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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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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孳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或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喋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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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人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甚至信心，参加这次活动。天不作美，由清晨就起了大风，很冷。我于八时赶到学校，师生列队，南行，到分配的地段东交民巷，站在街两旁恭候。记得等了很久，因为返校已经是下午。幸而我有准备，穿了厚皮衣，没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听见锣鼓响，接着远远望见，自西而东，解放军来了。为首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并排立着两个半身像，后面是几个人敲锣打鼓，声音洪大而嘈杂。车后是长长的队伍，也许还有秧歌队？好容易等来了，欢迎的人群有人带着，都摇旗喊口号。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热中。就这样，总有二三十分钟吧，队伍过去，空气才静下来。然后是原路回学校，风力不减，很饿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温集会的印象，所见解放军都是灰土布棉衣，确是艰苦朴素；纪律也好，在街头走，几乎目不斜视。所感呢，也许多年来中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的毒，对于狂热就感到陌生，甚至不能适应。这样的感觉还有个历史来源，过于远的且放过，单说近的清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之狂热太多而理智太少，而讲治平，真能治平，是只能靠理智，平心静气处理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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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少说，为了文不离题，要跳过近八个月，说参加10月1日的建国大典。十一以前，为了庆祝，学校已经忙了两三天。到正日子，像是反而轻松许多，记得只是到天安门前，席地而坐，看升旗，听礼炮，听讲话。典礼开始不早，兼以时间不短，记得近晚才回家。与欢迎解放军入城相比，这是更大的大事，或如许多先进人物所宣扬，大喜事，因为这之后必是除旧布新，总的，国家，分的，个人，都蒸蒸日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甚至相信很可能是这样。说“很可能”，不说“必然”，是因为头脑里盘踞着历史，而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多到数不清，改以后真就蒸蒸日上，坏都变为好，或说小民真就由水深火热变为平安幸福，是直到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能实现，原因很多。主要想占有求享乐的，如隋炀帝之流可以不计，单说意在求好的，也未必就能够，从长远看，使坏变为好。只举近的两种情况为证。一种是善举，如入城之后不很久，有一天，雷厉风行，封闭了妓院，解放了妓女。这是除了极少数靠妓女血汗赚钱、用妓女肉取乐的坏蛋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颂为德政的。我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确信不疑，从此就不会再有卖笑嫖娼之事。可是几十年过去，“小班”“茶室”之类的牌子没有恢复，而据说，土味儿变为洋味儿，名不很正的按摩室、KTV包房，名正的咖啡厅、饭店，也许还有其他花样，就仍是可以进行钱肉交易。以作战为喻，这是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因为可以游，数量就更大了吧？更可怕的是想除之，就不像封闭妓院那样容易。如此悲观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容易，就用不着隔些日子就高喊一次“扫黄”了。另一种情况是乱举，如入城之后的几年之后，想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的档次，先是风传，继而实行，城乡，都以群居的某一范围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各家的人不再自炊自食，而要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两个“公”，与一个或千千万万个“私”斗，依理，应该转瞬之间就看到胜利，可是很意外，来的竟不是胜利，而是很多人不再能吃饱饭。不管依照什么理论，很多人没有饭吃总不能说是好事吧？而不幸，这不能算好，想变为好或恢复为好又非常之不易。其结果是在上者必忙于改弦更张；在下者呢，有办法即能移动的，遵从“人挪活，树挪死”的俗训，背井离乡，另谋生路，绝大多数不能移动的，自然就有“转乎沟壑”的危险。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是意在求好，而来的并不是好，也就可证，除旧布新，蒸蒸日上，并不像希望的那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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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回头看看，忽然想起一个熟人，爱人以德，其时曾勉励我，头脑里旧东西多，会阻碍自己前进，不前进即落后，不好，应该急起直追，先把旧的清除出去，以求破之后很快能立。我感激这样的厚意，也真想全力自讼，先求能破。可是上面提及的疑虑表示自己的所行并不是弃旧，而是仍戴着旧眼镜看新事物，何以对熟人的盛意？虽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想起来仍难免心不能安，怎么办？先跳出来个想法，是不写或改写，改，即只记身的活动而不记心的活动。刚想到这里，又一个想法跳出来，是写旧事，决不应该以半面妆见人。头脑中出现吵架现象，只好再思三思。思的结果是决定走写实的路。何况这实，即当时回溯历史，对于“齐一变”就“至于道”的如意算盘还未能全信，一是并无恶意，二是其后的许多情况表明，所疑并未失误。疑未失误其实也不无好处，是确认治平并不像幻想的那样容易之后，处理众人之事，要平静谨慎，少诉诸狂热。至于如何才能够平静谨慎，不随着幻想乱走，乃题外的大问题，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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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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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想写离开贝满女中的情况，时间大致是1950年及其略前略后。内容主要是“思”方面的；“事”琐碎，又年深日久，大多忘了，可写的很少。思，总的说，是形势要求急起直追，而自己脚步太慢，苦于跟不上。分着说，就不能不触及原因、情况、结果等等，可说的也许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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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要找病因，由探索原因说起。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原因是怀念故国，如庾子山之写《哀江南赋》，因而就厌恶新的。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种。也可以说说原因，一是在过去，我未腾达；二是退一步说，总是在贫困中挣扎，依常情，就不会产生恋慕的心绪。情况也确是这样。我的故国，如果政权易主都算，应该说先后有三个（日本侵略时期不计，因为不配称为“故”）。第一个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年底，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依旧说，不过方免于父母之怀，帝制，好也罢，坏也罢，都不知道，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爱憎。从有觉知力起，所见所闻是北洋军阀的争权夺利，胡闹，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好感。1928年在通县上学，迎来所谓北伐成功，国民党胜利，也曾随着兴奋一阵，可是不久就变热为冷，尤其九一八以后，所见不过是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统治集团贪污腐化，己身呢，是缺衣少食，这样的国，显然就只能引起憎恨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只说抗战胜利之后，说，写，就多有牢骚。其时的牢骚表示思想开明，有正义感，所以思想排队，我还是荣居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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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局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不幸是身心都不由己，一时想一鼓作气，紧接着就泄了气。正如许多人所断定，我自己也承认，这是思想问题。于是我在思想方面找原因。由远及近，兼由轻到重，找到不只一种。其一像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喜欢平静，惯于平静，因而就不欣赏狂热，难于趋向狂热。其二是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其三就更为严重，如前面讲自己的所学时所说，是而立之年前后，为求深知，读了不少西方谈思想的。所得呢，单说与这里有密切关系的，可勉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论性质的，如何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应该遵从的规律不少，但也可以总而统之，是信任“自己”的理性，或用康德的术语，纯粹理性。另一方面是道德学性质的，限于知的领域，应该怎样活动。这包括的信条很杂，如疑多于信，无征不信；不管如何有权威的道理，可信不可信，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不同，可以坚持自己的，但应该尊重别人的，等等都是。并进一步相信，只有这样，知才可以近真，行才可以少错误。至少我觉得，新潮的要求不是这样，而是有什么信条和措施，要不经过自己的理性评断而信，不许疑。我也曾试着这样做，可是旧习总是闯进来捣乱。在心里争持，旧的能退让也好，可是常常是不退让，即经过理性衡量，竟觉得说是正确的那些其实并不可信。公然表示疑是行不通的，于是可行之道就只剩下沉默或装作信。总之是难于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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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大一些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不心安理得必对生活有影响，小是吃饭不香甜，大是可能没饭吃。我懦弱，怕自己没饭吃，也怕妻女没饭吃。可是想把头脑中那些旧存储都赶出去，用力，竟不能生效。这有时使我想到人不能手握己发把自己提起来的情况，因为既想离地又不能离地，自己就无能为力了。用自己思想改变自己思想，推想也是这样，“能”改和“所”改是一个，自己也就无能为力了。这里想岔出一笔，为思想改造中未能“真”改造好的书生之流说两句请海涵的话，是依据“思想”的性质，其中绝大多数推想必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如果竟是这样，则思想改造的妙法是否真妙，就颇为可疑了。又是疑！其时我是有决心变疑为信的，记得“屡败屡战”之后，想到佛家的意根之后加了个末那识，末那识之后再加了个阿赖耶识，深怨上帝造人，通过智慧果与人以思想能力，为什么不在思想之上或之后再来个末那思想或阿赖耶思想，如果多给这样一个思想，则新时代带着新要求来了，那高高在上的思想就可以下令，让其下的思想立即把旧的不合时宜的记忆都清出去，记忆之房变为空空，新的种种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走进来定位，岂不懿欤！显然，这是加料的幻想，正如梦中的钞票，是连一根火柴也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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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转回来说现实，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求适应，心里的不安然之态是难得都隐而不露的。于是在有些人（包括一部分学生）的眼里，我就成为不积极前进的人物，再升级就成为落后的人物。如何知道的？过去近半个世纪，加以记忆力差，不记得了，推想是还谈得来的几位同事善意相告，也许少数学生还有所表示。自知不好在佟府再呆下去，可是哪里去呢？不能不有走投无路的悲哀。而新时代，又很难自己找职业，只好忐忑不安地坐待。记得是1951年1月的下旬，学校诸事刚结束的时候，校长陈哲文说有事找我，我去了，一同到一个小馆吃午饭，席上他说出版总署用人做编辑工作，叶圣陶先生（时任副署长）托他找人，他推荐我去。并说如果同意，一两日后去见叶先生，确定做何工作。我表示感谢。就这样，我事后想，算是由崎岖小路转向阳关大道，因为变面对学生为面对书稿，就可以多动笔，少动口，且不说可以应付裕如，总不会像在学校那样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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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喜的事还带来一些悲痛，是我将离开佟府的消息传出以后，不少同事设宴送行，表示眷念之情。这送不能称为欢送，因为心照不宣，我是不得已而离开的。但终归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凄凉之意可以融化于杯箸间。学生就不同，记得有石英、任和等几个，总是来看我，谈着话就落泪。这使我既感激又悲伤。但是终于别了，我有时想到她们，也不年轻了，今生还能有机缘，花间、樽前，促膝谈谈往事吗？我是盼望能有这样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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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花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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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人常接触的外物的一种，与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在人生中就占有或大或小的位置，像是也应该说说。说，浅尝，容易，“陌上花开”是见，加点情，说“缓缓归”，也不复杂。深钻，即不管走到哪一步都问个所以然，问题就会来一大堆。首先可以问何以会有花。这容易答，是如人之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植物也有生命，就也舍不得灭绝，要传种。这样说，开花，亦男女居室之类也。传种是目的，开花是手段，目的要铁板钉钉，手段则可以万变。所以花之中就既可以有牡丹之大，又可以有桂花之小，既可以有荷花之娇艳，又可以有枣花之平庸。然后来了更麻烦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爱花。这里且不细追，问同是对于花，还有不同的爱，如陶渊明爱的是菊花，周敦颐爱的是莲花。也许还有任何花都不爱的吧？总是很少，可以不管。且说常人常事，由平房小院升为楼居，阳台仅可容一个人坐藤椅晒太阳，也要养几盆花；晨钟夕烛，忙得喘不过气，某园有花展，也要赶着去，买票进去看。这不新奇，更不犯法，没有人无事找事，问为什么。如果问，麻烦就来了，也许不得不找朱光潜、宗白华一流人去请教吧？这是说，难得躲开美学。而一沾染美学，两个问题就立即走到面前：一浅，是花为什么美；一深，是美是怎么回事。擒贼先擒王，先追究美的性质。异说纷纭，我仍是投靠人文主义，接受美国桑塔耶那的解释，“美是快乐的对象化”。这是说，比如看见茶花觉得美，只是因为心里舒服。可是，同是外物，何以有些看了舒服，有些就不舒服呢？大概还要找朱光潜、宗白华一流人上讲台阐明，而阐明，我们也未必能懂，尤其未必能信。所以不如接受现实，承认花美的现实，然后在这现实之内打些小算盘。我想到的是，人群，最大的分界是男女，单就与花的关系说，女性近得多，如绣是女性的专利，戴也是女性的专利。但绣，戴，是“只可自怡悦”吗？上帝，或上天，或自然限定，女性的种种，纵使密不透风，也会有男性插进来，仍说花，女性绣，戴，男性可以连人带花一齐爱，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偷看吴王苑内花”之类是也。至此，已经肯定花美，可以爱，然后“近取诸身”，说说我，主要是中年及其前后，与花曾经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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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有锦上添花的说法，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是质地要是锦，上面才能有花。我的第一故乡是农村，第二故乡是通县，印象是都没有人养花。所以谈与花的关系，要从到北京住开始。北京人的生活，受旗下人的影响，要尽己之力讲究。皇帝是超级大户，住地有御花园，其外近有三海，远有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自然都不少花。下降为各种府第，住处之旁也要有花园。再降，直到平常人家的平常院落，堂室之前有或大或小的空地，也要栽些花木如丁香、海棠之类。花木之外还可以种些草本花，或下地，或入盆。因为多有人爱花，养花，也就有了养花的专业，人名花把式，店名花店。此外，还有以培育某种花任人观赏扬名的，如崇效寺牡丹、刘园菊花之类。公园，日日有人进去游览，当然更不能落后，也就要培育多种花，摆在适当的处所，以图游人能够赏心悦目。这样，就个人说，养之外又多个任务，是某时到某地去看花，雅称曰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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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纵使从俗，认为美，门内也可以不养，门外也可以不看。我是养了，也看了，问心，甚至诛心，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想了想，真泄气，是如阮咸之晒椟鼻裈，只是未能免俗，至多不过是行有余力，弄一些品种，看它在自己的小院里吐艳放香，觉得有意思。但总有个时期，从许多人之后，看了养了，至少是曾经耗费一些精力，忆旧，也就应该说说。先说看。大概是由三十年代前期起，断断续续若干次，春天是到崇效寺看牡丹。崇效寺在外城西南部，白纸坊以北，由广安门内以东不远南行，过一些残破街道和义地，就可以找到。寺坐北向南，不大。据说是唐朝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建的，那就是在幽州城内了。又据说寺内种枣树很多，所以王渔洋称之为枣花寺，其附近有枣林前后街，也许就是因枣树多而命名吧。到民国年间，寺已颓败，记得只有两层殿，不雄伟。可是在北京有大名，就是因为晚春牡丹花开的时候，自认为风雅的士女都要前往看看。我入内看不只一次，印象是门内左方那几丛确是开得不坏，肥大鲜艳，很美。名声大还来于有异种，绿色花和黑色花的。绿色的有印象，其实是物以稀为贵，如果也如深红、浅红之多，那恐怕就很少人欣赏了。我对这个寺多有怀念之情，是因为它年岁大，现老朽之态，可怜。还有个因缘，是四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伴同广化寺的两三位出家人，去那里做客，看寺藏的名迹清初和尚智朴画的青松红杏图以及许多名人的题跋。近年到那里，吃了一顿素斋，看了青松红杏图，果然自王渔洋以下，清朝各时期名士的题跋很多。辞别，以后就没有再去。迎来五十年代，寺更破落，先是牡丹移中山公园，挨至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看报，知道仅剩的一个寺门也没有了。青松红杏图卷呢，能够逃过十年浩劫吗？我有时想到这些，感到人祸之可怕；知人祸而不敢溯本求源，以致“殷鉴不远”而不能利用，就不只可怕，而且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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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话不离题，说看花。又是常看的一处，园的菊花。还有更值得怀念的因缘，是我的一个可敬可亲的朋友刘慎之在那里培育菊花。园原是花主人刘文嘉的别号，推衍为艺菊之园的名称。园在新街口以北路西，占地面积不小，据刘慎之说，地原是他家的，因家道中落卖与刘园，也就因为这种关系，他无业，才到花园帮工混饭吃。刘园是湖北人，日本留学学法律，在湖北和东北做过几任中级官，年老退隐，喜欢养菊花，专心弄这一门，也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进一步成为这方面的名人。园菊花最盛期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每年晚秋到初冬，院内成为菊花的海洋，游人总是很多。据刘慎之说，品种超过一千。我因为住得近，顺便看刘慎之，每年展出时必去看，有时还不止一次。粗略说，最值得欣赏的是两类。一类花大，瓣繁，且颜色娇艳，总起来就成为很美。另一类是花形有特点，可以使人联想到某一种态度或韵味，如一种名为“懒梳妆”的就是这样，稀疏而长短不齐的花瓣，尤其在微风中摇曳时，使人不由得想到美人春睡乍醒，秀发散乱的姿态。迈入五十年代，园菊花逐渐衰落，经商酌，并入中山公园，据刘慎之说，品种已降至八百。推想异种是较难培育的，如懒梳妆之类，也许不再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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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效寺看牡丹，园看菊花，可以称为大举。还有可称为小举的，记得有两处。一处在后海之南，确切的街巷，主人的尊姓，都不记得了，印象是在一个曲折的小胡同内路西，小门楼内北房前一个小院，养的都是西番莲。品种不很多，出奇的是花形大，直径可到市尺一尺二寸。据养花的主人说，品种来自日本，日本的专业人养，直径可到一尺四寸。看西番莲是在夏天，因为对西番莲有兴趣，也是连续若干年，至时必前往。另一处是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主人也姓刘（？），养荷花，以品种多著名。展出也是在夏天，记得只看过一次，究竟怎么个好法，也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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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门内的自养。时间是1938年春迁到后海北岸以后，直到1969年秋逃往北大女儿处为止，共延续了三十年有余。我租住的是后院北房四间（共五间），房前有个长条小院，如果为养花打算，就嫌地不够宽大，又南面主房太高，以致阳光不充足，通风差。但是人，纵使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未听到讲说“退一步法”之妙用，实际也都是在安于这退一步，如饮食，无鸡鸭鱼肉，熬白菜也可以，男女，不能得窈窕淑女（且男本位），中人甚至加以下也得凑合。养花亦然，没有长空沃土，得一席贫瘠地也想试试。这方面我也是由小到大，积少成多。记得买过石榴、无花果、橡皮树、月季等，这些，有的宜于盆栽，有的可以下地，比喻说，还都是游击战。大举是阵地战，计可以分为三期，菊花、西番莲和葡萄。养菊花，是受园花展的引诱，以及得刘慎之的帮助。所谓帮助，小是告诉怎样培育，大是赠与名种。名种，都是我看后点名要的，所赠都是易培育的幼株。记得都是花形大、颜色纯正的，计有黄、白、红、紫等颜色。菊花都用盆栽，最多时有二十余盆，秋末冬初盛开之时摆在院里，也可说是洋洋大观了。但与园中的相比，数量可以不提，就是单个的，我培育的也是花较小，干较高。还有一种，浅米黄色，瓣较细，娇弱若不胜衣，是佳人中的林黛玉型，名“西厢待月”，我最欣赏，也索来一株，养了两年未开花，也可见虽然忙乱了几年，究竟还得算门外汉。又据说这花形大的品种是自日本传入，与产于本土、陶渊明采于东篱下的不同，不同中的一项是开得时间晚，所以为了防冻，入夜要搬到屋内。搬进搬出，虽然也不无陶侃运甓的效益，终归是太麻烦，又会使陋室兼成为挤室，总之是也有不值得欢迎的一面，因而几年之后，兴尽，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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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兴尽只是对菊花，而不是对一切花，因为紧接着就改为养西番莲。现在回想，这次的移情，原因除喜新厌旧以外，恐怕还有“好大喜功”，盖洋种西番莲，如上面所说看花时所见，花的直径可以超过一尺。西番莲移植较易，是株下入秋生块根，春季把块根埋到土内，浇水即可生芽。记得第一次是从李佐陶家要的种，以后由相识的各处搜罗，集有十种左右。但因为地理条件不好，总是长得不很好，仍是干太高，花不够大，直径仅为八寸。其时小院的西部已经培育一株紫玫瑰香葡萄，其后陆续又添几个品种，一个坑不能种两个萝卜，就把西番莲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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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用力最多、时间最长的葡萄。易不结果的花为结果的葡萄，是不是变浪漫主义为实利主义？像是也没这样想过。现在想，大事如终身伴侣、就业，也是十之九来于“碰”，院里种点什么自然更是这样，不过是在亲友家看到，惊为好种，觉得有意思，就讨来试种。移植葡萄不难，秋冬之际剪枝，次年春季插枝就能发芽生根，如果培育得法，第三年就可以结果。果不仅可以吃，还可以观赏。缺点是要搭架，入冬要埋，还要多施肥，勤修理。语云，好者为乐，若干年，为了养，上架、下架时大忙，平时零零碎碎修理忙，以及积肥、施肥、浇水等，消耗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数计，可是也没觉得是个负担。不只此也，就是到即将离开这个小院之前，听到哪里有什么新名种，还是想自己也有这样一株。已经有的几种是，紫玫瑰香，白玫瑰香，吐鲁番无核白，宣化牛奶，荔枝，莎巴珍珠，龙眼。其中紫玫瑰香、白玫瑰香、无核白、龙眼是老住户，结的果不少，可说是既美观又实惠。不幸是刮来“大革命”的风，尤其红卫英雄之类，法管不了，德没有，到葡萄还未熟的时候，就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手持长竿来摘取。如何对付？干涉，不敢，因为背后有大力支持。另一妙法是拔除，不再养，可是看看，多年心血，“草木得常理”，实在不忍。就这样，忍到1969年，果又一次将熟之时，我奉命往干校接受改造，老伴躲避被动下乡之险，仓猝逃往北京大学，“人挪活，树挪死”，才忍痛把几棵葡萄扔在原地，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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