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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的鉴定完,还应该说些具体的,以期未得识荆的人能有个更清晰的印象。他是1936年暑后,我在北京进德中学代约一个月国文课时期的学生。我当然不记得他,是1937年的暑假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因七七事变不能回保定,住在北京大学东斋对面的中老胡同,有一天出门回来,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八十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待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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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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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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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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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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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大革命”之后了吧,不知道怎么一阵发神经,他忽然有了宜于迁都(往西安?)的想法,而且立即形成大套的理论,得机会就宣扬。可是机会不易得。一次是听同事蔡公说,民盟开会,他们在一组,已经时间够长了,都盼着快结束,他抢着上台发言,先发牢骚,说不安排他发言,是压制舆论,只这点意思就说了十几分钟。然后转入正题,还是迁都怎么好,如何必要。蔡公说,大家都烦腻得皱眉头,可是没办法。另一次,忘记听谁说了,其时他在西直门外某中学任课,学校以他身体不太好为理由,没有给他排课。他有怀才不遇的感伤,学廉颇,赵国不用,到魏国,自己给几个学校写信,说愿意义务去教课。居然有个学校来请,去了,上课,大概又是宣扬迁都理论,据说是一堂没上完就被学生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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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大革命”的后期,一次到我家里来,说他多年来苦于没有信仰,这下子可好了,找到信仰。我问他找到的是什么信仰。他说是共产主义,接着说理由,是他一生反封建,现在批孔老二是反封建,与他志同道合,所以他信了共产主义。我问他:“你知道孔老二是有所指吗?”他愣了一下,说:“反正我要批判孔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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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是四十年代,他无业,生活没办法,我介绍他到武清县大良镇去教小学。校长是我在通县上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时间不很长就传来消息,春天,他买小鸡养着,死了一只,就在操场为小鸡修建个茔地,起坟堆,还用供品祭祀,一时传为笑谈。接着,不知道校长怎么惹着他了,他大怒,到县里告了校长一状。就这样,不久饭碗就砸了,我还要向人家解释,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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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有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其后到我这里来,含着胜利的微笑,说:“张先生,您的话我都信,可是这回您错了,我告校长一状,虽然评级的原案没改,可是校长路上遇见我,远远地就点头微笑。”我听了,也一笑,说:“你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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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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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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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所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九十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四十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六十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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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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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死者已矣,生者受的打击是如何大。是几个月之后吧,我见到徐守中,提到宋桂英,他说,宋的品德,以及对他,不是一般的,忍辱负重二十多年,刚好转,竟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万念俱灰,说不断有人找他干点什么,他一概谢绝,因为没心肠。他写了些悼亡诗,给我看。我想到他的处境,想到宋桂英的为人,也悲伤,秀才人情纸半张,还写了一首五律,送给徐守中,以略表悼念和安慰之意。诗云:昔读风帘什(元禛悼亡诗有“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之句),今闻薤露歌。地宫终杳漠,天道竟如何。对镜惊涂粉,临流叹逝波。尧封(喻乐土)慕和靖(宋林逋以梅为妻),策杖老烟萝。尾联是劝他想开点,我自己也知道是局外人的风凉话,殊少生效的可能的。果然,不很久之后,他终于不能策杖老烟萝,而是撒手而去,从宋桂英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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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诗颔联的下句“天道竟如何”,在我却是分量很重的。这可以用于宋君颖和宋桂英,两个人本质都很厚,可是也是天道,竟使其中一个,一生不能清朗,另一个,能生于苦而不能生于乐,“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大道,是邪(耶)非邪?”(《史记·伯夷列传》)叹息完,还可以扩大,用于一切人,想想,“生年不满百”,无忧无虑,能有几天呢?所以谈到人生,我虽然不能如悲观主义者叔本华那样决绝,却同意他称“民吾同胞”为“苦朋友”的想法。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的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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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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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拮据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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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伤哉贫也”为题,已经写了三次,拮据,亦贫也,难道我就不怕读者厌烦吗?予岂好喊贫哉,予不得已也。这是说,实况是贫,我就欲夸富而不得。还可以加个理由,是我所谓“拮据”,意义与贫不尽同:贫是阮囊经常空空如也;拮据则是常常有一些,可是一小盆粥有几个和尚吃,嘴都能沾一点,却不能饱。不能饱,既带来身的苦,又带来心的苦,新风,有苦要诉,其后还有忆苦思甜,所以也列为一题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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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一小段,就说是三四年吧,我的家庭情况或说生计情况有了些变化。老一辈,我的父母先后走了,三口减为一口;幼一辈,长、二、三女陆续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吃饭的少了四五口,又循姑娘挣钱,多给娘家少给婆家之例,我的收入还多了一些,所谓两面“加功”,应该说,情况会大大好转。稿酬的外快也没有断,记得还有化零为整的,如独力编的《文言难字注音》(商务印书馆出版)、合力编的《古文选读》(与周振甫等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开销减少,收入增加,由会计学家算账而后结账,总当有盈余,从而喜笑颜开了吧?然而不然。原因为何?以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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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点近于题外的,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像是并没有缩减多少。原因不是自己(包括家里人)的衣食住行因手头稍从容而升了格。在这方面,正如思想改造中,我是顽固分子,不只衣冠,扩大为食用等等,也是惯于不改旧家风。来由有唯物的,是粗茶淡饭惯了,改为食有鱼,肠胃反而不好过。还有唯心的,力更大,是觉得把精力和财力耗费在这类地方,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可是实况是与整风、大跃进时期相比,口腹之欲常常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寻常步行、骑自行车之客,整风时期寝食不安,大跃进时期知道我无力杀鸡作黍相待,旧雨也不来,而现在就常常光临。光临,就照例要面对喝两杯,喝就要备一点点下酒之物。有如此闲情,是因为“圣代即今多雨露”吗?非也,是因为多次运动中锻炼,都有所得,这所得是轻,偏于情,得过且过,重,移向理,或说亦道也,苦中作乐也大有意味。还是转为算账,常有意味,就不能不多开销一些。且说苦中作乐的开销,还有另一种由来久矣的,是仍买长物甚至更多买长物。这有原因,可以分为远近两种。远是“天命之谓性”加后天的习染,比如看见,大至法书名画,小至一粒雨花石,没理由,就是爱,爱就愿意得而藏之,这就不能不花些钱。还有近因,是社会环境过于冷酷、颠簸,愿意在其他方面开一条小路,或辟一块小天地,以求取得一些温暖和生意。可是这时期,长物的来源已经由多变少,出身则由低变高,具体说是想得,就只能出入几家国营的文物店。货的价格也高了,原来逛地摊,逛小铺,两三块,甚至两三角,可以买一件,此时不成了,少则几元,多则没有边儿。我为财力所限,价过高的当然不敢问津,但分明记得,有些件,其中有法书,有砚,价是高到二十元的。这事实上是升了格,也就不免多耗费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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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是为财力所限,升格是有限度的。这有时也会带来拮据之苦,只举两事为例。一次时间较早,是到琉璃厂李万通那里看存砚,拿出一方,端石大西洞,清中早年坑,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七寸,厚将及一寸,无款,没有刻什么花样,古朴,正反两面同样温润到粘手的程度,石质花样多(青花、鱼脑、火、捺等俱全)而鲜明,我平生见端砚不少,论石质当以这一方为第一。知道价必特高,问,他说不想卖,如必欲买,不能少于一百元。天老爷,其时名人真款的砚不过二三十元,上百,用不着考虑就请他收起来。可是事过境迁,有时以各种机缘接触端石,就不免想到那一方,也就不免兴起“伤哉贫也”之叹。另一次时间较晚,已经是“大革命”之风快刮来的时候,一天下班,路过地安门外宝聚斋,进去,看里屋南墙挂个大条幅,绢地,李因画的荷花鹭鸶,很精,有尘外气。李因是明末的才女,嫁海宁名士葛徵奇,与黄皆令等都是当时的出名人物。当然想得而藏之,可是看定价,三十元,舍不得,也就因手头不宽松而交臂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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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才算入正题,有不少人求助,或不求而依理或礼应该助,也就助,可是力量有限,数目不能大,其结果是我的生计不能不多少受些影响,而对方,有的不满足而无怨,有的则不满足而有怨。情况千变万化,由与己身的关系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借用口头常说的“亲友”,一类有血缘关系或有婚姻关系(指因夫妻关系而成为亲属),是亲,没有这样关系的另一类是友。先说“亲”,有不少患贫,其中有的不只贫,而且病。亲,关系有远近,远的也可能张口,近的则必张口。张口之“来”,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只好量力给一些。因为不能多,难得救苦救难,换来的常常是怨气,甚至表现为怨言。解释吗?怨者会说,“你怎么活得好好的?”也就只能忍吧。还要说说来而不往的,记得是侄甥辈结婚,说需要买这个买那个,修整这个修整那个,钱不够,求支援。显然,这就非小数所能办,我无此能力,也不赞成在这类事情上铺张摆谱儿,就直言谢绝,并举辅助理由,说我的女儿结婚,未张口要钱,因为她们知道我没有钱,即使有也不愿意花在这方面。不给是我的权利,还讲讲道理是我的有所求,是求对方能够谅解。但有时我也想,与其这样费唇舌,劳而少功,就不如由口袋里掏出三百五百,助,换个皆大欢喜。问题是口袋里经常只有一点点,而用钱之处非一,纵使有大方的愿望或幻想而事实则难于做到。有愿望而不能实现是苦,心不安的苦。这样的苦,最突出的表现在妻的二叔父身上。他是个刘伶式人物,不能齐家,经常很穷,而且无依无靠。他不只一次跟他的侄女说:“你们什么时候阔了,我去给你们做饭。”不幸是我们始终没有阔,他不能等,于大跃进的挨饿时期死了。就记忆所及。我们没有给过他一文钱,真是愧对他想来我家掌管厨房的好心了。这是因拮据而有的愧。还有,纵使很少,因拮据而生的怨气,是有时听到怨言,曾想,我自信既无天赋又无人赋(如生于富贵之家),可是不少人认为我应该把他或她放在我肩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相反的想法?看来理是没有什么可讲的,那就还是行祖传的养生之道,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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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的“友”,有同乡,有同学,有同事,以及其他多种因缘认识的。幸而穷困的不很多,又因为依传统,没有亲属关系,少通财之谊,来求助的不多。但也总会有一些,或相交年深日久,关系变为很近,或落魄年深日久,脸皮变为很厚,或甚饥而不能择食,就断续登门求助。也是为能力所限,难得多到使受助者不再有困难。这有时使我想到《世说新语·德行》篇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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