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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葬为未成形的中年的苦。说苦，不由得想到佛家，太子游四门，所见之苦为生、老、病、死，其中没有中年。我的经验，老之为苦，主要是感到所失过多；中年呢，是有所求，虽强烈而渺茫，也就总是求而难得。失，或可用旷达这味药对治；求而不得，因为是在中年，想旷达就旷达不起来吧？若然，则中年之为苦，其程度也许超过老年。不比较也罢，还是总的看人生，纵使天心向善，人祸不来，表面看，饮食男女都没有什么困难，想取得心的安然终归是很难的，每念及此，不禁为之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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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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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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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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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中学的经历，先后总有十年以上，1935年秋起天津南开一年，1936年秋起保定育德一年，1946年春起北京四中一年，1947年春起北京贝满女中四年，此外还有育英中学、土木学校等地。其时男女还不能混合，只有贝满，学生是女的。且说在这女校，时间长，自然经历的事情就多。也因为时间长，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可怀念的人和事也较多。自然，经历的事情多，其中也难免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还是以先说、多说可怀念的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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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天无私覆，高高在上，没什么可说的，说地。前面说过，初中部在灯市口西口内，高中部在灯市口东口内。校内都清洁安静，能够使人暂时忘掉各种争夺。初中部院内有公理会的教堂，虽不很大，也是尖顶指向天空，可以引导人想到形而上。高中部还保留着旧（清初佟国维）府第的殿堂，至少我觉得，比现代化的楼房多有肃穆之气。总之，在我教过的几所中学中，就环境说，我最喜欢贝满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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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重点的人。人过多，只好挑一些常常萦回于头脑中的。学生，离校后有来往的不多，先说。初中教的时间不长，只记得一个，名孙亦林。是八十年代前期，有一次我到复兴门外广播电台去干什么，她在电台作曲，听说我要去，在门口等我。见到以后，拉住我的手，往里走，过几道门还是不放。她说她在初中，喜欢音乐，我鼓励她顺着这条路努力，她的有今日（作曲得奖？），都是由于听了我的教导。她感恩的话显然说得过了分，但我另有所取，是我这个被许多人看作不前进的，还有昔年的小姑娘并没忘记我。我也感恩，或说深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别后就填了一首《浣溪沙》，上片云：“漫道萍踪聚会难，秋风斜日电台前。称名识面忆当年。”由初中的小姑娘就过渡到高中的大姑娘，这就多了，计有王德静、李爱冬、李迎祥、陈贞华、蒋雯、林如等人。来往最多的是王德静，她住东城演乐胡同，在鼓楼附近化工学院任课，离我城里的据点都不远，常骑车帮我办些零碎事。又连续几年，冬天，她约我和李爱冬、李迎祥，在她家吃饺子。她们三个人包，并买不少下酒菜，看着我一个人喝酒。屋里火不旺，可是人情的暖意还是能使人感到热乎乎的。是大前年吧，王德静去了法国巴黎，常来信，说想回来，因为心脏不好不允许上飞机，又家里人都在那里，未能如愿。我劝她不要回来，可是有时想到心目中的孩子们围着我，看着我喝酒的情景，也不免有些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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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不少。依编职教员录的通例，先说掌校政的人物。教会学校，代表教会的有个寇教士，应该坐首席吧？她是美国人，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大概是独身。人，看外表，丰满健壮，既有严谨的一面，又有和善的一面，住在佟府的后院，到前院活动的时候不多。我同她几乎没有交往，有一点点印象，是她回国之前，一次谈话会（也许应该称为质问会或批判会）上得到的。任何年岁不轻的人都知道，1949年是有大变动的一年，前半的2月，解放军开入北京城，后半的10月，建国，于是以这一年为界，仅是在佟府，寇教士的地位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说，其前，有些人是勤出入佟府后院，满面笑容呼寇大妈的；其后，还是这些人，视寇教士为来华侵略的敌人，当然也就不再出入于佟府后院。这还不够，想进一步，让寇教士也改变观点，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办法是惯用的小组讨论，宣扬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记得是在北海五龙亭，寇教士安坐，听发言，千篇一律，都是美国怎么坏。坏之一是不民主，如总统就不能代表人民。我记得很清，听到这里，寇教士说：“他代表我们，因为是我们选的。”这句话对不对可以另说，她在被围攻的逆境里还说己之所信，总是可敬的。其后，美国人不再吃香加不是“孺子可教”，寇教士处理了家当，回国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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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位是校长管叶（xié）羽，人瘦小，因为已经入老境，还有点驼背。严正，忠于事业，规规矩矩办学，以求学生都能成为有知识、有能力、品行端正的人才。他寡言笑，与教师和学生都接触不多，可是校内上上下下都敬重他。我敬重他，还因为有那么一件事，表现他有容忍的雅量。来校比我略晚的曹家琪与我有深交，也教国文，一次上课，忘记为了什么事，管校长进了课堂。曹误会，以为是查他，当时发了脾气。管校长平平静静退出来，还向曹表示了歉意。这是有道的长者之风，就是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所以后来每一想到，就有得见今之古人的感慨。也是建国之后，大概他自己也感到原有的一套不能适应新环境，就把校长的职位让给陈哲文，其后不久我也离开佟府，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有古风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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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陈哲文，任校长之前我们已经很熟，而且谈得来。他中等身量偏高，不胖，如果是青年，就可以称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据目力特别明察的学生说，面部左右不匀称。我没看出来，只觉得透着和善，对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身方面还有个特点，内脏的位置与常人相反，是某次透视发现的。这都关系不大，还是说为人，他是既正派又能不忘世故，于是表现为通达。这种美德，在今昔交替的时候也许再好不过，因为多方面都能接受，纵使一日千里的人物还会感到美中不足。至于我，就借了他的这种美德的光，离开佟府时没有多丢面子，而且得个远为容易端的饭碗。这是建国以后，我的脚步跟不上，又没有学会言不为心声，渐渐就引来堂上堂下的不满。眼看这碗饭不能吃了，哪里去呢？是他，先给我安排了立足之地，然后在举杯小饮的桌面上告诉我，“还是离开这里，去做编辑工作吧。”我不好问他，这样的安排，是碰巧有这样一个工作，还是认为我不宜于再面对学生讲话，上穷碧落下黄泉，才找到个可以只拿笔、不说话的位置的，如果是后者，那就如三国虞翻所说，“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他就是这样的“一人”。就说是机会使然吧，如果立足于今日，回头看看，四十余年，我得平安，甚至小名小利，应该说主要是他之赐。我离开佟府以后，他后来转任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忙，我经常自顾不暇，见面的时候不多。近年来他也退了，住在王府井街西大阮府胡同一个平房院里，设备不齐全，土厕所要走出院门。我应该去看他，因为忙，只是托他的儿妇岳女士（也在我们社的大院内工作）向他问候。是去岁（1995年）初冬，我在病中，不记得听谁说，他本无病，洗脚时忽然跌倒，急救无效，于9月下旬作了古。又是一次，应该见最后一面而未能做到，每一想到，就心不能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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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直属校当局的办公人员。为首的是朱先生，其下有管事务的杨先生，管财务的耿先生，以及抄抄写写的叶迪元、金荣荫、张永钟等。重点说朱先生和杨先生。朱先生与我有特殊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师范同班同学朱仰秋（名润岑）的三叔父。同学，限于同班，关系也有远近的不同，我和朱仰秋的关系很近，俗话所谓可以称兄道弟的。他们是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一带。朱仰秋早已丧父，叔父还有行四的，在育英中学工作，也是主持校办公室。就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见面，随朱仰秋，呼在贝满的朱先生为三叔，在育英的朱先生为四叔。且说这位三叔，人很精干，也很宽厚，又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对我，表面虽然客气，心里却看成子侄，需要指点的时候，趁屋里没别人，小声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我当然很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位长辈维护，也就既敬重他又亲近他，到学校，没课，愿意到他那里去坐坐。也为了表示敬重和亲近，每年新正，我总是与曹家琪结伴，到朱先生家去拜年。朱先生是旗下的小户人家，蓬门小院，可是室内一尘不染，用具都明亮如镜，婶母等也是温和大方，仍不少“王侯第宅”的雍容气象。我离开佟府以后，与朱先生会面少了，不记得是“大革命”中还是其前其后，听谁说，就在那蓬门小院里归了道山。再说为朱先生之左右手的杨先生。他是天津人，年岁与朱先生相仿，高个子，面干枯无须，酷似紫禁城内的太监。只有一个女儿，以及老伴，相伴过日子。为人也是古道热肠，以帮助人干点什么为乐，并且作而不述。他可以算作怪人，一身而兼有聪慧和拙笨的两面。聪慧是动手，他什么都会，而且不同凡响；拙笨是动口，尤其在新时代的小组讨论中，他一句也说不上来。举一点点事例为证。教会学校，周六下午不排课，上午课上完，学生散去，我们松一口气，几个常在朱先生屋里闲谈的男教师就想享受享受，朱先生出主意，一个人拿一点钱，交杨先生，让他做点什么，下课后在朱先生屋里聚餐。记得第一次是吃红烧肉，入盘上桌，肉块方方正正，看着像是不烂，及至下箸，才感到连夹起来也困难。入口，味道好得难以言传，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说有生以来吃红烧肉无限次，评比，还是以这一次为第一。我惊讶，问朱先生，杨先生的技艺是怎么学的。朱先生略过因，只说果，是“他什么都会做”。果然，其后就品尝了他做的许多种，其中一种是糖葫芦，单说外形，竟超过东安市场北门内的。再说另一面的不能说说道道。建国以后，万象更新，原来不言不语也能做的事，有不少要经过小组讨论，以表示并非被动。有那么一次，是为什么事（救灾？）动员大家捐助，于是先定期小组讨论。杨先生也必须参加，也就必须发言。都知道他不会说，于是由我们吃红烧肉的一群里推举一个人代他作发言稿。要求简明扼要，以便容易背诵。果然背熟了，开会，轮到他，背一过，一点不错。一些先进人物既惊又喜，大力鼓掌，我们知内情的也就随喜，鼓了几下。万没想到，杨先生听到掌声竟忘其所以，又说几句与前几句意思相反的，是“我看不捐也可以，国家一定有办法”。散会以后，我们责备他，他说：“我以为多说几句，他们一定更高兴。”离开佟府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推想不久就会回天津吧？我有时翻检《庄子》，碰到《天地》篇中的“机心”，就禁不住想到他的朴厚，没有一点机心，也就不能不慨叹，以小组讨论的说说道道培养机心，我们的损失终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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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同行，上讲台面对学生的。男本位，先说男的，附带说说女的，都以记得的多少为序。排在第一位的是曹家琪，不只这里排第一，我还专题写过他，收入《负暄三话》。何以这样恋恋不舍？是因为我们在说话必须小心谨慎的时候，还是可以无话不谈，推想现在年不小于耳顺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过命的交情。他是京北怀柔县的人，辅仁大学毕业，来贝满女中，教高中国文。他长身长面，为人敞快，好说，与人交，推心置腹，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为知心的朋友。常在一起吃喝，在小馆，或我家或他家。他家是富户兼书香门第，在鼓楼以东还买了住宅，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卖出，租交道口以南秦老胡同一个大宅院的东房住。我常到那里去，其时他祖母还在，一看就知道出身于世家，文雅，不出门，以读小说为遣。命不坏，儿孙都孝顺，“大革命”之前往生净土，没受到赶回老家、接受批斗的折磨。她的儿子和儿媳（曹家琪的父母）就失之死得太晚，“大革命”风暴一来就被赶回老家，男血压高，在烈日下受批斗，第二天就见了上帝。女，一人在家度日，曹家琪当然放心不下，只好城乡两头跑。其时他早已离开佟府，先是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工作，不久学院迁北京，改名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地址在和平里，他也住在和平里。母亲还健在，有在天津结合的陈女士主持家政，应该说是由颓败趋向中兴了，不幸得了由感冒转为肾炎的不治之症。其后学院又迁居，到宣化西南方的一块荒地，正名为河北师范学院（后来“大革命”的狂热过去，迁往石家庄）。在宣化时期，他的病渐渐加重，终于不得不到北京住医院。其时我由干校放还，户口还乡，人则多在北京，也就常去看他。他顾念妻子，舍不得死，可是病如天地之无私，挨到七十年代初期，还是抱恨走了。我失掉这样一位益友，心里很难过。所谓“益”，至少包括两项。一项是上面说过的，无话不谈，“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另一项，由利的角度看更重要，是我缺少应付世俗的能力，他不只有，而且很丰富，所以每当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就问他，他必当机立断，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而也是“自夫子之死也”，我就只能乱碰了。失，已然，没办法。幸而他还给留下一得，天大的得，介绍我结识启功先生。他是启功先生的学生，与启功先生也有无话不谈的交谊，并本诸什么什么“与朋友共”的古训，带着我到前马厂去进谒这位其时还没有遮天大名的上人。因为有此一介加一谒，就先是“马厂斋头拜六如，声闻胜读十年书”（拙句），其后半个世纪，先后到黑芝麻胡同、小乘巷、师大小红楼等地的斋头，大则取立身处世之道，小则取个拙作的书名，凡此，皆绰号老驴的曹家琪之遗爱也。人往矣，又能怎样？也只能就一时想到的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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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田聪。他字仲严，天津以西永清县或霸县人。我们是文学院同事，早就熟识，我到贝满，记得还是他介绍的。他身量不高，精明，对人热情而彬彬有礼。也是教国文，因为个儿矮，曾有学生照顾他写黑板字，讲台上放个小板凳。他误会了，大发脾气，以学校和学生都致歉意了结。他学识丰富，口才也不坏，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敬重。我和他也谈得来，印象是思路清晰，能明辨是非。万没想到，这样规规矩矩的一位，记得是1947年暑后开学不久，被捕了，同时捕去的还有女教师陈琏，都是夜里从家中抓走的。依常情，这必是政治问题，国民党所抓，身份可想而知。后来听说，是解往南京，陈琏交她父亲陈布雷严加管教，田聪判刑，住老虎桥监狱。推想也是1949年初，南京政府塌台，用保释的名义放出来的。如此推想，一是根据《知堂回想录》记出老虎桥监狱的情况，二是听他自己说，在狱里与周氏有交往，周曾赠他书云云。总之，建国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交往。他未改旧家风，对旧相识仍是亲切客气。只是有一件事不便问他，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何以未腾达？先是在西郊某单位，后是在东郊定福庄一个石油学校，都是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在西郊，他曾介绍南星去教英文翻译；在东郊，为有关语文的事，与我有些联系，记得曾在华侨饭店共进过一次午餐。后来见面的机会少了，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吧，听说为被捕的历史问题，生活不能平安。记不清确切时候，也不记得听谁说，他作古了。人都不免于这样一场，但我有时想到他，总觉得未能听到他深谈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终归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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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位，可谈的不多，想总而言之。一位是陈广濬，教化学的，超过一般的朴实正派。这样的性格显然难于适应新风，又不善于演戏，所以经常愁眉不展。我同情他，又能怎样？离开佟府以后，我们见过几面，后来就断了音信。是八十年代吧，听说不很久以前作古了。另一位是孙念台，孙家鼐的后人，胖胖的。教物理，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记得我译完罗素的《哲学与政治》，还请他校阅过。他的大优点是通情达理，明是非，善于处事。他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物理系主任吧，告退之后家居，有时还带来问候的盛意。还有一位是张午桥，教历史的，风度翩翩，好交，我们相处得不坏。我离开佟府以后，大家都身心少余裕，不记得曾见过面。是近一时期，先是通过学生李迎祥，我知道他还健在，后是通过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今事和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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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女同事。女校，教师也是女的多，但这里想说的却不很多。第一位是刘大姐，名师蕴，也教国文。我呼为大姐是实事求是，因为年长于我至少六七岁。可是仍闺门待字。是独身主义吗？非也，在我还没离开佟府的时候，她找了个年过知命的大姐夫。我亲近她，是因为同于裴世五大哥，总是把我看作需要她照顾的小弟弟。我同她交往很多，愿意听她的教导。只是有一次，她约我到刘喜奎（是她姐姐的好友）家去喝茶，我沉吟一下，没去，以致失掉结识这位民初大红人的机会，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再一位是张继恒，数学女教师张继毅的令妹，东北人。记得是教物理。人开明，敞快，至少是同合得来的，心口如一。由无话不谈的角度衡量，在佟府，站队，曹家琪是排头，她可以排第二。其时她还闺门待字，与孙念台来往比较多，于是由近而再近，更近，就与孙念台结为夫妇。推想是孙念台转往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她夫唱妇随，也到那里去教物理，至今四十余年，就没有再见到她。再一位是陈琏，上面说到，是蒋介石左右手陈布雷的女儿。用今语说，是高干子弟，为什么不在南京优哉游哉而到北京一个中学来教书，真是想不明白，也不好问她。后来，即被捕以后，才大致可以推定，是道不同，所以各走各的路。她教历史，知识面广，也健谈，虽然貌不够上上，风度却潇洒而大方。我们合得来，总可以说是相知吧。她被捕以后，只听说解往南京送交她父亲陈布雷，以后就不再有她的音信。也是推想，道不同变为同是很难的，那么，她“侯门一入”，家中的空气也就不能平和了吧？其后不很久，陈布雷自杀了，原因除了“国”以外，是否还有“家”方面的？还有，这位陈琏女士到哪里去了呢？我怀念她，当然愿意知道，实况是至今还未能知道，圣训有云，“戒之在得”，也就罢了。再一位是艾碧珈，教音乐的。我们见面，只有微笑点头的关系，可是印象很深。原因来于她的体貌和风度，娇小玲珑，背个书包，远看近看都像个小姑娘。还性格温和，推想就是受到打骂也不会发脾气。佟府别后，我和她竟还有会面的机缘，一次两次，何时何地，都记不清了，总是我已趋向老、她也不再年轻的时候，很奇怪，远看近看，她竟仍是个小姑娘。再一位是方备，教体育的。我留有清晰的印象，原因不只一种。先以貌取人，她身材、面容都美。性格呢，温婉还要加上洒脱。我有时想，讲《诗经·关雎》的“窈窕淑女”，如果必须以例明之，就可以请方备女士上台亮相。也就因为多方面的优点具“备”，嫁个学术地位比她高的龚祥瑞。龚是在英国学政治的，据说是拉斯基的学生，回国以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我不认识他，虽然也念过几本拉斯基的著作。“大革命”来了，喝过英国墨水，又在南京工作过，当然更要入牛棚，接受批斗。不记得听谁说，批龚，只一次，因为上场，自骂比他骂更入骨三分，再批，连通天的红卫英雄也感到无话可说。我听了不禁赞叹：“究竟是拉斯基，看透了政治；如果是高尔基，只迷恋文学，就不能应付了吧？”可惜其时我自顾不暇，又见不到方备，不能把这神来之意附耳告之。最后说一位是刘可兴，连教什么也忘记了。有清晰印象，是因为她体貌有特点。窈窕，楚王所好的细腰，还都可以说是不稀奇，稀奇的是腰部柔若无骨。这样，风度就表现为美，有魅力的美。静时如此，动时更是如此。是万象更新之后，为了表示皆大欢喜，人人都要下场扭秧歌。我从众下过场，有时也旁观，见都是生硬捍格，不好看，只有刘可兴，流利宛转，很美。问人，才知道她跟戴爱莲学过跳舞。是若干年之后，一次与通县师范同学刘佛谛面对，不知怎么就谈到刘可兴。原来他们在塘沽同过事，刘在那里也是以美出名，也许为了表现腰部的得天独奇吧，绰号美人前还加个蛇字。在佟府的女同事中，刘可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今四十年过去了，希望她还健在，也总是古稀以上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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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四十年以上，我没有再走进佟府，旧的殿堂也退位，让与新了吧？至于府夹道的口外，我有时还经过，北望，变动很大，连熟悉的烤白薯炉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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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孳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或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喋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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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人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甚至信心，参加这次活动。天不作美，由清晨就起了大风，很冷。我于八时赶到学校，师生列队，南行，到分配的地段东交民巷，站在街两旁恭候。记得等了很久，因为返校已经是下午。幸而我有准备，穿了厚皮衣，没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听见锣鼓响，接着远远望见，自西而东，解放军来了。为首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并排立着两个半身像，后面是几个人敲锣打鼓，声音洪大而嘈杂。车后是长长的队伍，也许还有秧歌队？好容易等来了，欢迎的人群有人带着，都摇旗喊口号。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热中。就这样，总有二三十分钟吧，队伍过去，空气才静下来。然后是原路回学校，风力不减，很饿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温集会的印象，所见解放军都是灰土布棉衣，确是艰苦朴素；纪律也好，在街头走，几乎目不斜视。所感呢，也许多年来中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的毒，对于狂热就感到陌生，甚至不能适应。这样的感觉还有个历史来源，过于远的且放过，单说近的清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之狂热太多而理智太少，而讲治平，真能治平，是只能靠理智，平心静气处理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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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少说，为了文不离题，要跳过近八个月，说参加10月1日的建国大典。十一以前，为了庆祝，学校已经忙了两三天。到正日子，像是反而轻松许多，记得只是到天安门前，席地而坐，看升旗，听礼炮，听讲话。典礼开始不早，兼以时间不短，记得近晚才回家。与欢迎解放军入城相比，这是更大的大事，或如许多先进人物所宣扬，大喜事，因为这之后必是除旧布新，总的，国家，分的，个人，都蒸蒸日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甚至相信很可能是这样。说“很可能”，不说“必然”，是因为头脑里盘踞着历史，而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多到数不清，改以后真就蒸蒸日上，坏都变为好，或说小民真就由水深火热变为平安幸福，是直到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能实现，原因很多。主要想占有求享乐的，如隋炀帝之流可以不计，单说意在求好的，也未必就能够，从长远看，使坏变为好。只举近的两种情况为证。一种是善举，如入城之后不很久，有一天，雷厉风行，封闭了妓院，解放了妓女。这是除了极少数靠妓女血汗赚钱、用妓女肉取乐的坏蛋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颂为德政的。我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确信不疑，从此就不会再有卖笑嫖娼之事。可是几十年过去，“小班”“茶室”之类的牌子没有恢复，而据说，土味儿变为洋味儿，名不很正的按摩室、KTV包房，名正的咖啡厅、饭店，也许还有其他花样，就仍是可以进行钱肉交易。以作战为喻，这是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因为可以游，数量就更大了吧？更可怕的是想除之，就不像封闭妓院那样容易。如此悲观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容易，就用不着隔些日子就高喊一次“扫黄”了。另一种情况是乱举，如入城之后的几年之后，想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的档次，先是风传，继而实行，城乡，都以群居的某一范围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各家的人不再自炊自食，而要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两个“公”，与一个或千千万万个“私”斗，依理，应该转瞬之间就看到胜利，可是很意外，来的竟不是胜利，而是很多人不再能吃饱饭。不管依照什么理论，很多人没有饭吃总不能说是好事吧？而不幸，这不能算好，想变为好或恢复为好又非常之不易。其结果是在上者必忙于改弦更张；在下者呢，有办法即能移动的，遵从“人挪活，树挪死”的俗训，背井离乡，另谋生路，绝大多数不能移动的，自然就有“转乎沟壑”的危险。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是意在求好，而来的并不是好，也就可证，除旧布新，蒸蒸日上，并不像希望的那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