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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这期间及稍后,妹妹曾来电报,反对火化,并动员家乡的亲戚来信,劝我仍用旧法。我都作复,表示我的生母,生,我养,死,我葬,善始善终,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二三十年之后,听家乡人说,其时用火化,乡里人都当笑话说,及至听说许多大人物死后也火化,渐渐,农村也多用此法,才改为说,还是人家念书的,事事走在前面。我听了一笑,是因为万没想到,我们那个小村庄也有所谓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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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之后,还是我骑车去,取回骨灰,因为还得算作母亲的遗体,放在我屋里。处理骨灰,用了旧说“入土为安”之法。时间选在清明前的3月28日,先通知家乡人在父亲墓旁挖坑,至时由世五大哥陪伴,乘长途汽车至大孟庄,步行,近午到村西北的坟地。坑已经挖好,村中邻里并备了祭品。祭礼毕,把骨灰罐放在父亲棺旁,由我先扔一铲土,然后乡里人一齐动手,堆土成坟。就这样,我算是把母亲送走了。由乡里人看,她终于回了家乡,可惜是她自己已经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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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明日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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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标题,是想说切身的,或说小事,可是忽然联想到己身以外的泛泛,成为大事,顺水推舟,也就说说。由主观愿望方面说,人在世间度日,都希望自己先则能知,继以选择,然后实行,用今语说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仍以小事为例,晨起,上街买菜,心里想,黄瓜是嫩的好,头顶黄花的嫩,这是能知,然后是挑带花的,再然后是决定买几条,付钱,从头到尾都是由己。可惜是许多事不能像买菜这样都由己。比如说,有生就有死,古人慨叹“死生亦大矣”,可是偏偏这两桩有关开头结尾的大事自己就不能做主(结尾有极少数例外)。这是人力难得对抗自然,因而就不能不从古人,“畏天命”。对于自然,今人了解更多,所畏也就更多。比如由近而远,顺着杞人的思路遐想。室内读书,林中散步,我们就难于知道,一刹那之后会不会地震。其他天灾还有旱涝、水火、龙卷风等等。其后就跳出我们这个并不很大的地球,想,偏于实的,会不会飘来另一个天体,与我们这个久住的家相撞?偏于玄的,万有引力会不会突变,以致我们这个地球成为无所依?还可以更玄远,想到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会不会真有个“反物质”的宇宙,忽而两方生爱恋之情,靠近,相亲,未经历时间就化为零?同类的可能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只能说不知道。承认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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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德哲学中有一种认识,是“应该”蕴涵“能”;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力所能做的。所以由此推论,非己力所能及的,也就可以不费心思。如另一个天体有可能飘来,把地球撞得七零八落,甚至粉碎,我们也只好不管它。这样,我们就把使我们不能自主的几乎全部属于自然的力量都开除出去,纵使我们也会受它的迫害而流离失所,甚至结束了生命,我们还是只能顺受而无怨。迫害力之来于“人”的就不是这样。但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如何对待就难得简单化。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专由这一点出发,像是也可以设想,为了活得好,饮食,男女,都以个人能自主为好。可是,饮食,馅饼不能由天上掉下来,男女,姑且男本位,都愿意西施走入自己的金屋,西施却未必肯来。于是问题就由“个人”扩大为“社会”,人的自主愿望或权利就不能不打些折扣,或说受些限制。以住所为例,在苏州有个家,不坏,但不能十二亿人都到苏州去住。再以职业为例,充当什么节目主持人,可以出风头,再高,什么长,可以用权甚至卖权,可是总不能人人去充当节目主持人,任什么长,或从另一面说,总得有人做处理死者、扫街等工作,所以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自主。不能百分之百,就应该百分之零吗?显然也不然。仍用以事显理之法来说明,比如两种食品,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辣的,张三和李四分着吃,张三喜欢吃甜的,李四喜欢吃辣的,让他们自主,各取其所好,合理,反之,偏偏让张三吃辣的,李四吃甜的,不合理。一个社会,运行,管理,容许其中各个人自主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具体,难说,也难尽。只好概括,说原则,是自主的成分越多越好;或换个说法,只要对自己以外的人无害,对社会无害,人人,大至思想走哪条路,中至谋生走哪条路,小至读书,买哪一本,都以能自主为上。这样不会自由过多,造成混乱吗?我的想法,还有运行多年的社会秩序和法管着,自主难得出圈,也就不会造成混乱。仍以住所和职业为例,并现身说法。我总想在乡村有个平房小院,以便在霜晨月夕能够听到鸡鸣犬吠声,可是,一,没有财力和精力;二,碍难改行,也就只能想想作罢。也是因为碍难改行,我多年想投笔,到山林去种果树,也是想想就扔开。还要说说“法”,如果为民选的什么名堂所定,而非出自金口玉言,它就能在自主的周围画个合情合理的圈圈,使自由的野马不会跑到圈圈以外。在不违法的圈圈内可以完全自主,古是理想,所以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今也是理想,所谓群体有民主、个体有自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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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至少是有些,总是与幻想距离近,与实际距离远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就是把来于自然的不如意的力量开除出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想自主,也会如行蜀道,难于上青天。举己身的经历为证,以四十而不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是小学毕业后的将近三十年,后是解放后的将近三十年。先说前一阶段,关于明日,以自主的程度衡之,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呢?曰能,是“碰”加(来于本性的)安于旧贯。何谓碰?解释不是出于马融、郑玄,而是出于吾乡的口头语。中学为体兼用之时,孩子三五岁就定亲,所以生女之家,好事者见其家长会问:“有婆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答话习惯是走幽默一路,曰:“有啦。”“哪庄?”曰:“碰庄。”其意是还在不定中,待机遇,故曰碰。如此,我考通县师范学校,是碰,考北京大学,也是碰,以及其后的走入此门,走入彼门,混饭吃,都是碰。碰,非自主也,但碰之前,到哪里去碰,之后,保守还是如孟母之三迁(我是惯于保守),还可以搀合一些小自由,学多歌颂的新风,可以说是有些自主或半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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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半自主,是因为其时的统治乃行黄老之术,或准黄老之术,在上者所求是安坐宝座之上,刮些钱,享受,其他放任不管。解放后不同了,黄老之术变为法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是商鞍式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严格而多变的命令安排。说严格,是要无条件服从,还要表示心乐于信受,身乐于奉行。多变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大小小的命令,以各种形式,不断地通过传达、报告等渠道下降。用受命者的眼看,命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大如币制改革,小如节日放假,等等,几乎无限,有个共同点,是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依令而行,没有人担心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另一类是非常规的,大大小小也不少,可以总名为运动。分而名之呢,有镇反、肃反、反教条、反浪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反白专道路、大跃进、思想改造、四清、审干、下放、武训传、《红楼梦》、胡风问题,等等,也有个共同点,是人人担心,怕反到自己头上。运动频繁,前一个刚刚过去,后一个又来了,是变。还有另一种性质的变,是运动后的落实政策,以整风加右派之冠为例,还有扩大改为缩小,摘帽子之举。单说这运动性质的变,不是由“法”来,而是由至上的灵机一动来,而灵机如何动,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可以不可以用孔老夫子的“不知为不知”之道对待之?曰不可,因为如果来,就有可能砸到自己头上,身家性命,忘掉,退一步,淡然视之,也是做不到的。关心,而又无能为力,表现为心理状态,是不知道“明日”会怎么样。现在,我老了,有机会拿笔,自认为不该说假话,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就是这样战战兢兢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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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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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文化大革命”,不由得想到,如果下放述而又作,我就走进山西或河南某学校,变面对书稿为面对学生,那么,1966年夏大风起兮,学校冒出有生杀之权并好杀的红卫英雄,旧账从头算,我的小命就必致臭腐于异域,谈经历,也就不会有这后一段的三十年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在这类事情上,我是宁可躲开形而上,从常人之后,说,想到有死的危险而未死,以致“红色恐怖”过去之后,还能以身心,以语言文字,与我尊敬的,爱慕的,许多人结缘,就不能不视说下放而未下放一事为天大的幸事,也就不能不向虔诚的佛门老太太学习,多念几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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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种事和理的情况,能不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教训,或说明白一些道理呢?大道理不好讲,还是由感情方面说,比如有两种社会环境:一种,由至上的一人灵机一动,多以运动的形式发布命令,要求绝对服从,其下的亿万人都感到明日难明;另一种,由“法”发布命令,法之下的人人,都能自己决定明天后天怎么样,不知道乐于山呼万岁的先进人物如何选择,我是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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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天降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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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孟子·梁惠王下》篇里的一句话,其下还有话,是“作之君,作之师”,原意是上天有爱民的善心,既生之还不罢休,接着又送来管辖他的君主,教育他的老师。我不只一次说,孔、孟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冰块之上也能看到一些温暖。我的思想杂七杂八,勉强说近于怀疑主义者,如对于“作之君”的君,一向认为也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如果手中拿到权而没有限制的力量,就必致滥用其权,做害人的坏事。对于天呢,我是宁可信老子的,他说:“天地不仁(仁,可解为慈爱,也可解为觉知),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用柴草做的狗,祭祀时用,用完就任其毁坏。这样说,我是想到天,也勾起一些牢骚吗?还不只是牢骚,或者说,主要是感伤。因天道(也可称为定命或机遇)而有所感,甚至有所悲,这种心情,存之久矣,也想找个机会说说,恰好六十年代前半,与两位姓宋的弟子行辈多有交往,其性格和经历可以由事的方面显示天地不仁之理,俗语有云,借来的牲口有劲,所以就不避取巧之嫌,请他们二位充当代言人,说说我的久藏于心的不尤人而怨天的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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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男性,交往多,关系近,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多种不调和。喜读书,念得不坏,年轻时候还写过一些,爬上报刊的版面,这证明他有不低的聪明,可是推理,处事,经常表现为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而告终。爱好非常多,爱诗爱文,爱花爱树,爱鸡爱鸭,爱猫爱狗,并进而搜求,养,可是没有地力、人力和财力的条件,所以也大多是喧闹一阵而告终。重德,主观总是以善意对人,可是固执和糊涂的力量太大,给人的印象是乖僻,不容易和平共处。有名士气,希望门内有才女红袖添香,门外有长者车辙,以诗文为衣食,创造名山之业,可是环境总是不如意,又不幸而饭量特大,以致多年不能填满肚皮。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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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八十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待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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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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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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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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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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