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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记得六十年前最初读《庄子》,就喜欢这几句话,以为总括得好,南柯一梦,贫贱荣华,喜怒哀乐,千头万绪,取其大同,不过凭机遇而有生,生之后,死之前,奔波劳碌,并不知为何要奔波劳碌而已。话说得好,还可以发微。人生是一,分而为四,两端的一和四没有什么可说的,盖赋与形体是天命范围内的事,天命,除了畏之以外,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死呢,既来之,能息不能息,死者本人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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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五十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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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五十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五十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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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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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四十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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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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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二十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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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当然都非复昔日。但人同样是善于适应的动物,比如家徒四壁,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善。总之,就我的所闻和所见下断语,父母、嫂、侄等回去,共炊共食变为分炊分食,日子像是过得也不坏。是1951年12月下旬吧,家乡来人,说父亲病了,自己说恐怕熬不过去,让我回去。我问什么病,说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推想,既不是急病,延迟几天必关系不大。其实推迟回去,是想:一,安排一下手头的杂事;二,回去可能要办大事,那就不能袋内空空,自己没有,只好乞诸其邻,绕道天津,找张、马二君。说时迟,那时快,到由天津乘长途汽车奔向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1月1日的侵晨四点多。路不佳,车慢,到村边下车已经是七点多。未入村就遇见村里人,告诉我:“来晚了,五点多就咽气了。”入家门,看父亲的遗体已经放在北房东屋的木板上。母亲坐在西屋,面容冷静,并且说:“死了也好,省得我老是担着心。我一个眼泪也没掉。”问有没有遗言,母亲说:“总盼着你来,说有话跟你说,问他有什么话,他不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难免有遗憾,带着到地下也就罢了。接着是商酌如何葬死者,通知近亲友,买木料做棺材,等等,除多处花钱以外,还要从旧俗,着孝服,见亲长等就下跪。忙乱了三五天,死者入土了,还有大问题,是如何养生者。幸而还有农村的可取的旧,生活质朴,晚辈服其劳而心情安然愉快,母亲还愿意住在故居,我经常往家里带些钱,能够换些柴米就可以了。父亲为人直率刚正,只是有大缺点,嗜赌博如命,自知多伤财而不能改。母亲生活整饬,安静寡言,对人厚,能忍让,几乎全身都是优点。她舍不得故居,我只好争取多回去看她。这样延续了几年,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来了,在家乡不再有饭吃,她才忍痛离开家,到我这里住。但她没有忘记那个家,幻想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去。可惜她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日下,终于在北京的后海北岸,带着离乡背井的遗恨,于1963年春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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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既往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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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既往不咎”的话,那是古道,或圣道,今道则不然。我改旧语为题,是想说说鼎革之后,一再清查旧经历的情况。我生于1909年,到1949年走入社会主义,在所谓旧时代整整过了四十年,其间还有八年之久的异族(挂傀儡政权的牌子)统治。泛论,人由呱呱坠地到盖棺(今日火化),人人都有一本经历的账,所不同者,一,如刘、项争宝座,事多兼大,本本厚,乡里小儿女或锅台转,或地头蹲,本本薄;二,其中所记之事,价值、影响等有大异或小异,如是而已。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影响,问题不简单。这里想说个更复杂的,是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说复杂,是因为所谓价值,貌似有定,而实际则难定。何以故?是因为有关价值的判断,浅说,是人头脑里想的,或兼说出来的,而所想和所说,就不能不受时、地、位以及传统和时风等等的影响。还可以深说,是价值判断都离不开标准(纵使判断的本人并未觉得),而标准的对错,其分辨就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标准。这条路不容易走,只好躲开,举个简单的例以明之。是很多人念过的李密《陈情表》,一唱三叹,总不会不同情李密吧?可是转为站到司马氏那一边,看法还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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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瓦上霜,难扫;自己门前雪呢,像是也不好办,因为也躲不开标准和站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仍是问题过于复杂,只好说说有关的杂想,而不求一言定案。一种想法,评旧,就置身于旧,看看自己的所想和所行,广则朝野,狭则街头巷尾,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完美无缺,至少是大致可以通过。用这个尺度,只要自己的言行没有违(旧)法,败(旧)德,大致通过是容易的。但评论,标准也可能不这样平庸,就是说,会插进来“理想”,即要求不仅仅是不违法,不败德。姑且算作举例,一种常见而有力的理想是隐士思想,魏阙是不干净的,活动于其中的权臣甚至奸佞是可厌恶的,没有避到山林,不违法没有问题,德呢,估计大量的巢父、许由之外的人也会认为无伤也,可是关键是有此思想的自己,没有远遁山林,想到羞与为伍而竟与为伍,心能够安然吗?但不安然又能怎样?理想的去处还有伯夷、叔齐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可是古语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天子的,怎么办?伯夷、叔齐的办法是连薇也不吃,高则高矣,也就因为过高,一般人就苦于做不到,像是也不该要求人人都这样做。其结果就必致引来理想与实际的不能协调,表现为心情,是有时像是可以安然,有时又不能安然。更值得伤痛的是实际的性质会变,力量会扩张,使杂想、理想等等都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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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新的形势会带来新的评定是非的标准。而这是非的标准乃来于评定功过的标准,是凡站在自己方面的都有功,是;凡站在非自己方面的都有过,非。而功过和是非的判定则采用蔡邕《独断》的精神,并追溯到放马华山之阳以前,中原逐鹿之时。理论上,有关是非的问题可以思而辨之,事实不然,是一言定案以后,绝大多数人信为当然,少数人内心如何不可见,也口说为当然。其结果就成为,在对功过、是非、荣辱、赏罚等的看法方面也形成大一统。然后是在此大一统的笼罩之下,咎既往,清查各个人的经历。看法已定,重履旧时的经历,就必致面对,轻,荣辱问题,重,是否算犯罪的问题,总之是难过的一关,而必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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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到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来了一次非大张旗鼓的运动,名为学习。听动员报告,说是“临时学习”。也许嫌意义太泛吧,不知是否出于文件所定,又名“忠诚老实学习”。这后一个名称意义明确,是,由公方面说,清查历史,由私方面说,交代历史。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自传,当然不敢隐瞒,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但学习来了,当然要参加,也就只好再写,并且加细。估计要调查,对证,幸而值得上桌面的只是四十年代前半一段,时间近,证人多在,推想不久就调查清楚了。只留下一个小疑问,是住过日本宪兵队六周,以及放出之后,是否有告密或诬陷的行为。这难于调查,也难于证明。记得曾让我写个补充材料,证明我没有做这样的丧良心事。用品格担保的话用不着说,因为,如果还相信品格,就不用调查了。幸而还记得,我住宪兵队时期像是已经是捕人的强弩之末,是我入内以及放出之后,我认识的人就不再有被捕的。我写了这样的情况,交上去,以后就没有再问我。大概有三个月,这次的小运动结束,并由蒋仲仁先生(代表党)和宋云彬先生(代表编辑室)通知我审查的结论,是,确是因为生活困难,在沦陷的末期挂名领过钱,没干什么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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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风的价值观念核算,我有所失,是有历史污点,不光彩;也有所得,是幸而有名无实,不算犯罪。我自己看呢?一言难尽。早就觉得不光彩,不是来于新的清查的时风,而是来于旧的隐士思想,总想离魏阙远一些而未能远,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悔恨吗?难说,可以确信而言之的,仍是伤哉贫也。还是转回来说咎既往,还有更厉害的,是忠诚老实学习之前的镇反。据说有被处决的,不知道除了忠于另一朝,既有名又有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劣迹,循孔老夫子“不知为不知”的圣道,也就不谈了。咎既往,零零星星的,也许时时都在进行吧?至于大张旗鼓的,记得还有1955年的肃反,说不清时间的四清(?),以及“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肃反,大概是借了经历简单和有名无实的光,我没遇见什么麻烦。“大革命”呢,狂热的时候重新算账,紧张一个时期,及至烧退复原为清醒,也就若无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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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是曾经如何如何,依照新风的观点,不能放在有荣誉的那一堆里。这使我常常想到常说的“士农工商”,偏偏沦落为士,今称为读书人或臭老九,因而就不能不慨叹。叹什么?就我自己说,是有江湖山泽之思,为了能活,却不得不靠近魏阙。不限于自己,或说常理常情,沦落为士或上升为士,有不少人就乐得靠近魏阙。任何人都知道,浮世的荣华富贵,绝大部分是由这条路来。但即使春风得意,也难得万全。伴君如伴虎,是一种平时的情况。还会有非常,是易代。死是解脱,但正如佛门之证涅槃,不容易。还活下去,就会有对新朝的态度问题。旧时代,是新对旧,不是咎,而是利用。旧呢?礼教,感情,转过来都不容易,可是新朝需要,不想转也得转。也就因此,上面提到的李密,终于出山,做了司马氏的汉中太守。再说一位,是唐末的杨涉,官至宰相,本不想转,因为怕有灭族之祸,也就换上后梁的冠服上任了。易服上任,旧服也许还卧在箱笼里,算不算污点呢?推想是不算,因为,如李密、杨涉之流,所以能成为显官,就是因为有事“伪朝”的资历。近年的易代不同了,虽然也容旧,却咎既往,有些旧,具体说是与魏阙有牵连的旧,轻则蒙羞,重则得罪。所以然者,是因为,轻说,没有站在自己一边,重说,站在敌对一边。到这个节骨眼儿,士的阶层就堕入可怜的境地,远远不如农工商的境地。其实,在所谓伪朝,农工商纳税,是不言支持而也支持的,咎既往就可以不算,因为离魏阙远。士就不成,比如我的一些师辈,只是上下北京大学的讲台,像是“出淤泥而不染”,可是穷追不舍,考究工薪是哪里来的,也只能说来于其时的中央政府。农工商就大有独立性,以农为例,就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唱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总之,思来想去,千错万错只是来于一错,是择术不慎,以诗书为稻粱之谋,想活,就难得“脱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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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了避免蒙羞和得罪,未来,“理论”上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永远不易代,那就高举红书喊万岁,永远光荣而不会变为耻辱。二是万一我们不能改变《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回的“天下大势”,希望在上者学习宋儒,重天理而轻人欲,对于旧时写入简历、印入名片、编入悼词的那些光荣头衔,纵使未必欣赏,也由它去,不改说为耻辱,换句话说,是不咎既往,给大量的生也不晚的人,尤其士的阶层,多留一些活路,而不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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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三五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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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指三反五反运动,时间大致是由1952年1月末或2月初起,到同年7月结束。三加五,八种,都有什么,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只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贪污,因为许多人受审查,被监禁,是由于管钱,我呢,不管钱,可是也被拉进去,而且挣来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提前说帽子,是侦探小说的写法,推想迷恋《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读者对这一篇会有偏爱,并急于想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是语云,心忙吃不了慢火饭,还是请不要急,听我慢慢说。反贪污,意甚善也。这是置身于那时候说,如果换为置身于现在当下,我敢保证,若干亿小民,一定要高呼“好极了”的。可见更重要的,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以及能不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还是说那时候,办法是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何以言之?举一新一旧为证。新是一对来于解放区的夫妇,都在出版总署工作,夫管钱,妇不管钱。人都正派,艰苦朴素,热心革命事业。运动来了,大胆怀疑,夫被监禁,反省,并动员妇揭发。夫如何,不知道;妇呢,揭,没有,不揭,对不起党,天天哭得死去活来。我其时正在自顾不暇,但听到见到,也觉得无证而如此怀疑,是信力而不要理,单由效果方面看也会事与愿违。再说旧,是一个不很熟的朋友,已忘其名,解放后在某单位工作,某单位的职工要做制服,他介绍到他的朋友(同我也很熟)经营的一个服装厂去做。事过之后,厂表示感谢,送他一身衣服。在旧时代,这是礼,不算贿赂,如我的同乡王仙洲律师就曾送我一副张伯英写的对联,因为我的一个熟人为什么事打官司,找我介绍律师,我曾介绍去找他。仍是置身于旧时代说旧,这样的礼还不能不受,因为不受,人将疑为嫌礼太轻。还是说这位朋友,从旧习惯,接受一身衣服,运动来了,算作贪污,刚一揭发,自己觉得无面目见人,当夜就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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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自己。我不管钱,但拿了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学》的编委费每月三十元,就与运动拉上关系。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当然都是国家承认的,但我拿编委费,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这就可以赶入大胆怀疑的网。怀疑,是问违法不违法。不幸是我们没有法;即使有,来了运动,你说法律并没有禁止业余为“地上”的报刊审稿,就不再有用。情势是只能听候处治。早的一阵风是由本单位的一个什么小组刮来,找谈话,追问与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的关系。为《语文教学》约稿,是公开的,用不着隐瞒,也无法隐瞒。其他还有审稿,拿编委费,戴上旧眼镜看,我于心无愧。但我已经确知,某种事对不对,算不算犯罪,判定之权不在常情和法律手里,而在运动手里,就是说,追问的一阵风已经可以暗示或明示,紧跟着来的必是更大的风以及判定为犯罪。果然不出所料,小组追问很快就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代,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这样,多方调查,抓不着小偷小摸,如何上纲?是说我同张、马二君谈到过中小学或中小学课本的情况,这是为勾结资本家而泄漏了国家机密。出言定案,其后是照常上班工作,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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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到静候处理这一段,心情也值得说说。说句狂妄的话,在风起之前,我,同许多人一样,还是有些自信甚至自负的。霹雳一声,顷刻间变为坏蛋和罪犯,内心的震动过大,有个时期简直承受不了。正如在噩梦中,天地易色,周围都是刀箭,生路断了。混乱中想到过逃避之道,但立即想到包括老中青三代的家,直到卧在橱中架上的一些书。我更加明白,我是常人,在“天命之谓性”的制约之下,是弱者,只要还有可能,就愿意仍旧活下去,而且不到此为止,还愿意自己的亲近人也仍旧活下去。至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眼前的路就减缩为一条,忍而待之。但是会待来什么呢?既然无法可依,也许会判刑,发出去劳改吧?我怕,因为想到与家里人的别离,以及其后的苦难。但这些,无论依照旧世故还是依照新世故,都不能说,所以可行之道还是一个字,忍。而忍,是后来领悟并越来越明晰的一种适应新风的生活之道。何以言之?不惜现身说法而以金针度人,是忍,多重复,就会培育出一种大大超过佛门忍辱波罗蜜的韧力,而此韧力,仍借用佛门的语言,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为了意义的鲜明确切,还不得不现身说法,是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到干校接受改造,也曾受批斗,而且不只一次,因为已经具有来于忍的韧力,批斗之时,就可以心游天外,甚至觉得好玩,批斗之后,带着笑容往食堂买饭,如果碰巧是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就买一盘,还是吃得很香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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