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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工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引自《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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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昔人读经之后要写正义，这里也要说说看后的体会。造反，这里用的不是古义；古义是指陈胜、吴广一流之揭竿而起，或如唱《别姬》的楚霸王所说，“彼可取而代也。”代，是把原来坐在宝座之上的人推下去，换为自己坐。红卫兵不然，是名号上有“卫”，卫谁？当然是卫坐在宝座之上的，所以虽名为造反，性质却同于奉旨骂贼。但这就更不能轻视，因为比之陈胜、吴广，力量会大得多。也就因为力量大，其后就随来许多“敢”，许多“打”，所求呢，不再是昔人的“治”和“平”，而是“乱”，“越乱越好”。至此，稍有常识的人就会预感到，旧的秩序，连带“法”（假定有），以及更渺茫的“情理”和“德”，就都有灭亡的危险。而如果竟至这样，我们还会有什么呢？显然就只有混乱和恐怖。而不久之后就证明，这所怕的种种就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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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怕的种种，想留到后面说；这里先说说，对于“狂热”，我曾有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要承认，狂热也是来于人之性，因为有生就有所求，如果求而难得，而又迫切希望必得，就会情爆发于中，化为狂热，不计一切去求，结果也许就真能得到。这样说，是狂热能产生大力，也就可能有大用。但这大力，惟其既大而又有突发性，就最容易抛开一切拘束，胡来。为了避免胡来，尤其个人扩大为群体，就要多靠理智和平和；万不得已，也要用理智节制狂热，求用大力建大功立大业时心地仍能平和。还可以加深一层说，理智的出生地是知识，狂热的出生地是愚昧，为了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就要全心全意靠知识和理智，而不利用愚昧和狂热。要靠理智和平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个更重要的理由，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讲的。他说，人同样是充满欲望的动物，所以率性而行，就容易趋向“野”，也就会胡来。为了能够有个人人都能活并趋向文明的环境，要以“文”化之，即多靠理智和平和，使人之本性能够就范。还要牢牢记住，趋向文是难事，要长期努力，而如果放任，退向野却非常容易，于是来于千载之功的文就必致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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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退向野的趋向先表现为一种远离思辨的迷信。思辨是哲学、科学领域内求真知的方法，即凡有所断定，要有合于逻辑的根据，或者说，相信为合理，要有证明其为合理的理由。来于狂热的迷信是不经过思辨，就断定某名称某口号为天经地义。所以这样的判断，性质是宗教的，不是逻辑的。但惟其不是逻辑的，就最容易与狂热合为一体，化为行方面的大力量，于判定一切不合己意的种种为错误之后，就动手消灭之。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少，只举一个例，是西方中古时代的宗教裁判所，用教徒的眼看，他们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在这“正确”的大旗之下，许多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就活活被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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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加狂热，汇聚为大力，最容易表现为憎恨异己，并立即化为行动，消灭异己。于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狂热的力量为有力且有某种企图者利用，成为更大的力，进而消灭异己；另一种，有并行的两股或更多的狂热力量，都憎恨异己，结果就成为相互残杀。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都必是社会的混乱，某些人受苦受难，直到不能活下去。还有可悲的是，事过境迁，精神方面的后遗症，短期间必不能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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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因为有以上这些想法，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我都不赞成狂热，或者说怕狂热。就说是理想吧，我总觉得，个人，立身处世，应该清醒，用建基于知识的理智指导行动；对人，即使不能爱人如己，也应该多宽容，虽利己而不损人。扩大为考虑社会环境，求人人为曾、颜，以“德”治天下做不到，也要依靠“法”，以便人人知所趋避，不容许以别人的血肉来满足自己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欲望。总之，我盼望的，甚至说渴求的是，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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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与希望的相反，红卫的风刮起来了，吹来高度的狂热，吹来“敢，敢，敢”，吹来“打，打，打”，吹来“乱，乱，乱”，显然，之前是“少法”，现在就变成“无法”。狂热加无法，未来（应该说即来）的情况会是什么呢？自然只有天知道。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忽然想到太平天国，也许晨昏要加上拜天父天兄吧？接着又想到义和团，也许要受命挂红灯、拜大师兄吗？但愿只是拜，而不被放在应该扫除的一群里。不信而接受拜，也是一种“让步政策”；至于让步之后能不能换来平安，又是只有天知道。且夫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所求是人定能够胜天，专由这一点看，我们也应该设祖账，送走狂热，并大声告诉它：“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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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使民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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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论语·八佾》，断章取义兼量材为用。原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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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问社（祭土之所）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种松树），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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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事不复杂，可是很难讲。宰予（字我）虽然是“朽木不可雕也”的人物，推想学问、见识未必很差，因为还敢议论三年之丧，认为时间过长。若然，他说周朝的社中种栗树，取义为使民战栗（即显耀镇压之力），不会是无中生有吧？孔子的评论可以作为旁证，是说过去的事用不着再纠缠，而没有说他理解错了。可是祭祀之地种一些树，竟会有这样的深义吗？依常情，也可能是牵强附会（始作俑者未必是他）。讲不清，也来一次实用主义，即取其中的四个字，古为今用，以表示红卫英雄喊造反之后真造，有不少人立即落入苦难中，暂在岸上的，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落入，何时落入。总之，稍微夸张一点说，情况就成为全民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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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栗来于战“绩”，还应该具体说说战绩。大致是8月下旬起，延续到9月10月，红卫兵组织得到大力支持之后，狂热加了热，立即变为行动，对所设想为“反”的一切消而灭之的行动。这所谓反，站在前排的当然是“人”，于是这消而灭之的行动就最先触及人。红卫之风起于中学，推想是小学离黄口期过近，力量还不够大；大学呢，知识多些，狂热之热会相对降温。所以横扫的豪举，冲锋陷阵的仍是中学。口耳相传，有些中学之内已经设了公堂、监狱，捕所谓有问题的，刑讯，打，已经死了一些人。具体情况，详细情况，当然不知道，因为不敢接近，也不想接近。也是口耳相传，有些所谓有问题的，不是捕入中学，审问，打，而是红卫兵登门，打，死在自己家里。至于具体如何打，以及死的情况，自然只有改名为什么军、什么兵、什么武的，以及受打之家和近邻能够知道。扩大为总的情况，不知道其时还有没有统计学家，还能不能有统计之事，也就只能“不知为不知”了。但也不少确凿的耳闻，只举二事。一件，是听住在鼓楼前方砖厂的老同学刘佛谛的儿媳说，正是抄、打之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她有一天在门口，看见由东开来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是几具尸体，吓得她立刻回来，不敢再到门外去。另一件，是听说，清除黑几类，大兴县闹得最厉害，死了不少人，以致官方出动，去制止云云。情况如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有记载，我觉得有教育意义，且可省力，抄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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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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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狂热加无法的结果，使“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不能不痛心。痛心之后如果继以想，想到无法之后还有无理，即连流氓出身的刘邦所定“杀人者死”的法也不能推行，甚至不许追究，剩下可行的路还有什么呢？也就只能心里问一下，“今是何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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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行动，打、杀之下还有抄家。抄家，旧时代也有，名曰“籍没”，都是圣旨下达，对个别人，如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之类。红卫兵之抄虽非疏而不漏，却也不是个别的，所以京城之内，各街、各胡同，京城之外，各镇、各乡，相加，数目就会大得惊人。多，据说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一种荣誉，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曾否有人统计，并为争得此项荣誉而申报云云。且不管它，只说抄家之风，也是由8月下旬刮起。有组织，是红卫兵若干人；像是也有计划，比如一条胡同，自西徂东，有的门，过而入，有的门，过而不入，可证。单说人的，因为是武戏，也免不了打，但重点是抄，也就只求疼而不求死。也有断续的审问，如问有枪没有，问变天账藏在什么地方，问金条埋在什么地方，等等。问，答，红卫英雄都是怀疑主义者，必不信；就是信，也仍要动手。于是而翻箱倒柜，甚至挖地拆墙，找名为反、实为贵重的东西。凭灵机一动分为两类：一类当场毁，或烧或砸；另一类装于门外静候的车辆之上，运到某个地方。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是让被抄者成为家徒四壁，即使还能活也困苦万分。再说这两类的处理办法，后一类的运走，不违背“人失之，人得之”的大方之道，像是较为可取。至于烧和砸，所谓玉石俱焚，就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的损失。举亲闻的两次烧为证，一次是烧了一个明朝沈周的画卷，一次是烧了某碑的世间仅存的拓本，推想未闻之烧、砸必不少于千千万万件，愚昧至此，真是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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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还有个附带措施，是对于某些来于农村的，要“打回老家去”，即抄完，人也扫地出门，并勒令立刻还乡。遵命走，紧跟着来的是三道关：奔赴车站，那里聚集着大批红卫兵，上车之前要毒打；上车之后，车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到站下车，也是还有红卫兵，仍是打。至于到了本乡本土，会受到什么待遇，那就千变万化，谁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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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抄家再“温厚”些，还有除四旧。四旧有没有定义，我不知道；推想红卫兵手持尚方剑，有生杀予夺之权，也用不着定义。没有定义，可以推想。先要年代久，但年代久的未必都算，如渭水、泰山之类就不在除之列。这样说，是指一部分年代久的，究竟包括哪些呢？幸而有些“勒令”中曾举例，为书画、瓷器、玉器之类，即常语所谓文物。但箧中、案头有几件这类东西，人怎么就会“修”了呢？又是谁也不知道。勒令中像是没有说书（读书之书）也算，想是书中还包括宝书。但古旧书想当在除之列吧？因为听说，刘盼遂因为存书都被送往造纸厂，夫妇结伴自杀了。语云，凡事要多往坏处想，红卫兵不登门，勒令自除，就最好宁多勿少，性质难定的都算，或烧或砸，从重从快。于是随着抄家之风，更普遍的除四旧之风也刮起来，家家“主动”检查，认为有问题的就拿出来，如书，就烧，如瓷器，就砸，以防万一红卫兵来复查，除旧不尽，如勒令所说，“由本人负责”。这样除除除，扩大到四海之内，究竟除了多少旧物（几乎都是珍贵的文物），是任何数学家也算不清的。但也可以由一斑以窥全豹。我住在广化寺之旁，红卫之风一起，就有某中学的红卫兵开进去，像是未打和尚，只除佛像。大约有一个月吧，佛像都砸了，变为碎块，堆在大门外偏东的空地上，成个小五陵。旧时代，北京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据说，除了碧云寺的罗汉堂，卧佛寺的卧佛（因铜铸，坚固，砸时震手疼而获免），少数铜佛，铁佛以外，所有佛像都毁了，只保留个信教自由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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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热为动力，施展为打、杀，为抄家，为扫地出门，为除四旧，人总是肉长的，“性相近也”，具体说是都想活，而难得活，所以就不能不怕。怕引来多种结果，其中一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如老舍，傅雷夫妇，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等等就是。怕，竟至深到这种程度吗？另有两件小事使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件是同事几十年的蔡公，遵勒令交四旧，连我代他求金禹民先生刻的印章也交了。另一件，是七十年代末，我住在北大，到东门外成府街萨师傅（苗族，人很温雅，其时年已耳顺）那里去理发，他拿几个瓷茶杯给我看，意思是让我鉴定年代，我看看上面的干支纪年，断定是民国十几年，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大革命”初起时，由街西口垃圾堆上捡的。连茶杯也不敢存了，为什么会怕得这样？及至十几年后，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纪事，知道红卫兵的标语中还有“红色恐怖万岁！”才恍然大悟，是不少人，只是因为怕就精神失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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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精神还未失常，或失常之后又变为常，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想想：一个社会，容许随意打、杀，以致百分之九十的人战栗，百分之九的人精神失常，用这样高的代价以换取不修，合理吗？还有，所谓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对立面，不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免于战栗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损之又损，比如某君，遵守勒令，把原刻的《楹联丛话》交了，换得不修的资格，若干岁月之后，落实政策，发还，而就真去领回，算不算又修了呢？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尤其在迷离恍惚会与打、杀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推重“明确”。明确来于平心静气地思考，即讲理——不好，讲理是臭老九的痼疾，要从速躲开，只说希望。人，只要还活着，尤其兼有怕，就不能忘掉希望。希望什么呢？已经举起鞭子和刀，“德”治是不可能了，那就卑之无甚高论，只求能够“法”治。法，是指由天子至于庶人都守的法，而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惩治的事自然仍会有，但那是走入法庭，听完判决之后的事，不走入法庭，或走入法庭之前，就用不着战栗。生活而可以不战栗，在刮红卫之风的时候，也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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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俱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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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算作第一步，是曾经失误，要找出失误的原因，坚决去掉原因，以求不再失误。可是这，依照我们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会牵涉到“人”和“利害”。于是，可能的路就成为另外两条：一条是闭眼，也就看不见原因；另一条是睁眼，看见，或不说，或闪烁其词。闭眼不见是愚的路，睁眼见而躲闪是诬的路，大道虽多歧，踏着愚或诬的路，走向文明总是很难的吧？真对不起，这里又说了泄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另二个角度看，是恨铁不成钢，正是没有泄气。生而为炎黄子孙，总愿意故土坏变为好，变，不快，或不干脆，就起急，套用孟老夫子的话是：予岂好急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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