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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伤哉贫也”为题，已经写了三次，拮据，亦贫也，难道我就不怕读者厌烦吗？予岂好喊贫哉，予不得已也。这是说，实况是贫，我就欲夸富而不得。还可以加个理由，是我所谓“拮据”，意义与贫不尽同：贫是阮囊经常空空如也；拮据则是常常有一些，可是一小盆粥有几个和尚吃，嘴都能沾一点，却不能饱。不能饱，既带来身的苦，又带来心的苦，新风，有苦要诉，其后还有忆苦思甜，所以也列为一题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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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致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一小段，就说是三四年吧，我的家庭情况或说生计情况有了些变化。老一辈，我的父母先后走了，三口减为一口；幼一辈，长、二、三女陆续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吃饭的少了四五口，又循姑娘挣钱，多给娘家少给婆家之例，我的收入还多了一些，所谓两面“加功”，应该说，情况会大大好转。稿酬的外快也没有断，记得还有化零为整的，如独力编的《文言难字注音》（商务印书馆出版）、合力编的《古文选读》（与周振甫等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开销减少，收入增加，由会计学家算账而后结账，总当有盈余，从而喜笑颜开了吧？然而不然。原因为何？以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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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点近于题外的，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像是并没有缩减多少。原因不是自己（包括家里人）的衣食住行因手头稍从容而升了格。在这方面，正如思想改造中，我是顽固分子，不只衣冠，扩大为食用等等，也是惯于不改旧家风。来由有唯物的，是粗茶淡饭惯了，改为食有鱼，肠胃反而不好过。还有唯心的，力更大，是觉得把精力和财力耗费在这类地方，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可是实况是与整风、大跃进时期相比，口腹之欲常常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寻常步行、骑自行车之客，整风时期寝食不安，大跃进时期知道我无力杀鸡作黍相待，旧雨也不来，而现在就常常光临。光临，就照例要面对喝两杯，喝就要备一点点下酒之物。有如此闲情，是因为“圣代即今多雨露”吗？非也，是因为多次运动中锻炼，都有所得，这所得是轻，偏于情，得过且过，重，移向理，或说亦道也，苦中作乐也大有意味。还是转为算账，常有意味，就不能不多开销一些。且说苦中作乐的开销，还有另一种由来久矣的，是仍买长物甚至更多买长物。这有原因，可以分为远近两种。远是“天命之谓性”加后天的习染，比如看见，大至法书名画，小至一粒雨花石，没理由，就是爱，爱就愿意得而藏之，这就不能不花些钱。还有近因，是社会环境过于冷酷、颠簸，愿意在其他方面开一条小路，或辟一块小天地，以求取得一些温暖和生意。可是这时期，长物的来源已经由多变少，出身则由低变高，具体说是想得，就只能出入几家国营的文物店。货的价格也高了，原来逛地摊，逛小铺，两三块，甚至两三角，可以买一件，此时不成了，少则几元，多则没有边儿。我为财力所限，价过高的当然不敢问津，但分明记得，有些件，其中有法书，有砚，价是高到二十元的。这事实上是升了格，也就不免多耗费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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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仍是为财力所限，升格是有限度的。这有时也会带来拮据之苦，只举两事为例。一次时间较早，是到琉璃厂李万通那里看存砚，拿出一方，端石大西洞，清中早年坑，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七寸，厚将及一寸，无款，没有刻什么花样，古朴，正反两面同样温润到粘手的程度，石质花样多（青花、鱼脑、火、捺等俱全）而鲜明，我平生见端砚不少，论石质当以这一方为第一。知道价必特高，问，他说不想卖，如必欲买，不能少于一百元。天老爷，其时名人真款的砚不过二三十元，上百，用不着考虑就请他收起来。可是事过境迁，有时以各种机缘接触端石，就不免想到那一方，也就不免兴起“伤哉贫也”之叹。另一次时间较晚，已经是“大革命”之风快刮来的时候，一天下班，路过地安门外宝聚斋，进去，看里屋南墙挂个大条幅，绢地，李因画的荷花鹭鸶，很精，有尘外气。李因是明末的才女，嫁海宁名士葛徵奇，与黄皆令等都是当时的出名人物。当然想得而藏之，可是看定价，三十元，舍不得，也就因手头不宽松而交臂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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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才算入正题，有不少人求助，或不求而依理或礼应该助，也就助，可是力量有限，数目不能大，其结果是我的生计不能不多少受些影响，而对方，有的不满足而无怨，有的则不满足而有怨。情况千变万化，由与己身的关系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借用口头常说的“亲友”，一类有血缘关系或有婚姻关系（指因夫妻关系而成为亲属），是亲，没有这样关系的另一类是友。先说“亲”，有不少患贫，其中有的不只贫，而且病。亲，关系有远近，远的也可能张口，近的则必张口。张口之“来”，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只好量力给一些。因为不能多，难得救苦救难，换来的常常是怨气，甚至表现为怨言。解释吗？怨者会说，“你怎么活得好好的？”也就只能忍吧。还要说说来而不往的，记得是侄甥辈结婚，说需要买这个买那个，修整这个修整那个，钱不够，求支援。显然，这就非小数所能办，我无此能力，也不赞成在这类事情上铺张摆谱儿，就直言谢绝，并举辅助理由，说我的女儿结婚，未张口要钱，因为她们知道我没有钱，即使有也不愿意花在这方面。不给是我的权利，还讲讲道理是我的有所求，是求对方能够谅解。但有时我也想，与其这样费唇舌，劳而少功，就不如由口袋里掏出三百五百，助，换个皆大欢喜。问题是口袋里经常只有一点点，而用钱之处非一，纵使有大方的愿望或幻想而事实则难于做到。有愿望而不能实现是苦，心不安的苦。这样的苦，最突出的表现在妻的二叔父身上。他是个刘伶式人物，不能齐家，经常很穷，而且无依无靠。他不只一次跟他的侄女说：“你们什么时候阔了，我去给你们做饭。”不幸是我们始终没有阔，他不能等，于大跃进的挨饿时期死了。就记忆所及。我们没有给过他一文钱，真是愧对他想来我家掌管厨房的好心了。这是因拮据而有的愧。还有，纵使很少，因拮据而生的怨气，是有时听到怨言，曾想，我自信既无天赋又无人赋（如生于富贵之家），可是不少人认为我应该把他或她放在我肩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相反的想法？看来理是没有什么可讲的，那就还是行祖传的养生之道，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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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的“友”，有同乡，有同学，有同事，以及其他多种因缘认识的。幸而穷困的不很多，又因为依传统，没有亲属关系，少通财之谊，来求助的不多。但也总会有一些，或相交年深日久，关系变为很近，或落魄年深日久，脸皮变为很厚，或甚饥而不能择食，就断续登门求助。也是为能力所限，难得多到使受助者不再有困难。这有时使我想到《世说新语·德行》篇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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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恭从会稽还（建康，今南京），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使坐荐（草垫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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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到有些古人的高风，我与之比，相差很远，也就不免于汗颜。这里要加个小注，以期汗颜的次数不至太多。比如有个同乡石君，略小于我，小学时期同学，多年敬我为兄长，可是不务正业，各处跑，弄点钱就忘其所以，所以经常穷到没饭吃，到北京就必来找我，要饭钱，要路费。我也就只给一点点饭钱，甚至连劝他改荒唐为本分，或回家的话也不说，因为知道必无用。像这样的，我帮助他很少，却于心无愧。再举另一位，是同事龙君，孩子多，负担重，而几乎毫无所能，所以不是常常穷困，而是永远穷困，也就不断来，说是借几元钱。借，未必不想还，是必无力还。像这一位，我就不得不引用《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给一点点钱，明知买饭不饱，买酒不醉，也就算了。不能这样草草了之的是大学同学李九魁兄，我们不只有学生宿舍同屋之谊，而且若干年，交往很多，相知很深。他用功，语言文字方面造诣不坏，可是天性有些迂阔，缺乏“处世奇术”，以致先则失业，继以离婚，只能困守一所小平房。我当然要帮助他，但现时回顾，未能向先贤子路看齐，什么什么都“与朋友共”。未能，原因的大部分是客观的，即囊中经常不充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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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乎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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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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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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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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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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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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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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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四，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糊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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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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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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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姚文元的炮弹，接着更大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抗不了，提前走到上帝身边，旁观者都会说他可怜，替他抱屈吧？我则认为，也无妨戴上另一副眼镜看，知识分子，心同孔老夫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是已经种下可怜的种子，其后发驯服之芽，结被踢开之果，都不稀奇，也就说不上可怜不可怜。求不可怜，也不是无路可走，其上者可以学许由、段干木，其中者可以学范蠡、张良，乃不出此，而甘居下游，以至于一旦被踢开，哭诉无门，说“悔之晚矣”也就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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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倒地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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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是1965年近年底兴起的，也是依照惯例，作品有了问题，生产作品之人就有随着倒下去的危险。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所记，这里边还有一些曲折，是初期，有些人认为只是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可以争论，有些人看法同于姚文元，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显然，这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看法不同，如果走自由争论、畅所欲言的路，正如昔人之争辩人性是善是恶，必是一两千年也难得定论。建国以来，我们用的不是自由争论的办法，而是定于一尊，一尊说甲是而乙非，这“非”是某种性质的矛盾，一言定案，也就不会有人再说话。这次的《海瑞罢官》也是这样，拖延到1966年四五月，一尊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批判。批判某一人，是运动中的一个小节目，运动是涵盖乾坤的，所以就不能不扩张，其意若曰，有同样错误的必还有不少，也就应该都挖出来，批判而清除之。挖，循目力的本性，先看到近的，于是由吴晗而波及三家村，即又拉出邓拓和廖沫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