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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记得六十年前最初读《庄子》，就喜欢这几句话，以为总括得好，南柯一梦，贫贱荣华，喜怒哀乐，千头万绪，取其大同，不过凭机遇而有生，生之后，死之前，奔波劳碌，并不知为何要奔波劳碌而已。话说得好，还可以发微。人生是一，分而为四，两端的一和四没有什么可说的，盖赋与形体是天命范围内的事，天命，除了畏之以外，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死呢，既来之，能息不能息，死者本人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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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五十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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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五十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五十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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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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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四十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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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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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二十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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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当然都非复昔日。但人同样是善于适应的动物，比如家徒四壁，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善。总之，就我的所闻和所见下断语，父母、嫂、侄等回去，共炊共食变为分炊分食，日子像是过得也不坏。是1951年12月下旬吧，家乡来人，说父亲病了，自己说恐怕熬不过去，让我回去。我问什么病，说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推想，既不是急病，延迟几天必关系不大。其实推迟回去，是想：一，安排一下手头的杂事；二，回去可能要办大事，那就不能袋内空空，自己没有，只好乞诸其邻，绕道天津，找张、马二君。说时迟，那时快，到由天津乘长途汽车奔向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1月1日的侵晨四点多。路不佳，车慢，到村边下车已经是七点多。未入村就遇见村里人，告诉我：“来晚了，五点多就咽气了。”入家门，看父亲的遗体已经放在北房东屋的木板上。母亲坐在西屋，面容冷静，并且说：“死了也好，省得我老是担着心。我一个眼泪也没掉。”问有没有遗言，母亲说：“总盼着你来，说有话跟你说，问他有什么话，他不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难免有遗憾，带着到地下也就罢了。接着是商酌如何葬死者，通知近亲友，买木料做棺材，等等，除多处花钱以外，还要从旧俗，着孝服，见亲长等就下跪。忙乱了三五天，死者入土了，还有大问题，是如何养生者。幸而还有农村的可取的旧，生活质朴，晚辈服其劳而心情安然愉快，母亲还愿意住在故居，我经常往家里带些钱，能够换些柴米就可以了。父亲为人直率刚正，只是有大缺点，嗜赌博如命，自知多伤财而不能改。母亲生活整饬，安静寡言，对人厚，能忍让，几乎全身都是优点。她舍不得故居，我只好争取多回去看她。这样延续了几年，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来了，在家乡不再有饭吃，她才忍痛离开家，到我这里住。但她没有忘记那个家，幻想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去。可惜她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日下，终于在北京的后海北岸，带着离乡背井的遗恨，于1963年春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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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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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既往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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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既往不咎”的话，那是古道，或圣道，今道则不然。我改旧语为题，是想说说鼎革之后，一再清查旧经历的情况。我生于1909年，到1949年走入社会主义，在所谓旧时代整整过了四十年，其间还有八年之久的异族（挂傀儡政权的牌子）统治。泛论，人由呱呱坠地到盖棺（今日火化），人人都有一本经历的账，所不同者，一，如刘、项争宝座，事多兼大，本本厚，乡里小儿女或锅台转，或地头蹲，本本薄；二，其中所记之事，价值、影响等有大异或小异，如是而已。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影响，问题不简单。这里想说个更复杂的，是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说复杂，是因为所谓价值，貌似有定，而实际则难定。何以故？是因为有关价值的判断，浅说，是人头脑里想的，或兼说出来的，而所想和所说，就不能不受时、地、位以及传统和时风等等的影响。还可以深说，是价值判断都离不开标准（纵使判断的本人并未觉得），而标准的对错，其分辨就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标准。这条路不容易走，只好躲开，举个简单的例以明之。是很多人念过的李密《陈情表》，一唱三叹，总不会不同情李密吧？可是转为站到司马氏那一边，看法还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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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瓦上霜，难扫；自己门前雪呢，像是也不好办，因为也躲不开标准和站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仍是问题过于复杂，只好说说有关的杂想，而不求一言定案。一种想法，评旧，就置身于旧，看看自己的所想和所行，广则朝野，狭则街头巷尾，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完美无缺，至少是大致可以通过。用这个尺度，只要自己的言行没有违（旧）法，败（旧）德，大致通过是容易的。但评论，标准也可能不这样平庸，就是说，会插进来“理想”，即要求不仅仅是不违法，不败德。姑且算作举例，一种常见而有力的理想是隐士思想，魏阙是不干净的，活动于其中的权臣甚至奸佞是可厌恶的，没有避到山林，不违法没有问题，德呢，估计大量的巢父、许由之外的人也会认为无伤也，可是关键是有此思想的自己，没有远遁山林，想到羞与为伍而竟与为伍，心能够安然吗？但不安然又能怎样？理想的去处还有伯夷、叔齐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可是古语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天子的，怎么办？伯夷、叔齐的办法是连薇也不吃，高则高矣，也就因为过高，一般人就苦于做不到，像是也不该要求人人都这样做。其结果就必致引来理想与实际的不能协调，表现为心情，是有时像是可以安然，有时又不能安然。更值得伤痛的是实际的性质会变，力量会扩张，使杂想、理想等等都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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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新的形势会带来新的评定是非的标准。而这是非的标准乃来于评定功过的标准，是凡站在自己方面的都有功，是；凡站在非自己方面的都有过，非。而功过和是非的判定则采用蔡邕《独断》的精神，并追溯到放马华山之阳以前，中原逐鹿之时。理论上，有关是非的问题可以思而辨之，事实不然，是一言定案以后，绝大多数人信为当然，少数人内心如何不可见，也口说为当然。其结果就成为，在对功过、是非、荣辱、赏罚等的看法方面也形成大一统。然后是在此大一统的笼罩之下，咎既往，清查各个人的经历。看法已定，重履旧时的经历，就必致面对，轻，荣辱问题，重，是否算犯罪的问题，总之是难过的一关，而必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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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到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来了一次非大张旗鼓的运动，名为学习。听动员报告，说是“临时学习”。也许嫌意义太泛吧，不知是否出于文件所定，又名“忠诚老实学习”。这后一个名称意义明确，是，由公方面说，清查历史，由私方面说，交代历史。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自传，当然不敢隐瞒，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但学习来了，当然要参加，也就只好再写，并且加细。估计要调查，对证，幸而值得上桌面的只是四十年代前半一段，时间近，证人多在，推想不久就调查清楚了。只留下一个小疑问，是住过日本宪兵队六周，以及放出之后，是否有告密或诬陷的行为。这难于调查，也难于证明。记得曾让我写个补充材料，证明我没有做这样的丧良心事。用品格担保的话用不着说，因为，如果还相信品格，就不用调查了。幸而还记得，我住宪兵队时期像是已经是捕人的强弩之末，是我入内以及放出之后，我认识的人就不再有被捕的。我写了这样的情况，交上去，以后就没有再问我。大概有三个月，这次的小运动结束，并由蒋仲仁先生（代表党）和宋云彬先生（代表编辑室）通知我审查的结论，是，确是因为生活困难，在沦陷的末期挂名领过钱，没干什么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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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风的价值观念核算，我有所失，是有历史污点，不光彩；也有所得，是幸而有名无实，不算犯罪。我自己看呢？一言难尽。早就觉得不光彩，不是来于新的清查的时风，而是来于旧的隐士思想，总想离魏阙远一些而未能远，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悔恨吗？难说，可以确信而言之的，仍是伤哉贫也。还是转回来说咎既往，还有更厉害的，是忠诚老实学习之前的镇反。据说有被处决的，不知道除了忠于另一朝，既有名又有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劣迹，循孔老夫子“不知为不知”的圣道，也就不谈了。咎既往，零零星星的，也许时时都在进行吧？至于大张旗鼓的，记得还有1955年的肃反，说不清时间的四清（？），以及“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肃反，大概是借了经历简单和有名无实的光，我没遇见什么麻烦。“大革命”呢，狂热的时候重新算账，紧张一个时期，及至烧退复原为清醒，也就若无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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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是曾经如何如何，依照新风的观点，不能放在有荣誉的那一堆里。这使我常常想到常说的“士农工商”，偏偏沦落为士，今称为读书人或臭老九，因而就不能不慨叹。叹什么？就我自己说，是有江湖山泽之思，为了能活，却不得不靠近魏阙。不限于自己，或说常理常情，沦落为士或上升为士，有不少人就乐得靠近魏阙。任何人都知道，浮世的荣华富贵，绝大部分是由这条路来。但即使春风得意，也难得万全。伴君如伴虎，是一种平时的情况。还会有非常，是易代。死是解脱，但正如佛门之证涅槃，不容易。还活下去，就会有对新朝的态度问题。旧时代，是新对旧，不是咎，而是利用。旧呢？礼教，感情，转过来都不容易，可是新朝需要，不想转也得转。也就因此，上面提到的李密，终于出山，做了司马氏的汉中太守。再说一位，是唐末的杨涉，官至宰相，本不想转，因为怕有灭族之祸，也就换上后梁的冠服上任了。易服上任，旧服也许还卧在箱笼里，算不算污点呢？推想是不算，因为，如李密、杨涉之流，所以能成为显官，就是因为有事“伪朝”的资历。近年的易代不同了，虽然也容旧，却咎既往，有些旧，具体说是与魏阙有牵连的旧，轻则蒙羞，重则得罪。所以然者，是因为，轻说，没有站在自己一边，重说，站在敌对一边。到这个节骨眼儿，士的阶层就堕入可怜的境地，远远不如农工商的境地。其实，在所谓伪朝，农工商纳税，是不言支持而也支持的，咎既往就可以不算，因为离魏阙远。士就不成，比如我的一些师辈，只是上下北京大学的讲台，像是“出淤泥而不染”，可是穷追不舍，考究工薪是哪里来的，也只能说来于其时的中央政府。农工商就大有独立性，以农为例，就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唱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总之，思来想去，千错万错只是来于一错，是择术不慎，以诗书为稻粱之谋，想活，就难得“脱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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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了避免蒙羞和得罪，未来，“理论”上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永远不易代，那就高举红书喊万岁，永远光荣而不会变为耻辱。二是万一我们不能改变《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回的“天下大势”，希望在上者学习宋儒，重天理而轻人欲，对于旧时写入简历、印入名片、编入悼词的那些光荣头衔，纵使未必欣赏，也由它去，不改说为耻辱，换句话说，是不咎既往，给大量的生也不晚的人，尤其士的阶层，多留一些活路，而不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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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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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三五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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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指三反五反运动，时间大致是由1952年1月末或2月初起，到同年7月结束。三加五，八种，都有什么，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只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贪污，因为许多人受审查，被监禁，是由于管钱，我呢，不管钱，可是也被拉进去，而且挣来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提前说帽子，是侦探小说的写法，推想迷恋《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读者对这一篇会有偏爱，并急于想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是语云，心忙吃不了慢火饭，还是请不要急，听我慢慢说。反贪污，意甚善也。这是置身于那时候说，如果换为置身于现在当下，我敢保证，若干亿小民，一定要高呼“好极了”的。可见更重要的，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以及能不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还是说那时候，办法是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何以言之？举一新一旧为证。新是一对来于解放区的夫妇，都在出版总署工作，夫管钱，妇不管钱。人都正派，艰苦朴素，热心革命事业。运动来了，大胆怀疑，夫被监禁，反省，并动员妇揭发。夫如何，不知道；妇呢，揭，没有，不揭，对不起党，天天哭得死去活来。我其时正在自顾不暇，但听到见到，也觉得无证而如此怀疑，是信力而不要理，单由效果方面看也会事与愿违。再说旧，是一个不很熟的朋友，已忘其名，解放后在某单位工作，某单位的职工要做制服，他介绍到他的朋友（同我也很熟）经营的一个服装厂去做。事过之后，厂表示感谢，送他一身衣服。在旧时代，这是礼，不算贿赂，如我的同乡王仙洲律师就曾送我一副张伯英写的对联，因为我的一个熟人为什么事打官司，找我介绍律师，我曾介绍去找他。仍是置身于旧时代说旧，这样的礼还不能不受，因为不受，人将疑为嫌礼太轻。还是说这位朋友，从旧习惯，接受一身衣服，运动来了，算作贪污，刚一揭发，自己觉得无面目见人，当夜就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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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自己。我不管钱，但拿了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学》的编委费每月三十元，就与运动拉上关系。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当然都是国家承认的，但我拿编委费，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这就可以赶入大胆怀疑的网。怀疑，是问违法不违法。不幸是我们没有法；即使有，来了运动，你说法律并没有禁止业余为“地上”的报刊审稿，就不再有用。情势是只能听候处治。早的一阵风是由本单位的一个什么小组刮来，找谈话，追问与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的关系。为《语文教学》约稿，是公开的，用不着隐瞒，也无法隐瞒。其他还有审稿，拿编委费，戴上旧眼镜看，我于心无愧。但我已经确知，某种事对不对，算不算犯罪，判定之权不在常情和法律手里，而在运动手里，就是说，追问的一阵风已经可以暗示或明示，紧跟着来的必是更大的风以及判定为犯罪。果然不出所料，小组追问很快就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代，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这样，多方调查，抓不着小偷小摸，如何上纲？是说我同张、马二君谈到过中小学或中小学课本的情况，这是为勾结资本家而泄漏了国家机密。出言定案，其后是照常上班工作，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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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到静候处理这一段，心情也值得说说。说句狂妄的话，在风起之前，我，同许多人一样，还是有些自信甚至自负的。霹雳一声，顷刻间变为坏蛋和罪犯，内心的震动过大，有个时期简直承受不了。正如在噩梦中，天地易色，周围都是刀箭，生路断了。混乱中想到过逃避之道，但立即想到包括老中青三代的家，直到卧在橱中架上的一些书。我更加明白，我是常人，在“天命之谓性”的制约之下，是弱者，只要还有可能，就愿意仍旧活下去，而且不到此为止，还愿意自己的亲近人也仍旧活下去。至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眼前的路就减缩为一条，忍而待之。但是会待来什么呢？既然无法可依，也许会判刑，发出去劳改吧？我怕，因为想到与家里人的别离，以及其后的苦难。但这些，无论依照旧世故还是依照新世故，都不能说，所以可行之道还是一个字，忍。而忍，是后来领悟并越来越明晰的一种适应新风的生活之道。何以言之？不惜现身说法而以金针度人，是忍，多重复，就会培育出一种大大超过佛门忍辱波罗蜜的韧力，而此韧力，仍借用佛门的语言，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为了意义的鲜明确切，还不得不现身说法，是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到干校接受改造，也曾受批斗，而且不只一次，因为已经具有来于忍的韧力，批斗之时，就可以心游天外，甚至觉得好玩，批斗之后，带着笑容往食堂买饭，如果碰巧是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就买一盘，还是吃得很香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