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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上午，红卫英雄，总有十个八个吧，来了。先到正院，进了房东李家的门。我们当然不敢出去看，只屏息听着。声音嘈杂而不很响。只一段对话最清楚，“这是什么？”是红卫兵问，“是字帖，练字用的，不是我的，是别人存的。”是李先生的声音。大概是红卫兵举起皮带吧，紧接着听李先生说，“是我的，是我的。”以后时间不很长，后来知道，只装了两箱，抬到大门外去。是查完正院之后，也许是另几个红卫兵，最后进了后院。人类的心情也真怪，气极发笑，乐极生悲，就在那红色暴力已经入目，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像是空荡荡，不怕了。等待开门迎入，却一直走进东房。东房住的是由保定一带来的吴家的老太太，摘帽子地主（已有选举权），同住的是她的尚未成婚的儿子。隔着窗看，是把老太太赶到院里，未打骂，检查屋里东西，运走两个箱子。时间不长，可是有余韵，是留下勒令，老太太须还乡。其间，有一两个红卫兵曾巡视院子，见西北部空地挂两个西屋祝家的鸟笼，拿走了。对于我们住的几间，连看也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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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杂一阵过去，我们才恢复清醒，推想是不在抄的名单之内，但仍不免于后怕。李家呢，尤其吴家，老太太年近古稀，小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还乡，有投奔之处吗？难免关心，可是不敢表示，怕万一传到红卫英雄的耳朵里。其后是看着吴老太太垂头丧气地走了，儿子去送她。想不到过了半年左右，吴老太太民复原位，又到东屋过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据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村干部把她送回来，交与派出所，只说这样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不要！”就成了。由这件事我想到河北大学写《古书虚字集释》的裴学海，学校被驱逐还乡的有三五个人，其他都是乡里不收，不久就回天津，只有他，家乡表示欢迎，就不能作《归去来兮辞》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在大动荡时期，是人生难得如戏，因为戏中情节的发展，有脚本为依据，至于现实人生，就只能任机遇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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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是以自扫门前雪为是。于是闭门，却扫之后，面对未离我远去的旧书，不由得思绪万千。曾经想到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痛感自己真如陶渊明所慨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但究竟本性难移，这望道之光只是一闪，心就逃离老庄和释迦之门，回到世俗。于是又是一闪，不再是望道之光，而是爱染之光，觉得未被抄家，究竟是大喜事。书呆子习气，喜，还想找个说辞，而一想就想到王羲之的七少爷王献之，《晋书》记他的轶事有这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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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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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青毡，因为乃家中旧物，后官至中书令的王献之尚且舍不得，况微末如我乎？所以多年之后，有时闷坐斗室，举目，看见半生相伴的旧书等还在，就不由得想到刮抄家风时的机遇，真会有上天保佑之事吗？管他有没有，还是循旧俗，说声谢天谢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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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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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说说，由1966年8月起，除四旧之风刮起，我这小门小户之内，都有什么大小的举动。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现在写三十年前的除，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怎么办？想了想，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也不管了。大说，有来由，是提起除旧的旧事，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其时的心态，可“二”言以蔽之，曰迷和悟。除的结果是失，而迷（不知为不知）和悟却都是得。决定还是先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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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迷，是始终不知道，讲革讲反，用批用斗，任打任除，总之分所谓正确、错误，作为口号，喊，声音清晰，写，形体有定，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简而明地说吧，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错了，却连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也看不到。这是迷，不知，而要行，以何为指导？先是推想有决定之权的，如上上下下的红卫兵，是怎么想的。但这必没有如意的结果，因为，最根本的，是那些人就未必能想到，口号还有应该填充什么具体内容的问题。推想，外向，行不通，只得反求诸己，比如说，缩小范围，限定除自己的，案上有个瓷笔筒，能插笔，实用，像是与反无关，可是上面有人物画，而人物是旧时代的，砸不砸？答话只能是，光临的红卫兵说应该砸就砸，说可以不砸就不砸。总之自己是迷。因而我有时就想，就说是宗教吧，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如佛门就是这样，要求以灭情欲之法脱离苦海，制戒律，如果你信受，弃家往山林精舍去修行，还思凡，想下山，就错了。至于要求不修就不然，常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某些事物，可要可不要，究竟要不要，经常是谁也说不清楚。不清楚，在平时，关系不大，除四旧时就关系重大，因为除是行，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行之前先要知，而不能知，动手时就会左右为难。不得已，只好用秦始皇的办法，一群人，难于决定哪一个是冒犯至尊的，就一扫光。所以说起迷，带来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是想明白而不能明白，二是因为不明白，除就不免于扩大化。再说悟，正是来于除的扩大化。所悟是什么？是人，或扩大为生物，所有，身内身外，为数不少，不得已则忍痛舍一部分，但最后总要尽全力保留一种，是生命。人愿意活着，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但是，也许头脑里还藏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吧，并没有觉得想活的力量竟有这样大。是除己之四旧，不是为“慈悲”而竟“喜舍”，使我进一步了解人生，恕我说句泄大家之气的，是大话谁都能说，一动自己的小命，就现了原形。原形何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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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完，改为说具体的除。事杂，想以时间先后为序。大风起兮“除”飞扬，今语所谓信息，可分为入耳和入目两类：入耳是红卫兵入某家之门，检查，属于四旧者或拿走代毁，或命令自毁；入目是贴于各处的红卫兵的“勒令”，一般是限三天自己除尽，过期不除，查出，后果由自己负责云云。“后果”无具体说明，也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猜测也要从重，所以又是怕。为了躲避后果，要先下手为强，动手除。排在首位的是书，因为摆在明面，数量较大。除的原则是，估计内容会有问题，或人有问题，就驱逐出境。前者如不少英文本讲性心理的，后者如张东荪、潘光旦等人著作，都清出来，由孩子装在自行车上送往废品站。计送去两车，孩子回来说，废品站不收，问能不能扔在那里，答随意，就扔在那里。书清得差不多了，检查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如花瓶、挂镜、手镯、戒指等。这类东西，我们很少，但是语云，破家值万贯，东寻西找，也凑了一些件。当机立断，可砸的先砸后扔，难于砸碎的，趁天黑人不见，扔到后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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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书和花瓶之类是风卷残云式。接着对付书画就不想照方吃药。原因有大小两种：大是多年心所爱，费足力、眼力和财力所集，一霎时付之丙丁，实在舍不得；小是如张廷济写的一副集前人成句的对联，其与反的关系，究竟与潘光旦一流人有别。可是见诸勒令，书画确是应该算作四旧，怎么办？恰在此时（记得是9月），不知由谁发明，有了上交之法。单位已成立敌对的战斗队组织，吾从编辑室之众，加入一个，名为红旗联队吧，上交，就交到联队指定的一间房里，有人负责收，并放在架子上保管。这种情况就容许我采用兼顾的战略：为了表示有除四旧的决心，隔两三天就用自行车运去几件，上交，听候处理；又为了心所爱尽量不离开寒斋，先交可有可无的。就这样，交了几次，除四旧的热风大降温，像是都不再提这件事，我也就不再交。且说这些上交的书画之轴，记得是过了一年，不知道又根据什么教义，说是与反与修都无关，应该发还。我表示遵命，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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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砸，上交，用的都是驱逐出境之法，比较费力，也就难得除恶务尽。是除之风刮得最猛的时候，街道有发令之权的人通知，除四旧可以自己做（意思是不必等红卫兵），应该烧的可以在院里烧。我未再思，就觉得以积极响应为是。于是检寻应该烧的，标准是推想红卫兵看到会怒而言曰：“这个，你怎么还保存着！”这个标准，也是抽象的时候像是合用，移到具体就嫌过于模棱；模棱而不得不用，到执行的时候也就难免从重从快。许多质地为纸的，如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书画轴册，等等，检出来了，利用星期日在家之暇，借房东一个尺把高的铁锅圈，掷于其内，点着，眼看着化为灰烟，送走了。计一次烧一个多钟头，大概烧两次吧，除降温，就不再烧。又是已然者不可改，事过回想，这“纸灰飞作白蝴蝶”，也有不少可以算作家之敝帚，值得怀念，甚至看作社会财富，值得保存的。当然，“值得”是俗见，会引来烦恼，不如转投佛门，求烦恼化为菩提，即少想用周公瑾火攻之法的损失，多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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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念完，也还要谈“减”，因为，就算作“大革命”的遗爱吧，主要是书，还有两次减。先说第一次，是1969年8月，我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之后不久，留在北京的住房必须扔掉（情况以后说），人（妻和岳母）和物迁北京大学二女儿处。二女儿的住房只有大小两间，我的书就成为过重的负担。我不在家，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甄别的原则，是笨重且估计用处不大的都不要，以便新处所还能容纳。其时我身心负担都很重（劳动很累，且没有改造好，无垢荣归的希望），为了照顾家属，信里大概说了“都扔了我也无怨言”的意思。他们也是多想照顾，又有建基于希望的乐观主义（我还能回去，坐在屋里看书），所以奉行的还是可留则留主义。但就是这样，当作废品处理，八分钱一斤，还卖得人民币二三十元，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就这样走了。连带的还清除了两种，由爱染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的。一种是一个旧煤火炉上的旧报刊，记得有二三尺高，都是因为有我的文章才留下的，家里人误认为废品，处理了。这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但想到也曾费不少心血，留有昔日的足迹，一旦泯灭，也不免于有些感伤。另一种是书桌之下的一捆书画轴，可能是因为无处安置，堆在那里，家里人未打开看，也当作废品处理了。记得其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东方朔偷桃图》，画已不新，草书的题却很好。最可惜的是熊十力师写的字条，他寓银锭桥时挂在屋里，五十年代他移住上海，我帮他整理行装，给我留作纪念的，想不到竟随着十力师本人，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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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次，是1970年的秋冬之际，在凤阳干校，想不到像我这样须大力改造的人也有探亲假，我回北京探亲了。进屋，看移来的书还未开包，总有二十几包吧，堆在墙角。我同于街头巷尾的常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愿意过得好一些。这包括化杂乱为整齐，于是其他都不管，先整理书，大致分类，上架。确知必装不下，就一面清除还可以割爱的，一面上架。大致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存的都给了安身的地方，割爱的，装入麻袋，不很满的两袋，送往校东门外成府街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卖之时，不由得想到逛书店书摊时的痴迷，而又一跳就跳到佛门的万法皆空，“顿悟”人都是被置于俗和道的两端之间，绝大多数，滑向俗容易，滑向道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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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坚守俗人的阵地，谈一点俗情俗理，即关于除，事后回想，是怎么看的。这方面也有大小之分，大是群体的得失，小是个人的得失。先说大，是确知有关群体的事，尤其不可发疯，因为发疯容易，因发疯而毁的一切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悔之晚矣。何以还有悔？是恢复为清醒的时候，或下一代变为清醒，思念不复返的黄鹤，会写入历史，痛哭流涕。写入历史，会不会问，何以会有发疯之事？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还不好说。再说小，流为细碎，就不只一端。其一是又想到机遇之难明而力大。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二位师尊为例，刘盼遂先生和启功先生都住在校外民房，抄除风起，光顾刘先生家的非师范大学红卫兵，于是而有批斗及抄走书之事，刘先生老夫妇的老命就搭上了；光顾启功先生家的是师范大学红卫兵，人未批斗，认为长物应除，办法却是先封存，待处理，这“待”就待到依新政策应该发还时期，仅启封就完事大吉。其二是得一种关于除的经验教训，是主动不如被动，从快不如从慢。举社门之内的二位为例，一位是张志公先生，一位是蔡公超尘，都住在社外不远。张先生书多，自认为应该算四旧，可是交或烧，都无此大力，只好等，而等到除之风已过，红卫兵竟还是没有光顾，书也就全部安全过关。蔡公不然，向来慢条斯理，这一次见勒令却慌了神，把若干年费力购置的书画碑帖文房四宝等，小孩坐的车装了两车，都交与小红卫兵（非后来成立的战斗队），到依政策该发还的时候，人和物都不知去向了。其三是闭门算寒斋之账，应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机遇是好的，因为红卫兵未光顾。可是自己未学好《孙子兵法》，常是在主动被动间、从快从慢间徘徊，以致虽未彻底毁而终于毁了不少，自己糊涂自己受，后悔的话也就不必说。不悔，还来于其四的事后的自知之明，是其时，自己的心态，轻说，已经丧失了分析、判断能力，重说，已经接近精神失常。比如不少英文本，书名中有SEX，一个莫友芝墨迹手卷，上面提到“粤匪”，就都毁了，事后想，中学红卫兵会通英语吗？会知道粤匪指太平天国吗？到性命攸关的时候，马后课，我省己，兼度人，觉得自负为万物之灵的我们，比神赞禅师所说钻故纸的蜂子，其实并高明不了多少，岂不值得长叹之后继以痛哭流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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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李也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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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作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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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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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四十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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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蹬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四十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五十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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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五十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五十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五十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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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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