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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就是如此挣扎，有时来了不时之需（如病），还是不免于必须立刻拿出钱而袋内空空，那就要到几个可告以难言之隐的同学处去借，多则一二十，少则三五块。不说告帮而说借，是因为他们比我也好不了很多。这样的钱，绝大部分勤借勤还，少数，到我有可能卖白纸上黑字的时候就拼命写，兼以省吃俭用，也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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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账还钱，还了，像是文也可以打住了。可是因为钱，单是在这本书里就，“伤哉”三次，总该有些感慨吧？确是有，那就说说。用吾乡某先辈的处世壮语，凡事要先及其国，后及其家，先说国。记得西方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求人服（听话），与其给他幸福，不如给他痛苦”。这秘诀，其实唐周兴、明魏忠贤之流早已用了，只是未总结为定理并广而告之。更上推，如求河源，那就应该说是法家精神，只求速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我呢，正如某君所评，思想落后，总觉得，想长治久安，还是走儒家的路好，那是“以德服人”加“养生丧死无憾”。假定这种想法不错，则迷信并使用压力，使有些人不能活，这妙法究竟合适不合适，就很值得研究了。还是归结到钱，我以为，为国者首先要做的是使人民都有适度的钱，以便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不如此，而用使之无钱的办法以求人服国治，在三十年开头的河东时期也许像是可以如愿，到三十年后的河西时期，情况如何，就要走着瞧了。由“走”和“西”，思路就不由得飞出去，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北欧诸国，据眼见的人说，他们的名号是福利国家，实际也是，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只要有一条命，就总会有活路，所以他们就取得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其向压力跪拜，还是多看看人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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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转到及其家，承室中人推我为一家之主，无妨只说我自己。为钱少已经“伤哉”三次，我当然不会轻视钱。但我不是拜金主义者，因为既不想多存，又不想多享乐。由正面说，是只想维持这样一种情况：过朴素的日子（用形象化写法是可以食无鱼，出无车，室内无地毯，老伴颈上指上没有黄澄澄，等等），不为难；还有些余力，可以应不时之需（包括救亲友之急）。再多，我以为没有用。还会有反作用，比如，像是古语就曾见，“庄稼汉多收五斗粮，便思易妻”，至少站在诸女士的立场，还是以不多收为好，那就可以知足常乐，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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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辛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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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辛安亭先生是出版社的副社长，由兰州调来，比我到社晚一些。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五六十年代之间，他离开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想不到其后转为不治之症，于1988年末作古，不知道弥留之际在何处，也就未能去看他，因而有时想起他就特别怀念。他山西人，长我五岁，像是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或稍前稍后），他也在北大上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建国以后在兰州教育部门（兰州大学？）工作。想是还主持过编教材的工作，所以为充实中央编教材的力量，把他调来北京；接着以他之介，把王微也调来北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为我的直接上司。这里单说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我第一次看见，也许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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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常看见他。他住在出版总署门外以东不远，每天准时上班，一身朴素的制服，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看文件和书稿，很少到院里来。来往的路上遇见社里人，认识，必是点头微笑，很少说话。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听说一件可以算作轶事的。他家里只夫妇二人，妇也是山西人，姓卫名明，家庭妇女，脚像是先缠而后解放的。所吃不多，但也要购进粮食。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费力地扛到家。由一般处世随和的人看，这样狷介似乎洁身太过，反而不近人情。我的体会，是他觉得位在他人之上，就决不该让别人伺候自己。他的心不容许自己高高在上，指使无位的人惶恐听命，这就是辛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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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己复礼的作风，我也亲历一次。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工作。检查科，顾名思义，是书稿编成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失误和缺漏，我扩大范围，兼做修润工作。其时正是迷信苏联，事事学老大哥的时期，因而交来修润的，有些是俄语汉译的书稿。我不懂俄语，有言在先，是只管“达”（即通顺，像汉语），不管“信”（假定译文的意思不错）。可惜送来某女士的译文，离汉语习惯很远，改动就不能不大。常情，女士是更重视脸面的，改动大，不好看，于是照韩文公的高论，不平则鸣，辛安亭大概是负责编辑业务的，她就到辛安亭那里诉苦。辛安亭处理什么事，总是一碗水端平，于是找我，说明情况之后，问我能不能少改一些。我说：“我多年审稿改稿，拿起笔不会客气，总要做到自己认为满意才交出去。她不愿意多改动，可以不交我改；让我改，我就只能这样做。”我的态度和言语都偏于生硬，他听了，还是那样平静温和，说：“就谈到这里吧。”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那位女士又来，说细看看，觉得确是比原来好了。他告诉我，意思显然是我做得对，希望我对上次的小波澜不要介意。我和他的公事交往只此一次，但也能感到，他对人，居心总是宽厚，态度总是尊重，在新时代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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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个很少见的习惯，是心口如一，比如什么事，出于钦定，他人都堂下百诺、至少是隐忍不言的时候，他却提出疑问。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时候，眼所见是家家做家破的准备（如处理贵重家当之类），耳所闻则是一片欢呼声，他为什么事回家乡一次，回来就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因为农村的情况远不像说的那样。为这样的实心话，他受到批判，也许不久就证明他的话并不错吧，像是没受什么处分。是后话，不记得听谁说，他因为思想偏右，心口如一，几乎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犯错误，重则受到批判，轻则受到批评。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这样的“缺点”，在出版社也许只是几年吧，他又调回兰州了，听说是到兰州大学做领导工作。王微没有跟着回去，想是因为，虽然也对人宽厚，处理事情稳重，却嘴严，不说不合时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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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加过冠的，又适应新风，对于像辛安亭这样的人，虽然敬重，愿意亲近，却不敢通音问。就这样，将近二十年，我和他天各一方，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了。也曾听人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推想必是有时工作、有时休养吧。是1976年的春天，我早已由干校放还，应南京郭翼舟兄和苏州王芝九兄之约，于4月15日到南京，由他们二位陪伴，游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诸地。18日到苏州，住在芝九兄家，游各名胜。知道辛安亭在太湖边养病，26日游光福、司徒庙、邓尉山等地，我们三人就乘车到太湖桥，登山，往铁路疗养院去看他。他精神还好，只是显得衰弱，例如那一天天气很好，我们穿得薄还觉得热，他却穿很厚的衣服。态度还是那样温厚，见到我们，不只很高兴，还表现为很感激的样子。他夫人卫明女士也在，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那样温厚，总是想方设法招待我们。其时已经是中午，疗养院的开饭时间已过，还是非留我们吃饭不可。我们也乐得享受一次厚意的温暖，就吃了食堂补做的肉丝冬笋面条。我们问他的病，是肺气肿，说休养一个时期，好多了。饭后，我们辞出，他们一定要送，站在高处看着我们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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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出版社休克近十年之后，恢复工作，我也回到社里，参加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工作。干校结业，王微的组织关系也回兰州大学，人却还在北京住，编文选的这个摊儿就由他担任主持之名，由我负责编注之实，我们常见面，也就不断听到辛安亭的消息。他身体还是不好，可是不忘革命事业。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编注完《文言文选读》三册的时候，他还主持编了一种旨在对年轻一代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文言读本。选编过程中曾征询我的意见，出版后寄给我一本，印象是内容丰富，书本厚，还没细看，不记得谁借去看，不还了。其后就听到不吉利的消息，是患了不治之症，正在多方求医。其间也曾到北京来，当然也就要到出版社来。他不忘旧谊，主动约他还记得的人见面，问候，叙离别之情。其中有我，记得还一起照了相。其后，我当然关心他的病情，问几次，都说还平稳。究竟人力不能胜天，最后传来消息，他作古了，想是在兰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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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到他，并想到一些大问题，如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之类。他是老革命，终生不忘救世的弘愿，可是不疑人如敌而爱人如己，即不以压力对人而以仁恕对人，难道这就不能除旧布新吗？总是值得不鄙的肉食者好好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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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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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汉语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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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或写，多次提到机遇，说想到机遇就感到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而穷达、顺逆、祸福、得失、苦乐等都像是由它那里来。关于机遇，限于己身，可说的也太多了，这里只说与汉语课本有关的。记得由1954年2月参加编写起，到1958年4月汉语课撤消止，连续四年多，经历的事不少，所得也不少。纵使够不上千头万绪，也总是百头千绪，说就要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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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分，仍有头，是：一，希望这门课有高效率，主要是学生毕业后能用笔准确通顺地表情达意，可是效率总是高不上去；二，其时任何事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件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是分为文学、俄语两门，推想这必是灵丹妙药，于是决定分为文学、汉语两门。一分为二上课，先要有教材。编教科书是大事，要请专家主持其事。文学选定吴伯箫，社内的副总编辑，由延安来的文学家兼作家。汉语选定吕叔湘，因为不久前，他和朱德熙合写了供大家学习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先生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人，主持编汉语课本，社里送一顶副总编辑的帽子，名义上也就成为社里人。估计开始组编写班子必在我参加之前的两三个月，因为我第一次去，已经在语言研究所的院内设置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地点。那是面西大门内以北的几间西房，室内放几个办公桌。吕先生之下还有负全面之责兼动笔的，是张志公。此外还有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也是负责写；吕先生的夫人程师母，说是只管抄抄写写。以参加时间早晚为序，我排行第五。其后调来参加编写的还有来于哈尔滨的吕冀平，来于福州的洪心衡，来于苏州的郭翼舟，来于北京的徐枢。办公地点曾两移，先移教育部（在西单北二龙路郑王府）内小红楼，再移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工字楼。移小红楼的时候，程师母和陈治文不参加了。移景山东街，编写工作结束前后，洪心衡、吕冀平、徐枢也陆续离开，最后剩下张志公、郭翼舟和我，并入语文室工作，还是偏重编汉语知识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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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调我去编汉语课本。选定我，像是没有来由，因为：一，我没研究过语法；二，如果人只能分作光彩和不光彩两堆，我是属于不光彩那一堆的。不知为不知，是至圣先师的主张；我则有更进一步的悟解，是与己有关的许多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与其知道，不如不知道。先师俞平伯词有句云，“闻道同衾还隔梦”，同衾人另有梦，你想知道，问，如果有如庄周，“梦为蝴蝶”，据实陈述，可皆大欢喜，如果所梦非草木虫鱼之类，那就还是以不问为好，盖不知心里可以安然，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问。言归正传，是从受命兼编汉语课本之后，每周的公务我就分而治之，出同一家门，骑同一辆自行车，一、三、六西南行，到西单北进大木仓口，入教育部小红楼内的检查科，做检查书稿或修润书稿的工作；二、四、五东南行，过北大红楼，进东厂胡同转北到太平胡同，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做编写汉语课本的工作。以下专说这东南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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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我见过几次，张志公先生同我很熟，程师母和陈治文先生则是初次见面。感觉都富于文气和古风，所以名为上班，却颇像到相知的书斋里小坐，心情是愉快而安然。吕先生学问和文章为人所共见，用不着说；为人则是多交往之后，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朴实，真率，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面，当然要谈谈工作。重点是编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文字、语音等方面的知识），动笔之前，先要决定采用什么语法体系（包括语法术语），因为汉语语法虽然还很年轻，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推想吕先生是了解我乃十足的门外汉，所以布置工作，开卷第一回是温课，即看看已问世的语法（主要是现代汉语）著作，然后考虑采用什么体系。这就我说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不抱就没有能力动笔，也就只好抱。幸而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连外国的以及住在外国的也算在内，举其大要，不过是高本汉、赵元任、马建忠、陈承泽、刘复、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语言研究所（合编《语法讲话》）等若干家。记得上班就翻看，大致用了两三个月，该看的都过了目。所得呢，是存于心的三种：一，他们都讲了什么；二，由看法不同而来的一些问题；三，孰高孰下的一点己见。是后来，还多了一些深的悟解，可以总括为两种。其一是学这一门知识（不求通晓深一层的理论）比较容易，即如我这中下之才，合为全月计，只是一两个月，也就可以在人前夸夸其谈，在纸上说三道四，让惯于耳食的人看作门内汉了。其他门类，不要说入室，就是升堂，也总是非几年苦功不可。其二，语言现象，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成分，当然有研究的价值。但语言来于约定（如此约，如此定，大致有规律可循）俗成（俗是由偶尔变为通行，有脱离规律的任意性），想学好，就不能多寄希望于语法知识，就是说，语法知识的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实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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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主观的想法是学术和实用兼顾。动手写，就要变主观为客观，这，学术的关不好过，实用的关更不好过，因为，比如体系和术语，虽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究竟还可以尽人力，至于学了真就能够变笔下的不通为通，就只能听天命了。这学术和实用的二分法，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认识，至于吕先生和张先生二位，其时大概还是合二为一的。实用不可见，或说还要听下回分解；尽人力，现在当下，就只能在体系和术语的选定，以及讲说的详略上下功夫。记得在这方面，由于常常举棋不定，甚至后想的推翻先想的，耗时间不少。但终于不得不动笔，最后也就只能择一而从。未必是博善而从，譬如析句，成分指单词不指词组，我就认为一定要带来很多麻烦。大计决定以后，人力逐渐增加，上下一齐动手，因为是教材，不能不慎重，编写工作不慢不快地进行。一册，二册，三册，四册，陆续印出来了。还是为慎重，先交一部分学校试教，然后推广。可惜的是，试教，推广，这文学、汉语的二分法究竟好不好，很难证明，调查，问人，人各有见，正如一切其他的大小事，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最后只能看在上者的脸色。不知道是谁表示了反对意见，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停止之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箫（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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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凡事有得必有失，这句话经常对，却不是永远对，即如我参加编写汉语课本的几年，回想，算得失之账，至少是自己觉得，是只有得而没有失。得还不止一种，而且有的分量不轻，所以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为眉目清楚，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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