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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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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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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所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九十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四十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六十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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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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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死者已矣,生者受的打击是如何大。是几个月之后吧,我见到徐守中,提到宋桂英,他说,宋的品德,以及对他,不是一般的,忍辱负重二十多年,刚好转,竟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万念俱灰,说不断有人找他干点什么,他一概谢绝,因为没心肠。他写了些悼亡诗,给我看。我想到他的处境,想到宋桂英的为人,也悲伤,秀才人情纸半张,还写了一首五律,送给徐守中,以略表悼念和安慰之意。诗云:昔读风帘什(元禛悼亡诗有“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之句),今闻薤露歌。地宫终杳漠,天道竟如何。对镜惊涂粉,临流叹逝波。尧封(喻乐土)慕和靖(宋林逋以梅为妻),策杖老烟萝。尾联是劝他想开点,我自己也知道是局外人的风凉话,殊少生效的可能的。果然,不很久之后,他终于不能策杖老烟萝,而是撒手而去,从宋桂英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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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诗颔联的下句“天道竟如何”,在我却是分量很重的。这可以用于宋君颖和宋桂英,两个人本质都很厚,可是也是天道,竟使其中一个,一生不能清朗,另一个,能生于苦而不能生于乐,“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大道,是邪(耶)非邪?”(《史记·伯夷列传》)叹息完,还可以扩大,用于一切人,想想,“生年不满百”,无忧无虑,能有几天呢?所以谈到人生,我虽然不能如悲观主义者叔本华那样决绝,却同意他称“民吾同胞”为“苦朋友”的想法。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的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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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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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拮据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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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伤哉贫也”为题,已经写了三次,拮据,亦贫也,难道我就不怕读者厌烦吗?予岂好喊贫哉,予不得已也。这是说,实况是贫,我就欲夸富而不得。还可以加个理由,是我所谓“拮据”,意义与贫不尽同:贫是阮囊经常空空如也;拮据则是常常有一些,可是一小盆粥有几个和尚吃,嘴都能沾一点,却不能饱。不能饱,既带来身的苦,又带来心的苦,新风,有苦要诉,其后还有忆苦思甜,所以也列为一题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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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一小段,就说是三四年吧,我的家庭情况或说生计情况有了些变化。老一辈,我的父母先后走了,三口减为一口;幼一辈,长、二、三女陆续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吃饭的少了四五口,又循姑娘挣钱,多给娘家少给婆家之例,我的收入还多了一些,所谓两面“加功”,应该说,情况会大大好转。稿酬的外快也没有断,记得还有化零为整的,如独力编的《文言难字注音》(商务印书馆出版)、合力编的《古文选读》(与周振甫等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开销减少,收入增加,由会计学家算账而后结账,总当有盈余,从而喜笑颜开了吧?然而不然。原因为何?以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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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点近于题外的,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像是并没有缩减多少。原因不是自己(包括家里人)的衣食住行因手头稍从容而升了格。在这方面,正如思想改造中,我是顽固分子,不只衣冠,扩大为食用等等,也是惯于不改旧家风。来由有唯物的,是粗茶淡饭惯了,改为食有鱼,肠胃反而不好过。还有唯心的,力更大,是觉得把精力和财力耗费在这类地方,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可是实况是与整风、大跃进时期相比,口腹之欲常常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寻常步行、骑自行车之客,整风时期寝食不安,大跃进时期知道我无力杀鸡作黍相待,旧雨也不来,而现在就常常光临。光临,就照例要面对喝两杯,喝就要备一点点下酒之物。有如此闲情,是因为“圣代即今多雨露”吗?非也,是因为多次运动中锻炼,都有所得,这所得是轻,偏于情,得过且过,重,移向理,或说亦道也,苦中作乐也大有意味。还是转为算账,常有意味,就不能不多开销一些。且说苦中作乐的开销,还有另一种由来久矣的,是仍买长物甚至更多买长物。这有原因,可以分为远近两种。远是“天命之谓性”加后天的习染,比如看见,大至法书名画,小至一粒雨花石,没理由,就是爱,爱就愿意得而藏之,这就不能不花些钱。还有近因,是社会环境过于冷酷、颠簸,愿意在其他方面开一条小路,或辟一块小天地,以求取得一些温暖和生意。可是这时期,长物的来源已经由多变少,出身则由低变高,具体说是想得,就只能出入几家国营的文物店。货的价格也高了,原来逛地摊,逛小铺,两三块,甚至两三角,可以买一件,此时不成了,少则几元,多则没有边儿。我为财力所限,价过高的当然不敢问津,但分明记得,有些件,其中有法书,有砚,价是高到二十元的。这事实上是升了格,也就不免多耗费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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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是为财力所限,升格是有限度的。这有时也会带来拮据之苦,只举两事为例。一次时间较早,是到琉璃厂李万通那里看存砚,拿出一方,端石大西洞,清中早年坑,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七寸,厚将及一寸,无款,没有刻什么花样,古朴,正反两面同样温润到粘手的程度,石质花样多(青花、鱼脑、火、捺等俱全)而鲜明,我平生见端砚不少,论石质当以这一方为第一。知道价必特高,问,他说不想卖,如必欲买,不能少于一百元。天老爷,其时名人真款的砚不过二三十元,上百,用不着考虑就请他收起来。可是事过境迁,有时以各种机缘接触端石,就不免想到那一方,也就不免兴起“伤哉贫也”之叹。另一次时间较晚,已经是“大革命”之风快刮来的时候,一天下班,路过地安门外宝聚斋,进去,看里屋南墙挂个大条幅,绢地,李因画的荷花鹭鸶,很精,有尘外气。李因是明末的才女,嫁海宁名士葛徵奇,与黄皆令等都是当时的出名人物。当然想得而藏之,可是看定价,三十元,舍不得,也就因手头不宽松而交臂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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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才算入正题,有不少人求助,或不求而依理或礼应该助,也就助,可是力量有限,数目不能大,其结果是我的生计不能不多少受些影响,而对方,有的不满足而无怨,有的则不满足而有怨。情况千变万化,由与己身的关系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借用口头常说的“亲友”,一类有血缘关系或有婚姻关系(指因夫妻关系而成为亲属),是亲,没有这样关系的另一类是友。先说“亲”,有不少患贫,其中有的不只贫,而且病。亲,关系有远近,远的也可能张口,近的则必张口。张口之“来”,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只好量力给一些。因为不能多,难得救苦救难,换来的常常是怨气,甚至表现为怨言。解释吗?怨者会说,“你怎么活得好好的?”也就只能忍吧。还要说说来而不往的,记得是侄甥辈结婚,说需要买这个买那个,修整这个修整那个,钱不够,求支援。显然,这就非小数所能办,我无此能力,也不赞成在这类事情上铺张摆谱儿,就直言谢绝,并举辅助理由,说我的女儿结婚,未张口要钱,因为她们知道我没有钱,即使有也不愿意花在这方面。不给是我的权利,还讲讲道理是我的有所求,是求对方能够谅解。但有时我也想,与其这样费唇舌,劳而少功,就不如由口袋里掏出三百五百,助,换个皆大欢喜。问题是口袋里经常只有一点点,而用钱之处非一,纵使有大方的愿望或幻想而事实则难于做到。有愿望而不能实现是苦,心不安的苦。这样的苦,最突出的表现在妻的二叔父身上。他是个刘伶式人物,不能齐家,经常很穷,而且无依无靠。他不只一次跟他的侄女说:“你们什么时候阔了,我去给你们做饭。”不幸是我们始终没有阔,他不能等,于大跃进的挨饿时期死了。就记忆所及。我们没有给过他一文钱,真是愧对他想来我家掌管厨房的好心了。这是因拮据而有的愧。还有,纵使很少,因拮据而生的怨气,是有时听到怨言,曾想,我自信既无天赋又无人赋(如生于富贵之家),可是不少人认为我应该把他或她放在我肩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相反的想法?看来理是没有什么可讲的,那就还是行祖传的养生之道,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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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的“友”,有同乡,有同学,有同事,以及其他多种因缘认识的。幸而穷困的不很多,又因为依传统,没有亲属关系,少通财之谊,来求助的不多。但也总会有一些,或相交年深日久,关系变为很近,或落魄年深日久,脸皮变为很厚,或甚饥而不能择食,就断续登门求助。也是为能力所限,难得多到使受助者不再有困难。这有时使我想到《世说新语·德行》篇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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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恭从会稽还(建康,今南京),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使坐荐(草垫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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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到有些古人的高风,我与之比,相差很远,也就不免于汗颜。这里要加个小注,以期汗颜的次数不至太多。比如有个同乡石君,略小于我,小学时期同学,多年敬我为兄长,可是不务正业,各处跑,弄点钱就忘其所以,所以经常穷到没饭吃,到北京就必来找我,要饭钱,要路费。我也就只给一点点饭钱,甚至连劝他改荒唐为本分,或回家的话也不说,因为知道必无用。像这样的,我帮助他很少,却于心无愧。再举另一位,是同事龙君,孩子多,负担重,而几乎毫无所能,所以不是常常穷困,而是永远穷困,也就不断来,说是借几元钱。借,未必不想还,是必无力还。像这一位,我就不得不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给一点点钱,明知买饭不饱,买酒不醉,也就算了。不能这样草草了之的是大学同学李九魁兄,我们不只有学生宿舍同屋之谊,而且若干年,交往很多,相知很深。他用功,语言文字方面造诣不坏,可是天性有些迂阔,缺乏“处世奇术”,以致先则失业,继以离婚,只能困守一所小平房。我当然要帮助他,但现时回顾,未能向先贤子路看齐,什么什么都“与朋友共”。未能,原因的大部分是客观的,即囊中经常不充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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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乎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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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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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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