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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上午,红卫英雄,总有十个八个吧,来了。先到正院,进了房东李家的门。我们当然不敢出去看,只屏息听着。声音嘈杂而不很响。只一段对话最清楚,“这是什么?”是红卫兵问,“是字帖,练字用的,不是我的,是别人存的。”是李先生的声音。大概是红卫兵举起皮带吧,紧接着听李先生说,“是我的,是我的。”以后时间不很长,后来知道,只装了两箱,抬到大门外去。是查完正院之后,也许是另几个红卫兵,最后进了后院。人类的心情也真怪,气极发笑,乐极生悲,就在那红色暴力已经入目,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像是空荡荡,不怕了。等待开门迎入,却一直走进东房。东房住的是由保定一带来的吴家的老太太,摘帽子地主(已有选举权),同住的是她的尚未成婚的儿子。隔着窗看,是把老太太赶到院里,未打骂,检查屋里东西,运走两个箱子。时间不长,可是有余韵,是留下勒令,老太太须还乡。其间,有一两个红卫兵曾巡视院子,见西北部空地挂两个西屋祝家的鸟笼,拿走了。对于我们住的几间,连看也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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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杂一阵过去,我们才恢复清醒,推想是不在抄的名单之内,但仍不免于后怕。李家呢,尤其吴家,老太太年近古稀,小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还乡,有投奔之处吗?难免关心,可是不敢表示,怕万一传到红卫英雄的耳朵里。其后是看着吴老太太垂头丧气地走了,儿子去送她。想不到过了半年左右,吴老太太民复原位,又到东屋过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据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村干部把她送回来,交与派出所,只说这样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不要!”就成了。由这件事我想到河北大学写《古书虚字集释》的裴学海,学校被驱逐还乡的有三五个人,其他都是乡里不收,不久就回天津,只有他,家乡表示欢迎,就不能作《归去来兮辞》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在大动荡时期,是人生难得如戏,因为戏中情节的发展,有脚本为依据,至于现实人生,就只能任机遇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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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是以自扫门前雪为是。于是闭门,却扫之后,面对未离我远去的旧书,不由得思绪万千。曾经想到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痛感自己真如陶渊明所慨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但究竟本性难移,这望道之光只是一闪,心就逃离老庄和释迦之门,回到世俗。于是又是一闪,不再是望道之光,而是爱染之光,觉得未被抄家,究竟是大喜事。书呆子习气,喜,还想找个说辞,而一想就想到王羲之的七少爷王献之,《晋书》记他的轶事有这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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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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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青毡,因为乃家中旧物,后官至中书令的王献之尚且舍不得,况微末如我乎?所以多年之后,有时闷坐斗室,举目,看见半生相伴的旧书等还在,就不由得想到刮抄家风时的机遇,真会有上天保佑之事吗?管他有没有,还是循旧俗,说声谢天谢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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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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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说说,由1966年8月起,除四旧之风刮起,我这小门小户之内,都有什么大小的举动。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现在写三十年前的除,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怎么办?想了想,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也不管了。大说,有来由,是提起除旧的旧事,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其时的心态,可“二”言以蔽之,曰迷和悟。除的结果是失,而迷(不知为不知)和悟却都是得。决定还是先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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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迷,是始终不知道,讲革讲反,用批用斗,任打任除,总之分所谓正确、错误,作为口号,喊,声音清晰,写,形体有定,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简而明地说吧,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错了,却连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也看不到。这是迷,不知,而要行,以何为指导?先是推想有决定之权的,如上上下下的红卫兵,是怎么想的。但这必没有如意的结果,因为,最根本的,是那些人就未必能想到,口号还有应该填充什么具体内容的问题。推想,外向,行不通,只得反求诸己,比如说,缩小范围,限定除自己的,案上有个瓷笔筒,能插笔,实用,像是与反无关,可是上面有人物画,而人物是旧时代的,砸不砸?答话只能是,光临的红卫兵说应该砸就砸,说可以不砸就不砸。总之自己是迷。因而我有时就想,就说是宗教吧,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如佛门就是这样,要求以灭情欲之法脱离苦海,制戒律,如果你信受,弃家往山林精舍去修行,还思凡,想下山,就错了。至于要求不修就不然,常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某些事物,可要可不要,究竟要不要,经常是谁也说不清楚。不清楚,在平时,关系不大,除四旧时就关系重大,因为除是行,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行之前先要知,而不能知,动手时就会左右为难。不得已,只好用秦始皇的办法,一群人,难于决定哪一个是冒犯至尊的,就一扫光。所以说起迷,带来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是想明白而不能明白,二是因为不明白,除就不免于扩大化。再说悟,正是来于除的扩大化。所悟是什么?是人,或扩大为生物,所有,身内身外,为数不少,不得已则忍痛舍一部分,但最后总要尽全力保留一种,是生命。人愿意活着,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但是,也许头脑里还藏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吧,并没有觉得想活的力量竟有这样大。是除己之四旧,不是为“慈悲”而竟“喜舍”,使我进一步了解人生,恕我说句泄大家之气的,是大话谁都能说,一动自己的小命,就现了原形。原形何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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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完,改为说具体的除。事杂,想以时间先后为序。大风起兮“除”飞扬,今语所谓信息,可分为入耳和入目两类:入耳是红卫兵入某家之门,检查,属于四旧者或拿走代毁,或命令自毁;入目是贴于各处的红卫兵的“勒令”,一般是限三天自己除尽,过期不除,查出,后果由自己负责云云。“后果”无具体说明,也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猜测也要从重,所以又是怕。为了躲避后果,要先下手为强,动手除。排在首位的是书,因为摆在明面,数量较大。除的原则是,估计内容会有问题,或人有问题,就驱逐出境。前者如不少英文本讲性心理的,后者如张东荪、潘光旦等人著作,都清出来,由孩子装在自行车上送往废品站。计送去两车,孩子回来说,废品站不收,问能不能扔在那里,答随意,就扔在那里。书清得差不多了,检查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如花瓶、挂镜、手镯、戒指等。这类东西,我们很少,但是语云,破家值万贯,东寻西找,也凑了一些件。当机立断,可砸的先砸后扔,难于砸碎的,趁天黑人不见,扔到后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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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书和花瓶之类是风卷残云式。接着对付书画就不想照方吃药。原因有大小两种:大是多年心所爱,费足力、眼力和财力所集,一霎时付之丙丁,实在舍不得;小是如张廷济写的一副集前人成句的对联,其与反的关系,究竟与潘光旦一流人有别。可是见诸勒令,书画确是应该算作四旧,怎么办?恰在此时(记得是9月),不知由谁发明,有了上交之法。单位已成立敌对的战斗队组织,吾从编辑室之众,加入一个,名为红旗联队吧,上交,就交到联队指定的一间房里,有人负责收,并放在架子上保管。这种情况就容许我采用兼顾的战略:为了表示有除四旧的决心,隔两三天就用自行车运去几件,上交,听候处理;又为了心所爱尽量不离开寒斋,先交可有可无的。就这样,交了几次,除四旧的热风大降温,像是都不再提这件事,我也就不再交。且说这些上交的书画之轴,记得是过了一年,不知道又根据什么教义,说是与反与修都无关,应该发还。我表示遵命,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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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砸,上交,用的都是驱逐出境之法,比较费力,也就难得除恶务尽。是除之风刮得最猛的时候,街道有发令之权的人通知,除四旧可以自己做(意思是不必等红卫兵),应该烧的可以在院里烧。我未再思,就觉得以积极响应为是。于是检寻应该烧的,标准是推想红卫兵看到会怒而言曰:“这个,你怎么还保存着!”这个标准,也是抽象的时候像是合用,移到具体就嫌过于模棱;模棱而不得不用,到执行的时候也就难免从重从快。许多质地为纸的,如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书画轴册,等等,检出来了,利用星期日在家之暇,借房东一个尺把高的铁锅圈,掷于其内,点着,眼看着化为灰烟,送走了。计一次烧一个多钟头,大概烧两次吧,除降温,就不再烧。又是已然者不可改,事过回想,这“纸灰飞作白蝴蝶”,也有不少可以算作家之敝帚,值得怀念,甚至看作社会财富,值得保存的。当然,“值得”是俗见,会引来烦恼,不如转投佛门,求烦恼化为菩提,即少想用周公瑾火攻之法的损失,多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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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念完,也还要谈“减”,因为,就算作“大革命”的遗爱吧,主要是书,还有两次减。先说第一次,是1969年8月,我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之后不久,留在北京的住房必须扔掉(情况以后说),人(妻和岳母)和物迁北京大学二女儿处。二女儿的住房只有大小两间,我的书就成为过重的负担。我不在家,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甄别的原则,是笨重且估计用处不大的都不要,以便新处所还能容纳。其时我身心负担都很重(劳动很累,且没有改造好,无垢荣归的希望),为了照顾家属,信里大概说了“都扔了我也无怨言”的意思。他们也是多想照顾,又有建基于希望的乐观主义(我还能回去,坐在屋里看书),所以奉行的还是可留则留主义。但就是这样,当作废品处理,八分钱一斤,还卖得人民币二三十元,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就这样走了。连带的还清除了两种,由爱染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的。一种是一个旧煤火炉上的旧报刊,记得有二三尺高,都是因为有我的文章才留下的,家里人误认为废品,处理了。这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但想到也曾费不少心血,留有昔日的足迹,一旦泯灭,也不免于有些感伤。另一种是书桌之下的一捆书画轴,可能是因为无处安置,堆在那里,家里人未打开看,也当作废品处理了。记得其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东方朔偷桃图》,画已不新,草书的题却很好。最可惜的是熊十力师写的字条,他寓银锭桥时挂在屋里,五十年代他移住上海,我帮他整理行装,给我留作纪念的,想不到竟随着十力师本人,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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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次,是1970年的秋冬之际,在凤阳干校,想不到像我这样须大力改造的人也有探亲假,我回北京探亲了。进屋,看移来的书还未开包,总有二十几包吧,堆在墙角。我同于街头巷尾的常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愿意过得好一些。这包括化杂乱为整齐,于是其他都不管,先整理书,大致分类,上架。确知必装不下,就一面清除还可以割爱的,一面上架。大致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存的都给了安身的地方,割爱的,装入麻袋,不很满的两袋,送往校东门外成府街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卖之时,不由得想到逛书店书摊时的痴迷,而又一跳就跳到佛门的万法皆空,“顿悟”人都是被置于俗和道的两端之间,绝大多数,滑向俗容易,滑向道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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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坚守俗人的阵地,谈一点俗情俗理,即关于除,事后回想,是怎么看的。这方面也有大小之分,大是群体的得失,小是个人的得失。先说大,是确知有关群体的事,尤其不可发疯,因为发疯容易,因发疯而毁的一切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悔之晚矣。何以还有悔?是恢复为清醒的时候,或下一代变为清醒,思念不复返的黄鹤,会写入历史,痛哭流涕。写入历史,会不会问,何以会有发疯之事?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还不好说。再说小,流为细碎,就不只一端。其一是又想到机遇之难明而力大。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二位师尊为例,刘盼遂先生和启功先生都住在校外民房,抄除风起,光顾刘先生家的非师范大学红卫兵,于是而有批斗及抄走书之事,刘先生老夫妇的老命就搭上了;光顾启功先生家的是师范大学红卫兵,人未批斗,认为长物应除,办法却是先封存,待处理,这“待”就待到依新政策应该发还时期,仅启封就完事大吉。其二是得一种关于除的经验教训,是主动不如被动,从快不如从慢。举社门之内的二位为例,一位是张志公先生,一位是蔡公超尘,都住在社外不远。张先生书多,自认为应该算四旧,可是交或烧,都无此大力,只好等,而等到除之风已过,红卫兵竟还是没有光顾,书也就全部安全过关。蔡公不然,向来慢条斯理,这一次见勒令却慌了神,把若干年费力购置的书画碑帖文房四宝等,小孩坐的车装了两车,都交与小红卫兵(非后来成立的战斗队),到依政策该发还的时候,人和物都不知去向了。其三是闭门算寒斋之账,应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机遇是好的,因为红卫兵未光顾。可是自己未学好《孙子兵法》,常是在主动被动间、从快从慢间徘徊,以致虽未彻底毁而终于毁了不少,自己糊涂自己受,后悔的话也就不必说。不悔,还来于其四的事后的自知之明,是其时,自己的心态,轻说,已经丧失了分析、判断能力,重说,已经接近精神失常。比如不少英文本,书名中有SEX,一个莫友芝墨迹手卷,上面提到“粤匪”,就都毁了,事后想,中学红卫兵会通英语吗?会知道粤匪指太平天国吗?到性命攸关的时候,马后课,我省己,兼度人,觉得自负为万物之灵的我们,比神赞禅师所说钻故纸的蜂子,其实并高明不了多少,岂不值得长叹之后继以痛哭流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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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李也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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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作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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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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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四十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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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蹬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四十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五十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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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五十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五十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五十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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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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