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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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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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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所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九十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四十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六十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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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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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死者已矣，生者受的打击是如何大。是几个月之后吧，我见到徐守中，提到宋桂英，他说，宋的品德，以及对他，不是一般的，忍辱负重二十多年，刚好转，竟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万念俱灰，说不断有人找他干点什么，他一概谢绝，因为没心肠。他写了些悼亡诗，给我看。我想到他的处境，想到宋桂英的为人，也悲伤，秀才人情纸半张，还写了一首五律，送给徐守中，以略表悼念和安慰之意。诗云：昔读风帘什（元禛悼亡诗有“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之句），今闻薤露歌。地宫终杳漠，天道竟如何。对镜惊涂粉，临流叹逝波。尧封（喻乐土）慕和靖（宋林逋以梅为妻），策杖老烟萝。尾联是劝他想开点，我自己也知道是局外人的风凉话，殊少生效的可能的。果然，不很久之后，他终于不能策杖老烟萝，而是撒手而去，从宋桂英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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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诗颔联的下句“天道竟如何”，在我却是分量很重的。这可以用于宋君颖和宋桂英，两个人本质都很厚，可是也是天道，竟使其中一个，一生不能清朗，另一个，能生于苦而不能生于乐，“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大道，是邪（耶）非邪？”（《史记·伯夷列传》）叹息完，还可以扩大，用于一切人，想想，“生年不满百”，无忧无虑，能有几天呢？所以谈到人生，我虽然不能如悲观主义者叔本华那样决绝，却同意他称“民吾同胞”为“苦朋友”的想法。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的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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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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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拮据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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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伤哉贫也”为题，已经写了三次，拮据，亦贫也，难道我就不怕读者厌烦吗？予岂好喊贫哉，予不得已也。这是说，实况是贫，我就欲夸富而不得。还可以加个理由，是我所谓“拮据”，意义与贫不尽同：贫是阮囊经常空空如也；拮据则是常常有一些，可是一小盆粥有几个和尚吃，嘴都能沾一点，却不能饱。不能饱，既带来身的苦，又带来心的苦，新风，有苦要诉，其后还有忆苦思甜，所以也列为一题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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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一小段，就说是三四年吧，我的家庭情况或说生计情况有了些变化。老一辈，我的父母先后走了，三口减为一口；幼一辈，长、二、三女陆续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吃饭的少了四五口，又循姑娘挣钱，多给娘家少给婆家之例，我的收入还多了一些，所谓两面“加功”，应该说，情况会大大好转。稿酬的外快也没有断，记得还有化零为整的，如独力编的《文言难字注音》（商务印书馆出版）、合力编的《古文选读》（与周振甫等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开销减少，收入增加，由会计学家算账而后结账，总当有盈余，从而喜笑颜开了吧？然而不然。原因为何？以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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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点近于题外的，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像是并没有缩减多少。原因不是自己（包括家里人）的衣食住行因手头稍从容而升了格。在这方面，正如思想改造中，我是顽固分子，不只衣冠，扩大为食用等等，也是惯于不改旧家风。来由有唯物的，是粗茶淡饭惯了，改为食有鱼，肠胃反而不好过。还有唯心的，力更大，是觉得把精力和财力耗费在这类地方，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可是实况是与整风、大跃进时期相比，口腹之欲常常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寻常步行、骑自行车之客，整风时期寝食不安，大跃进时期知道我无力杀鸡作黍相待，旧雨也不来，而现在就常常光临。光临，就照例要面对喝两杯，喝就要备一点点下酒之物。有如此闲情，是因为“圣代即今多雨露”吗？非也，是因为多次运动中锻炼，都有所得，这所得是轻，偏于情，得过且过，重，移向理，或说亦道也，苦中作乐也大有意味。还是转为算账，常有意味，就不能不多开销一些。且说苦中作乐的开销，还有另一种由来久矣的，是仍买长物甚至更多买长物。这有原因，可以分为远近两种。远是“天命之谓性”加后天的习染，比如看见，大至法书名画，小至一粒雨花石，没理由，就是爱，爱就愿意得而藏之，这就不能不花些钱。还有近因，是社会环境过于冷酷、颠簸，愿意在其他方面开一条小路，或辟一块小天地，以求取得一些温暖和生意。可是这时期，长物的来源已经由多变少，出身则由低变高，具体说是想得，就只能出入几家国营的文物店。货的价格也高了，原来逛地摊，逛小铺，两三块，甚至两三角，可以买一件，此时不成了，少则几元，多则没有边儿。我为财力所限，价过高的当然不敢问津，但分明记得，有些件，其中有法书，有砚，价是高到二十元的。这事实上是升了格，也就不免多耗费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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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是为财力所限，升格是有限度的。这有时也会带来拮据之苦，只举两事为例。一次时间较早，是到琉璃厂李万通那里看存砚，拿出一方，端石大西洞，清中早年坑，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七寸，厚将及一寸，无款，没有刻什么花样，古朴，正反两面同样温润到粘手的程度，石质花样多（青花、鱼脑、火、捺等俱全）而鲜明，我平生见端砚不少，论石质当以这一方为第一。知道价必特高，问，他说不想卖，如必欲买，不能少于一百元。天老爷，其时名人真款的砚不过二三十元，上百，用不着考虑就请他收起来。可是事过境迁，有时以各种机缘接触端石，就不免想到那一方，也就不免兴起“伤哉贫也”之叹。另一次时间较晚，已经是“大革命”之风快刮来的时候，一天下班，路过地安门外宝聚斋，进去，看里屋南墙挂个大条幅，绢地，李因画的荷花鹭鸶，很精，有尘外气。李因是明末的才女，嫁海宁名士葛徵奇，与黄皆令等都是当时的出名人物。当然想得而藏之，可是看定价，三十元，舍不得，也就因手头不宽松而交臂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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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才算入正题，有不少人求助，或不求而依理或礼应该助，也就助，可是力量有限，数目不能大，其结果是我的生计不能不多少受些影响，而对方，有的不满足而无怨，有的则不满足而有怨。情况千变万化，由与己身的关系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借用口头常说的“亲友”，一类有血缘关系或有婚姻关系（指因夫妻关系而成为亲属），是亲，没有这样关系的另一类是友。先说“亲”，有不少患贫，其中有的不只贫，而且病。亲，关系有远近，远的也可能张口，近的则必张口。张口之“来”，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只好量力给一些。因为不能多，难得救苦救难，换来的常常是怨气，甚至表现为怨言。解释吗？怨者会说，“你怎么活得好好的？”也就只能忍吧。还要说说来而不往的，记得是侄甥辈结婚，说需要买这个买那个，修整这个修整那个，钱不够，求支援。显然，这就非小数所能办，我无此能力，也不赞成在这类事情上铺张摆谱儿，就直言谢绝，并举辅助理由，说我的女儿结婚，未张口要钱，因为她们知道我没有钱，即使有也不愿意花在这方面。不给是我的权利，还讲讲道理是我的有所求，是求对方能够谅解。但有时我也想，与其这样费唇舌，劳而少功，就不如由口袋里掏出三百五百，助，换个皆大欢喜。问题是口袋里经常只有一点点，而用钱之处非一，纵使有大方的愿望或幻想而事实则难于做到。有愿望而不能实现是苦，心不安的苦。这样的苦，最突出的表现在妻的二叔父身上。他是个刘伶式人物，不能齐家，经常很穷，而且无依无靠。他不只一次跟他的侄女说：“你们什么时候阔了，我去给你们做饭。”不幸是我们始终没有阔，他不能等，于大跃进的挨饿时期死了。就记忆所及。我们没有给过他一文钱，真是愧对他想来我家掌管厨房的好心了。这是因拮据而有的愧。还有，纵使很少，因拮据而生的怨气，是有时听到怨言，曾想，我自信既无天赋又无人赋（如生于富贵之家），可是不少人认为我应该把他或她放在我肩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相反的想法？看来理是没有什么可讲的，那就还是行祖传的养生之道，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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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的“友”，有同乡，有同学，有同事，以及其他多种因缘认识的。幸而穷困的不很多，又因为依传统，没有亲属关系，少通财之谊，来求助的不多。但也总会有一些，或相交年深日久，关系变为很近，或落魄年深日久，脸皮变为很厚，或甚饥而不能择食，就断续登门求助。也是为能力所限，难得多到使受助者不再有困难。这有时使我想到《世说新语·德行》篇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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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恭从会稽还（建康，今南京），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使坐荐（草垫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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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到有些古人的高风，我与之比，相差很远，也就不免于汗颜。这里要加个小注，以期汗颜的次数不至太多。比如有个同乡石君，略小于我，小学时期同学，多年敬我为兄长，可是不务正业，各处跑，弄点钱就忘其所以，所以经常穷到没饭吃，到北京就必来找我，要饭钱，要路费。我也就只给一点点饭钱，甚至连劝他改荒唐为本分，或回家的话也不说，因为知道必无用。像这样的，我帮助他很少，却于心无愧。再举另一位，是同事龙君，孩子多，负担重，而几乎毫无所能，所以不是常常穷困，而是永远穷困，也就不断来，说是借几元钱。借，未必不想还，是必无力还。像这一位，我就不得不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给一点点钱，明知买饭不饱，买酒不醉，也就算了。不能这样草草了之的是大学同学李九魁兄，我们不只有学生宿舍同屋之谊，而且若干年，交往很多，相知很深。他用功，语言文字方面造诣不坏，可是天性有些迂阔，缺乏“处世奇术”，以致先则失业，继以离婚，只能困守一所小平房。我当然要帮助他，但现时回顾，未能向先贤子路看齐，什么什么都“与朋友共”。未能，原因的大部分是客观的，即囊中经常不充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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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乎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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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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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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