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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这期间及稍后，妹妹曾来电报，反对火化，并动员家乡的亲戚来信，劝我仍用旧法。我都作复，表示我的生母，生，我养，死，我葬，善始善终，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二三十年之后，听家乡人说，其时用火化，乡里人都当笑话说，及至听说许多大人物死后也火化，渐渐，农村也多用此法，才改为说，还是人家念书的，事事走在前面。我听了一笑，是因为万没想到，我们那个小村庄也有所谓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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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之后，还是我骑车去，取回骨灰，因为还得算作母亲的遗体，放在我屋里。处理骨灰，用了旧说“入土为安”之法。时间选在清明前的3月28日，先通知家乡人在父亲墓旁挖坑，至时由世五大哥陪伴，乘长途汽车至大孟庄，步行，近午到村西北的坟地。坑已经挖好，村中邻里并备了祭品。祭礼毕，把骨灰罐放在父亲棺旁，由我先扔一铲土，然后乡里人一齐动手，堆土成坟。就这样，我算是把母亲送走了。由乡里人看，她终于回了家乡，可惜是她自己已经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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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明日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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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标题，是想说切身的，或说小事，可是忽然联想到己身以外的泛泛，成为大事，顺水推舟，也就说说。由主观愿望方面说，人在世间度日，都希望自己先则能知，继以选择，然后实行，用今语说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仍以小事为例，晨起，上街买菜，心里想，黄瓜是嫩的好，头顶黄花的嫩，这是能知，然后是挑带花的，再然后是决定买几条，付钱，从头到尾都是由己。可惜是许多事不能像买菜这样都由己。比如说，有生就有死，古人慨叹“死生亦大矣”，可是偏偏这两桩有关开头结尾的大事自己就不能做主（结尾有极少数例外）。这是人力难得对抗自然，因而就不能不从古人，“畏天命”。对于自然，今人了解更多，所畏也就更多。比如由近而远，顺着杞人的思路遐想。室内读书，林中散步，我们就难于知道，一刹那之后会不会地震。其他天灾还有旱涝、水火、龙卷风等等。其后就跳出我们这个并不很大的地球，想，偏于实的，会不会飘来另一个天体，与我们这个久住的家相撞？偏于玄的，万有引力会不会突变，以致我们这个地球成为无所依？还可以更玄远，想到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会不会真有个“反物质”的宇宙，忽而两方生爱恋之情，靠近，相亲，未经历时间就化为零？同类的可能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只能说不知道。承认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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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德哲学中有一种认识，是“应该”蕴涵“能”；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力所能做的。所以由此推论，非己力所能及的，也就可以不费心思。如另一个天体有可能飘来，把地球撞得七零八落，甚至粉碎，我们也只好不管它。这样，我们就把使我们不能自主的几乎全部属于自然的力量都开除出去，纵使我们也会受它的迫害而流离失所，甚至结束了生命，我们还是只能顺受而无怨。迫害力之来于“人”的就不是这样。但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如何对待就难得简单化。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专由这一点出发，像是也可以设想，为了活得好，饮食，男女，都以个人能自主为好。可是，饮食，馅饼不能由天上掉下来，男女，姑且男本位，都愿意西施走入自己的金屋，西施却未必肯来。于是问题就由“个人”扩大为“社会”，人的自主愿望或权利就不能不打些折扣，或说受些限制。以住所为例，在苏州有个家，不坏，但不能十二亿人都到苏州去住。再以职业为例，充当什么节目主持人，可以出风头，再高，什么长，可以用权甚至卖权，可是总不能人人去充当节目主持人，任什么长，或从另一面说，总得有人做处理死者、扫街等工作，所以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自主。不能百分之百，就应该百分之零吗？显然也不然。仍用以事显理之法来说明，比如两种食品，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辣的，张三和李四分着吃，张三喜欢吃甜的，李四喜欢吃辣的，让他们自主，各取其所好，合理，反之，偏偏让张三吃辣的，李四吃甜的，不合理。一个社会，运行，管理，容许其中各个人自主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具体，难说，也难尽。只好概括，说原则，是自主的成分越多越好；或换个说法，只要对自己以外的人无害，对社会无害，人人，大至思想走哪条路，中至谋生走哪条路，小至读书，买哪一本，都以能自主为上。这样不会自由过多，造成混乱吗？我的想法，还有运行多年的社会秩序和法管着，自主难得出圈，也就不会造成混乱。仍以住所和职业为例，并现身说法。我总想在乡村有个平房小院，以便在霜晨月夕能够听到鸡鸣犬吠声，可是，一，没有财力和精力；二，碍难改行，也就只能想想作罢。也是因为碍难改行，我多年想投笔，到山林去种果树，也是想想就扔开。还要说说“法”，如果为民选的什么名堂所定，而非出自金口玉言，它就能在自主的周围画个合情合理的圈圈，使自由的野马不会跑到圈圈以外。在不违法的圈圈内可以完全自主，古是理想，所以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今也是理想，所谓群体有民主、个体有自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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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至少是有些，总是与幻想距离近，与实际距离远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就是把来于自然的不如意的力量开除出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想自主，也会如行蜀道，难于上青天。举己身的经历为证，以四十而不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是小学毕业后的将近三十年，后是解放后的将近三十年。先说前一阶段，关于明日，以自主的程度衡之，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呢？曰能，是“碰”加（来于本性的）安于旧贯。何谓碰？解释不是出于马融、郑玄，而是出于吾乡的口头语。中学为体兼用之时，孩子三五岁就定亲，所以生女之家，好事者见其家长会问：“有婆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答话习惯是走幽默一路，曰：“有啦。”“哪庄？”曰：“碰庄。”其意是还在不定中，待机遇，故曰碰。如此，我考通县师范学校，是碰，考北京大学，也是碰，以及其后的走入此门，走入彼门，混饭吃，都是碰。碰，非自主也，但碰之前，到哪里去碰，之后，保守还是如孟母之三迁（我是惯于保守），还可以搀合一些小自由，学多歌颂的新风，可以说是有些自主或半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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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半自主，是因为其时的统治乃行黄老之术，或准黄老之术，在上者所求是安坐宝座之上，刮些钱，享受，其他放任不管。解放后不同了，黄老之术变为法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是商鞍式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严格而多变的命令安排。说严格，是要无条件服从，还要表示心乐于信受，身乐于奉行。多变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大小小的命令，以各种形式，不断地通过传达、报告等渠道下降。用受命者的眼看，命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大如币制改革，小如节日放假，等等，几乎无限，有个共同点，是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依令而行，没有人担心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另一类是非常规的，大大小小也不少，可以总名为运动。分而名之呢，有镇反、肃反、反教条、反浪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反白专道路、大跃进、思想改造、四清、审干、下放、武训传、《红楼梦》、胡风问题，等等，也有个共同点，是人人担心，怕反到自己头上。运动频繁，前一个刚刚过去，后一个又来了，是变。还有另一种性质的变，是运动后的落实政策，以整风加右派之冠为例，还有扩大改为缩小，摘帽子之举。单说这运动性质的变，不是由“法”来，而是由至上的灵机一动来，而灵机如何动，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可以不可以用孔老夫子的“不知为不知”之道对待之？曰不可，因为如果来，就有可能砸到自己头上，身家性命，忘掉，退一步，淡然视之，也是做不到的。关心，而又无能为力，表现为心理状态，是不知道“明日”会怎么样。现在，我老了，有机会拿笔，自认为不该说假话，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就是这样战战兢兢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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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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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文化大革命”，不由得想到，如果下放述而又作，我就走进山西或河南某学校，变面对书稿为面对学生，那么，1966年夏大风起兮，学校冒出有生杀之权并好杀的红卫英雄，旧账从头算，我的小命就必致臭腐于异域，谈经历，也就不会有这后一段的三十年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在这类事情上，我是宁可躲开形而上，从常人之后，说，想到有死的危险而未死，以致“红色恐怖”过去之后，还能以身心，以语言文字，与我尊敬的，爱慕的，许多人结缘，就不能不视说下放而未下放一事为天大的幸事，也就不能不向虔诚的佛门老太太学习，多念几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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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种事和理的情况，能不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教训，或说明白一些道理呢？大道理不好讲，还是由感情方面说，比如有两种社会环境：一种，由至上的一人灵机一动，多以运动的形式发布命令，要求绝对服从，其下的亿万人都感到明日难明；另一种，由“法”发布命令，法之下的人人，都能自己决定明天后天怎么样，不知道乐于山呼万岁的先进人物如何选择，我是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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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孟子·梁惠王下》篇里的一句话，其下还有话，是“作之君，作之师”，原意是上天有爱民的善心，既生之还不罢休，接着又送来管辖他的君主，教育他的老师。我不只一次说，孔、孟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冰块之上也能看到一些温暖。我的思想杂七杂八，勉强说近于怀疑主义者，如对于“作之君”的君，一向认为也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如果手中拿到权而没有限制的力量，就必致滥用其权，做害人的坏事。对于天呢，我是宁可信老子的，他说：“天地不仁（仁，可解为慈爱，也可解为觉知），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用柴草做的狗，祭祀时用，用完就任其毁坏。这样说，我是想到天，也勾起一些牢骚吗？还不只是牢骚，或者说，主要是感伤。因天道（也可称为定命或机遇）而有所感，甚至有所悲，这种心情，存之久矣，也想找个机会说说，恰好六十年代前半，与两位姓宋的弟子行辈多有交往，其性格和经历可以由事的方面显示天地不仁之理，俗语有云，借来的牲口有劲，所以就不避取巧之嫌，请他们二位充当代言人，说说我的久藏于心的不尤人而怨天的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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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男性，交往多，关系近，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多种不调和。喜读书，念得不坏，年轻时候还写过一些，爬上报刊的版面，这证明他有不低的聪明，可是推理，处事，经常表现为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而告终。爱好非常多，爱诗爱文，爱花爱树，爱鸡爱鸭，爱猫爱狗，并进而搜求，养，可是没有地力、人力和财力的条件，所以也大多是喧闹一阵而告终。重德，主观总是以善意对人，可是固执和糊涂的力量太大，给人的印象是乖僻，不容易和平共处。有名士气，希望门内有才女红袖添香，门外有长者车辙，以诗文为衣食，创造名山之业，可是环境总是不如意，又不幸而饭量特大，以致多年不能填满肚皮。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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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八十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待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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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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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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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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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