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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还有个附带措施，是对于某些来于农村的，要“打回老家去”，即抄完，人也扫地出门，并勒令立刻还乡。遵命走，紧跟着来的是三道关：奔赴车站，那里聚集着大批红卫兵，上车之前要毒打；上车之后，车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到站下车，也是还有红卫兵，仍是打。至于到了本乡本土，会受到什么待遇，那就千变万化，谁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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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抄家再“温厚”些，还有除四旧。四旧有没有定义，我不知道；推想红卫兵手持尚方剑，有生杀予夺之权，也用不着定义。没有定义，可以推想。先要年代久，但年代久的未必都算，如渭水、泰山之类就不在除之列。这样说，是指一部分年代久的，究竟包括哪些呢？幸而有些“勒令”中曾举例，为书画、瓷器、玉器之类，即常语所谓文物。但箧中、案头有几件这类东西，人怎么就会“修”了呢？又是谁也不知道。勒令中像是没有说书（读书之书）也算，想是书中还包括宝书。但古旧书想当在除之列吧？因为听说，刘盼遂因为存书都被送往造纸厂，夫妇结伴自杀了。语云，凡事要多往坏处想，红卫兵不登门，勒令自除，就最好宁多勿少，性质难定的都算，或烧或砸，从重从快。于是随着抄家之风，更普遍的除四旧之风也刮起来，家家“主动”检查，认为有问题的就拿出来，如书，就烧，如瓷器，就砸，以防万一红卫兵来复查，除旧不尽，如勒令所说，“由本人负责”。这样除除除，扩大到四海之内，究竟除了多少旧物（几乎都是珍贵的文物），是任何数学家也算不清的。但也可以由一斑以窥全豹。我住在广化寺之旁，红卫之风一起，就有某中学的红卫兵开进去，像是未打和尚，只除佛像。大约有一个月吧，佛像都砸了，变为碎块，堆在大门外偏东的空地上，成个小五陵。旧时代，北京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据说，除了碧云寺的罗汉堂，卧佛寺的卧佛（因铜铸，坚固，砸时震手疼而获免），少数铜佛，铁佛以外，所有佛像都毁了，只保留个信教自由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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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热为动力，施展为打、杀，为抄家，为扫地出门，为除四旧，人总是肉长的，“性相近也”，具体说是都想活，而难得活，所以就不能不怕。怕引来多种结果，其中一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如老舍，傅雷夫妇，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等等就是。怕，竟至深到这种程度吗？另有两件小事使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件是同事几十年的蔡公，遵勒令交四旧，连我代他求金禹民先生刻的印章也交了。另一件，是七十年代末，我住在北大，到东门外成府街萨师傅（苗族，人很温雅，其时年已耳顺）那里去理发，他拿几个瓷茶杯给我看，意思是让我鉴定年代，我看看上面的干支纪年，断定是民国十几年，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大革命”初起时，由街西口垃圾堆上捡的。连茶杯也不敢存了，为什么会怕得这样？及至十几年后，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纪事，知道红卫兵的标语中还有“红色恐怖万岁！”才恍然大悟，是不少人，只是因为怕就精神失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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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精神还未失常，或失常之后又变为常，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想想：一个社会，容许随意打、杀，以致百分之九十的人战栗，百分之九的人精神失常，用这样高的代价以换取不修，合理吗？还有，所谓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对立面，不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免于战栗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损之又损，比如某君，遵守勒令，把原刻的《楹联丛话》交了，换得不修的资格，若干岁月之后，落实政策，发还，而就真去领回，算不算又修了呢？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尤其在迷离恍惚会与打、杀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推重“明确”。明确来于平心静气地思考，即讲理——不好，讲理是臭老九的痼疾，要从速躲开，只说希望。人，只要还活着，尤其兼有怕，就不能忘掉希望。希望什么呢？已经举起鞭子和刀，“德”治是不可能了，那就卑之无甚高论，只求能够“法”治。法，是指由天子至于庶人都守的法，而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惩治的事自然仍会有，但那是走入法庭，听完判决之后的事，不走入法庭，或走入法庭之前，就用不着战栗。生活而可以不战栗，在刮红卫之风的时候，也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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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俱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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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算作第一步，是曾经失误，要找出失误的原因，坚决去掉原因，以求不再失误。可是这，依照我们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会牵涉到“人”和“利害”。于是，可能的路就成为另外两条：一条是闭眼，也就看不见原因；另一条是睁眼，看见，或不说，或闪烁其词。闭眼不见是愚的路，睁眼见而躲闪是诬的路，大道虽多歧，踏着愚或诬的路，走向文明总是很难的吧？真对不起，这里又说了泄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另二个角度看，是恨铁不成钢，正是没有泄气。生而为炎黄子孙，总愿意故土坏变为好，变，不快，或不干脆，就起急，套用孟老夫子的话是：予岂好急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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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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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实际是述说我的“认命”的生活之道。既认命矣，而又说是机遇，亦有说乎？曰有，简而明地言之，是与我老伴的“凡事都是该着”信念有别。只说重大的分别：说该着，是认为事皆前定（是命运的，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机遇不然，是由主观感知说（不问客观有没有必然之外的偶然），认为事有凑巧，很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在四围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更加可怕的是未然者不可知。后话提前说，在恐怖的红卫兵造反时期，我因心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飘动着“未然者不可知”而寝食不安。但无论怎样不安，（康德的）时间无私，还是积秒为分、积分为刻、积刻为时、积时为日地流过，而若干日过去，打、杀、抄家之风渐息，我的蜗居并没有红卫英雄光临。这就可以表示，这一个人生旅途的难渡之关，我的机遇还是上好的，所谓逢凶化吉是也。以下具体说说这一时段的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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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可知说起。我有职业，隶属于某单位，日日上班，由表面看，批斗会，站在喊打倒口号的一边，应该算作革命群众吧，若然，捕去打、上门打的可能性像是不大。但也只是像是而不是必是。抄家呢，就完全不可知了。还可以加细说。抄不抄，由谁定，不可知。反观乎己，条件有好的一面，是名和位都卑微，而且头上无冠。但也有坏的一面，是身心负的旧包袱太重，也许不能瞒过红卫英雄的火眼金睛吧？总之是不可知。不可知，即有抄的可能，所以怕。怕，抗，逃，都无力，只能多看风色，多听风声，等待。传来风声，是本胡同，像是由西端起，已经开始抄。没有人敢打听，更没有人敢去看，风声都是影影绰绰的。我仍须上班，身在外心却不断飞到家里，想，也许正在抄，把书籍等都拉走了吧？好容易挨到下班，火速往家里跑，到门口察看，看看有没有烂纸、杂物等，先推断是否有抄家之事。门外总是没有异状，走入蜗居之门，看看，也没有异状；心呢，当然都是不安，而且难于用语言表示，只好相视而不笑，装作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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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风声紧了。我们那条胡同东西向，相当长，我住在中间偏东，路北14号，听说已经抄到20号（杂院，住户不少）。紧接着就传来确切而震撼人心的消息，是19号抄了，唐先生被捕，唐太太用什么刀抹了脖子，可能没死，详情不清楚。且说这19号，主人名唐永良，民国年间保定什么军官学校出身，曾任某杂牌军的军长，因为在河南打败仗，蒋介石要枪毙他，有人说情，解职还乡。这都是解放之前的事，解放是态度积极，热心群众事业，当了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他是满族，原配夫人病故，娶了个满族世家的老姑娘，年已及不惑吧，听说通文墨，风度娴雅，不幸是时间不长就故去。家中无人主中馈，饥不择食，找了个在叶浅予家做保姆的，估计年已过知命，而且缠脚，但人好，也能干。我家同唐家来往不少。解放前后，唐先生的母亲还在世，左近邻居都呼为唐老太太。人诚厚，还保留纯粹的旗下风，说话，有些动词、形容词后带“克”字。礼多，比如年节前，邻居的小孩要给压岁钱，新票，一个人一角，后来增为两角。她同我的妻也要好，送她的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唐先生和我同为广化寺小学的董事，又常交换花种，很熟。我觉得他为人通达，识大体，所以敬重他。来往更多的是我的妻和他靠后的两个老伴，都是由近邻很快变为好友。这样，他们的苦难就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家门之内的支柱险些倒塌。这又不得不多说几句。我的妻两三岁丧父，多年母女相依为命，形成一种心态，是世路艰险，要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会遇见意外之灾。这用家常话说是胆小怕事，而竟听到这样的事，推想就不免“行自念也”，于是怕升级，表现为由惯于沉静变为高度急躁。是早晨听说唐太太自杀的这一天晚上，我住在四间北房的西端一间，上床睡了，她住在由东数第二间，与母亲在一起，也上床睡了。可是就在我想入睡而未能入睡的时候，看见她急急忙忙跑进来，只穿着背心和裤衩，立在我的床头，又急又气地说：“看你买这些书，就凭这也得抄。都是你，都是你！”我劝她，说：“已经这样了，就是后悔，现在也没有办法，只好等着吧。着急也没用，还是去睡觉吧。”她静默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地走了。我心也乱，想用庄子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内功安静一下，但只是一两分钟吧，她又跑过来，站在床头，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一遍。我没有别的办法，也把劝说的话重复一遍。她走了，可是仍是不一会儿，又跑来，还是说那些。就这样，连续来五六次，我知道她精神已经近于失常，就坐起来，换解劝为晓以利害，说：“就是抄了，只要我们都平安，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你要是这样急，病倒了，你想想，还有母亲和孩子，怎么过？”幸而她精神只是“近于”失常，听了，回去，就不再来。我也明白，这是于可能抄家之外，又多一个危机，所以心就更加不安。幸而很快，抄家的风刮过去，妻的精神像是恢复为平和。说“像是”，是因为后来发现，这次因恐怖而短期失常，心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证据是，她原是公认为脾气最好的，对人温和，向来不起急，从那次以后，变为遇不如意事就不能忍，生气，痛哭流涕，甚至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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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西来的抄家之风，18号、17号和16号，以及路南若干家，抄没抄，不记得了，只说15号。这本是我们14号的西跨院，不知道为什么不采用东跨院之法，门牌标为14号旁门，而闹独立，称为15号。这也好，因为解放以后，房东实行紧缩政策，西跨院卖与文物专家张效彬，就不劳更换门牌了。张是河南固始人，名玮，父亲在清朝是显官，做到户部侍郎。他以父亲余荫，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估计头脑还是“中学为体”，所以回国以后，教过大学，所讲不是亚当斯密《原富》，而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他还做过外交官，驻帝俄远东伯力的领事，卸任回国，带来公家欠的两万元的债和一位通英、法、德多种外语的白俄小姐，嫁他之后入中国籍，名张玛丽，解放后任外贸学院教授。他学习郑板桥，摘掉纱帽之后就优游林下。也是父亲余荫，玩古董。主要是书画碑帖，也有铜器、玉器等。据说眼力不坏，尤其对于碑帖。收藏古物，精品不少。推想仍是传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以及说过的唐家，尚未说的房东李家，都抄了。不知以何因由，抄张家是在夜里。因为与我的住屋只是一墙之隔，又其时我的耳之官还未怠工，所以不少嘈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像是未动武，只记得张老先生答：“我确是没有枪。我一生手没沾过枪。”抄张家，目的明确，是要文物。据其后的传说，是张老先生态度坦然，说原来就准备交国家的，希望细心包裹，慢慢装车，上交，千万别碰坏了。就这样，一直忙到早晨，听说装了两卡车，运走了。怀璧其罪，璧交了，想不到还有后话，是几个月之后吧，老夫妇二人同一天被捕，男从家里，女从街上，一去就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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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上午，红卫英雄，总有十个八个吧，来了。先到正院，进了房东李家的门。我们当然不敢出去看，只屏息听着。声音嘈杂而不很响。只一段对话最清楚，“这是什么？”是红卫兵问，“是字帖，练字用的，不是我的，是别人存的。”是李先生的声音。大概是红卫兵举起皮带吧，紧接着听李先生说，“是我的，是我的。”以后时间不很长，后来知道，只装了两箱，抬到大门外去。是查完正院之后，也许是另几个红卫兵，最后进了后院。人类的心情也真怪，气极发笑，乐极生悲，就在那红色暴力已经入目，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像是空荡荡，不怕了。等待开门迎入，却一直走进东房。东房住的是由保定一带来的吴家的老太太，摘帽子地主（已有选举权），同住的是她的尚未成婚的儿子。隔着窗看，是把老太太赶到院里，未打骂，检查屋里东西，运走两个箱子。时间不长，可是有余韵，是留下勒令，老太太须还乡。其间，有一两个红卫兵曾巡视院子，见西北部空地挂两个西屋祝家的鸟笼，拿走了。对于我们住的几间，连看也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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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杂一阵过去，我们才恢复清醒，推想是不在抄的名单之内，但仍不免于后怕。李家呢，尤其吴家，老太太年近古稀，小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还乡，有投奔之处吗？难免关心，可是不敢表示，怕万一传到红卫英雄的耳朵里。其后是看着吴老太太垂头丧气地走了，儿子去送她。想不到过了半年左右，吴老太太民复原位，又到东屋过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据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村干部把她送回来，交与派出所，只说这样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不要！”就成了。由这件事我想到河北大学写《古书虚字集释》的裴学海，学校被驱逐还乡的有三五个人，其他都是乡里不收，不久就回天津，只有他，家乡表示欢迎，就不能作《归去来兮辞》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在大动荡时期，是人生难得如戏，因为戏中情节的发展，有脚本为依据，至于现实人生，就只能任机遇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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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是以自扫门前雪为是。于是闭门，却扫之后，面对未离我远去的旧书，不由得思绪万千。曾经想到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痛感自己真如陶渊明所慨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但究竟本性难移，这望道之光只是一闪，心就逃离老庄和释迦之门，回到世俗。于是又是一闪，不再是望道之光，而是爱染之光，觉得未被抄家，究竟是大喜事。书呆子习气，喜，还想找个说辞，而一想就想到王羲之的七少爷王献之，《晋书》记他的轶事有这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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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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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青毡，因为乃家中旧物，后官至中书令的王献之尚且舍不得，况微末如我乎？所以多年之后，有时闷坐斗室，举目，看见半生相伴的旧书等还在，就不由得想到刮抄家风时的机遇，真会有上天保佑之事吗？管他有没有，还是循旧俗，说声谢天谢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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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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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说说，由1966年8月起，除四旧之风刮起，我这小门小户之内，都有什么大小的举动。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现在写三十年前的除，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怎么办？想了想，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也不管了。大说，有来由，是提起除旧的旧事，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其时的心态，可“二”言以蔽之，曰迷和悟。除的结果是失，而迷（不知为不知）和悟却都是得。决定还是先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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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迷，是始终不知道，讲革讲反，用批用斗，任打任除，总之分所谓正确、错误，作为口号，喊，声音清晰，写，形体有定，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简而明地说吧，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错了，却连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也看不到。这是迷，不知，而要行，以何为指导？先是推想有决定之权的，如上上下下的红卫兵，是怎么想的。但这必没有如意的结果，因为，最根本的，是那些人就未必能想到，口号还有应该填充什么具体内容的问题。推想，外向，行不通，只得反求诸己，比如说，缩小范围，限定除自己的，案上有个瓷笔筒，能插笔，实用，像是与反无关，可是上面有人物画，而人物是旧时代的，砸不砸？答话只能是，光临的红卫兵说应该砸就砸，说可以不砸就不砸。总之自己是迷。因而我有时就想，就说是宗教吧，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如佛门就是这样，要求以灭情欲之法脱离苦海，制戒律，如果你信受，弃家往山林精舍去修行，还思凡，想下山，就错了。至于要求不修就不然，常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某些事物，可要可不要，究竟要不要，经常是谁也说不清楚。不清楚，在平时，关系不大，除四旧时就关系重大，因为除是行，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行之前先要知，而不能知，动手时就会左右为难。不得已，只好用秦始皇的办法，一群人，难于决定哪一个是冒犯至尊的，就一扫光。所以说起迷，带来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是想明白而不能明白，二是因为不明白，除就不免于扩大化。再说悟，正是来于除的扩大化。所悟是什么？是人，或扩大为生物，所有，身内身外，为数不少，不得已则忍痛舍一部分，但最后总要尽全力保留一种，是生命。人愿意活着，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但是，也许头脑里还藏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吧，并没有觉得想活的力量竟有这样大。是除己之四旧，不是为“慈悲”而竟“喜舍”，使我进一步了解人生，恕我说句泄大家之气的，是大话谁都能说，一动自己的小命，就现了原形。原形何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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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完，改为说具体的除。事杂，想以时间先后为序。大风起兮“除”飞扬，今语所谓信息，可分为入耳和入目两类：入耳是红卫兵入某家之门，检查，属于四旧者或拿走代毁，或命令自毁；入目是贴于各处的红卫兵的“勒令”，一般是限三天自己除尽，过期不除，查出，后果由自己负责云云。“后果”无具体说明，也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猜测也要从重，所以又是怕。为了躲避后果，要先下手为强，动手除。排在首位的是书，因为摆在明面，数量较大。除的原则是，估计内容会有问题，或人有问题，就驱逐出境。前者如不少英文本讲性心理的，后者如张东荪、潘光旦等人著作，都清出来，由孩子装在自行车上送往废品站。计送去两车，孩子回来说，废品站不收，问能不能扔在那里，答随意，就扔在那里。书清得差不多了，检查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如花瓶、挂镜、手镯、戒指等。这类东西，我们很少，但是语云，破家值万贯，东寻西找，也凑了一些件。当机立断，可砸的先砸后扔，难于砸碎的，趁天黑人不见，扔到后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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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书和花瓶之类是风卷残云式。接着对付书画就不想照方吃药。原因有大小两种：大是多年心所爱，费足力、眼力和财力所集，一霎时付之丙丁，实在舍不得；小是如张廷济写的一副集前人成句的对联，其与反的关系，究竟与潘光旦一流人有别。可是见诸勒令，书画确是应该算作四旧，怎么办？恰在此时（记得是9月），不知由谁发明，有了上交之法。单位已成立敌对的战斗队组织，吾从编辑室之众，加入一个，名为红旗联队吧，上交，就交到联队指定的一间房里，有人负责收，并放在架子上保管。这种情况就容许我采用兼顾的战略：为了表示有除四旧的决心，隔两三天就用自行车运去几件，上交，听候处理；又为了心所爱尽量不离开寒斋，先交可有可无的。就这样，交了几次，除四旧的热风大降温，像是都不再提这件事，我也就不再交。且说这些上交的书画之轴，记得是过了一年，不知道又根据什么教义，说是与反与修都无关，应该发还。我表示遵命，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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