而借叶嘉莹女士外援的光,顾先生的文集能于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揣龠录》,起用《世间解》的十一期刊文以及我的珍藏《末后句》,终于与世人见面了。事业结束,照例人也要星散。黄君家在北京,当然要回家。他贫困,社会关系少,过了不短的时间吧,才由我介绍,到广济寺的传达室去工作。后来告退家居,“文化大革命”当中还见过一面,说初起时,儿妇胆小,吓得要死,搜检家里书,不管什么内容,都拿到院里烧,他乘儿妇不注意,才把两部旧小说藏到床底下。又过些时候,收到他儿子的来信,说病了些日子,治不好,作古了。续可法师则更早地归了西。也许还在天津解放之前吧,他移住上海某大寺。我们通过信,还由上海给我买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时传来消息,说很活跃,还常常到外地讲经。记得是1955年,见到瑞应寺的德清(?)法师,他告诉我,某运动中续可法师受到批判,投黄浦江死了。何以这样脆弱呢?一种可能是为名位所累,荣惯了,来些辱就受不了。如果竟是这样,我之帮助编《世间解》,就是欲福之反而祸之了。但木已成舟,说悔说不悔就都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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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说说将及半个世纪的现在,有时想到这个月刊,我有什么感触。计可以凑三项,都是如意的。其一,是精力的今昔对比,想到目前,虽然不免有些感伤,可是回顾昔日,就真是可以眉飞色舞了。那是挤一点点业余时间,唱独角戏,支持一种月刊,出版一年。像是也没有觉得精疲力竭,累得不能支持。如果是现在,那就连想也不敢想。不只我不敢想,就是领其带、高其跟的许多年轻人,也不会拍拍胸膛,慨当以慷地说“我可以试试”吧?这样说,关于个人的能力,我虽然一贯有自知之明,却也无妨学一次高高在上者的个人迷信,说:“想当年我也有超过凡人之才,只是小露锋芒就编了一年《世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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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形,并进而吹牛,是笑谈。还是转为说其二,正经的,这是借约稿的机会,得亲近许多贤哲的謦欬。人不少,都是师辈,学识,性格,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但有个共同点,是都近学问而远世俗,重义而轻利。学问,太专,不好讲,只说待人接物,如见面最多的顾随、熊十力、废名几位先生,都是古道热肠,面对片时,使人顿失鄙吝之心。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由这个角度看,我编《世间解》一年,费力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奔走于诸位师辈之门,最后算总账,所受教益还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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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经过多次运动,保存的一份《世间解》却仍健在,有时翻开看看,也许“文章是自己的好”扩张为报刊也是自己的好,竟还是印象不坏。这自然是来于私见,认为嗅到的一种气,离学术近,离迷信远。迷信万端,举三种为例。一种可称为福报型,如《聊斋志异》一类书所写,某某供养观世音菩萨,遇灾难,就有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另一种可称为诵经型,比如宣扬所见所闻诸事物皆非实有,问何以知之,举证是《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一种可称为玄想型,如日本铃木大拙讲参禅,说参就可以(己身)与外物合而为一,悟后的禅师长啸一声,可以震动乾坤就是。可以自慰,是《世间解》,世人视为一种佛学杂志,却没有这些。而所有,因为是平心静气治学,有时就真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也举个这次翻检碰到的例。是前几年,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其中引玄奘译本(有七种译本)《心经》,中间部分是这样标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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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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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遇见金克木先生,他是通梵文的,说依梵文本,“无智亦无得”后应该用逗号,其下的“以无所得故”后用句号。我当然信受,可是旧诵法根深蒂固,欲改而勇气还不够。碰巧这次翻看,第一期刊有慧清(韩镜清同学)试译的《西藏传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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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非得。舍利子!如是菩萨由无得故,即能依住般若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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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所得”之意在“舍利子”之后,可见至少是西藏传本,“无智亦无得”后是点断的。如此这般就成为暂不能定。不能定有什么好?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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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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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世间解》第一期印成,我忙得无喘息之暇的时候,梦想不到,由家乡又飞来灾难,是土改,住在农村的家里人,父母以下,共九口,辗转逃到北京,要依靠我生活。依常情,先要问问情况。这里写,情况要追述得更远一些。还是二十年代初,因为我父亲好赌,常常输不少钱,新进门的三婶母不能忍(三叔父忠厚懦弱),父亲和三叔父分了家,各分得住宅一所,田地五六十亩。父亲分东院,不久前买石家的,地基较宽,只有北正土房五间。为齐家,要添建东西厢房,改建北房(改土为砖瓦),我和长兄还在上学(兄师范,我小学),这都要花钱。又,人是很难改习性的,父亲就还要赌,还要输钱。这样,入一项(田地生产),出多项,自然就入不敷出,补偿之道,农民的祖传办法是缩小经营范围,卖田地,少养牲畜(兼大换小,如骡马换牛驴),少雇工或不雇工(农忙时可以雇临时工)。就这样延续到四十年代,田地大概已经不足四十亩,牲畜只有牛一头,但因为没有强劳动力,还雇一个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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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在还不知道有所谓相对论的时候,谈论贫富、高下等,也是由比较来。家乡的小石庄几乎没有富户,我们虽然家道中落,却没有落到缺衣少食,何况在乡里人的心目中曾经是富户。是1947年的春天或春夏之交吧,由村北方传来“新”闻,是新政治力量推行土地改革,平分财产,还打死一些地主,全家扫地出门。因为连若干代祖先算在内也是闻所未闻,都半信半疑。紧接着又传来同样的消息,而且地点逐渐移近,情况由泛泛变为具体。都不能不想到自己,心乱,思想也乱。一阵怕的心理占上风,就以为必在劫难逃,扫地出门,哪里去?还可能被打死?还是以赶紧逃为是。一阵又侥幸心理占上风,也许不至这样厉害吧?中心无主的结果是手足无措。又紧接着是地点更移近,情况更具体,是往北不远的某某村,打死谁谁,共几个,另一村打死谁谁,共几个。不容再犹疑,决定逃。没有细软,找出随身衣服,包几个包,准备必要时提起来就走。可是故土难离,总想再听听,就这样一迟疑,村子封闭了,各村口都加了岗哨。紧急情况使思虑成为单一,是如何能够走出村口。其时我妹妹也在,她不久前生个女孩,残疾,眼看不见,下肢也有毛病,急了,她决定牺牲这个孩子救老人,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里。几分钟,孩子死了,说埋孩子,混出去几个(站岗的是村里人,推想是装糊涂,放出去)。过一会儿,我母亲带个孙女,也到村口,说埋孩子的还不回来,想去看看。站岗的人说:“去看看吧。”还有大一些的侄儿,跳后墙后钻入庄稼地,都逃出来了。我有个三姑母家的表妹,嫁在我们村南稍偏西五六里的侯庄子,出逃前约定在她家见面。其时是七月,地里庄稼多,都不敢走大路,穿庄稼地,如我母亲,缠脚,体不健,一定走了很久,但终于都到了表妹家。不敢停留,第二天由表妹家备车送到杨村,坐火车到了天津。天津亲友不少,住几天,听说南院二婶母未逃出,被打死,邻村薄庄我的小学老师薄鑫也被打死。家里动产都分了,一部分房屋也分给村里某某人。故土难离也终于不得不离,作长久之计,只好北上,投奔我(其时我长兄也离开香河县城,到北京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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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依无靠的一般相识,我也不能视而装作不见,况父母嫂侄等乎,只好毅然放在自己肩上。不幸是其时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忙多样事,物价飞涨,上一篇已经说过,新的又加一件,是妻病了,天天发低烧,浑身无力,闹不清原因,也想到医院检查,既无钱又无闲。家里老一(妻之母),中二(我们夫妇),幼四(长女九岁,幼女两岁),已经七口,骤然加了一倍多,怎么办?衣食住行四项,燃眉之急是住。农村睡炕,占一间屋靠窗的半面,加几个人没什么困难,都市改为睡床,一个萝卜一个坑,加一个人也要另想办法,何况九个!只好求亲友,借,租,疏散,其中有些可以兼做些家务活,挣饭吃。其次是食,就是只图果腹,也要花钱。为减少开销,求广化寺支援,他们磨玉米面的时候,送一些来。衣也不是小事,因为都是穿一身单衣,空手逃出来的,近,要添些替换衣服,远,没有夹衣可以对付,没有棉衣就难得过冬,总之也需要为数不少的钱。语云,病有工夫急有钱,妻病,只好卧床;逃来的人要衣食住,己力不足,不会偷盗抢劫,只好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识中几乎没有富足的,只能各尽所能,集少成多。就这样,过些时候,中年以下的,有的到天津另找生路,我的负担逐渐减少,总有将近两年吧,这次的危难才渡过去。情况是这样:土改,上方派来的人带来的暴风刮过去,死的死了(包括少数吓死的),分的分了,发号施令的人撤了,村里的秩序,以及绝大多数村民的思想和感情,又退回去不少,于是到1948年的后半或年尾,村里曾来人,半公半私,说家里人可以回去,照旧过日子。上面说过,故土难离,又因为局促在都市的小屋里,出门不能望见田野,入门不能亲近土炕,早就积累了想家之情,听到故居还可以住,就恨不得三步两步跑回去。但也知道,故居已经成为徒有四壁,去住,就不得不置备些日用之物。总之,又不能离开钱和精力,如此这般,记得挨到1949年初,二老以及在外面还不能自食其力的,都回家了。父亲为人直爽,母亲谦和温厚,在村里人缘都好,所以到家,没有什么大困难,又安居乐业了。但究竟是心里受了创伤,回去住了不到三年,父亲故去。又过了几年,大跃进,都吃不饱,就又外出,把家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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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家里人外逃的灾难给我的影响不小。多大呢?心,急,身,奔走、乞求,即使有打算盘之瘾,也必是算不清。可以算的还有两项:一项是欠了不少债,但数多少,何时还清,如何还清的,是早已说不清了;另一项是努力支持到1948年春,我终于累倒了,患了胸膜炎,住医院,详情留到下一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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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灾难,正如各时代的许多灾难,也是由政治(谓行使政治力量,大至战争,小至查户口,等等)来。行使政治力量,普遍的性质是强制所统辖的人民干这个干那个。这个那个,绝大多数是仍旧贯的,所谓年年如此,虽然也不能躲开是非问题,但问题不大,因为仍旧贯的一般是不得不如此的,至少是人民习以为常、能够忍受的。新措施,尤其以运动形式强制执行的,就未必是这样,而是必面对是非问题。评定是非,在哲学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评定要有标准,标准同样有是非问题。这是个无底洞,最好是不钻。不钻,游荡于洞口,或者可以称之为卑之无甚高论,是否仍旧会想到是非问题?确是曾经想到,因为这里是追述旧事,其时所想也是旧事,虽然未必能合于时宜,为了存真,似也无妨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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