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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十月……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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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为罪的行为举了三种，杀人，伤人，偷盗，都是使别人受到损害，应该受到惩罚的。与现在的繁杂的法条相比，过于简单，但精神不错。我们无妨笺而疏之，说构成犯罪，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出于有意，如医疗事故，不是出于有意，就要看情况另说。二是使别人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这个条件隐藏的问题不少。如自杀，已遂是杀人，未遂是伤人，可是受损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处理？又如偷盗，已下手，可是未能得到什么财物，如何处理？三是如果有刑法，应该是刑法上明白规定算犯罪的。这是防备扩大化，以致民无所措手足。四是受惩罚者用群体的眼看，也承认他或她的行为是犯罪，因而对簿公堂，辩论，理由只是没干这样的事，而不是干这样的事不该受罚。五是所谓受损害，范围不扩大到“人”以外。列此为一个条件，是因为有的宗教，如佛教，是把杀生（诸有情之生）看作犯戒的，犯戒是不是等于犯罪？还会带来这以外的问题，比如杀死国家明令保护的动物算犯罪，就是扩大到人以外。所以在这种地方，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睁眼，是指手中有枪，不打天鹅，闭眼，是指手中有蝇拍，可以置苍蝇于死地。至此，泛论完，可以转回来问开头就想问的大问题，是依照这样的对于罪的理解，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仁不让”，应该说，我无罪，因为一生所作所为，自信没有使别人受到刑法应该过问那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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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曾说“我有罪，我有罪”，而且时间长到超过半年，应该如何解释？又是“当仁不让”，我不得不说，依照以上对于罪的理解，是强迫人请罪的那些人有罪，因为他们使别人受到严重的损害，纵使主要是精神的。精神属于唯心论，而一滑就到了唯物论，因而很容易就联想到红卫兵的打、杀、抄、赶回老家、扫地出门等等，是不是同样算有罪？用墨子的眼看，“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算有罪；用刘邦的眼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是算有罪。用今人的眼看呢？如果有独立且真能执行之“法”，当然应该算有罪，可惜其时只有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没有法，于是任何损害别人的举动就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自古而然，而且有个名堂，曰“刑不上大夫”，大夫尚且可以有罪而不受罚，况其上之帝王乎？也就本此荒唐之理，早如秦始皇，坑儒四百多，晚如那拉氏老佛爷，把珍妃推到井里，就可以不受“杀人者死”这条法律的管束。岂止不受管束，还可以引用个名堂，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事实是有“不是”而就成为视有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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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不是真无，因而如“我有罪，我有罪”的请罪辞，也未尝不可以废物利用。如何利用？可以用之为引线，深入研究历代的专制暴政之性质，以及其来源或基础。研究，看清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上有决心改恶从善，于是而将来就不再有请罪以至打、杀、抄家之事，街头巷尾所见都可以称为法治的精神文明，岂不是天大的功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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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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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刘佛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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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谛原名刘旌勇，字义方，天津之西永清县人。他是我的通县师范同学，不同班，可是后来以种种机缘，关系越来越近，成为在艰苦的人生旅途中互相扶持的朋友。总是十年以前了，我写过他，也用这个题目，成篇，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又写他，非喜重复也，是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追究责任，是“文化大革命”，我追记其时的旧事，不应该漏掉这一场。可是追记，就会碰到写法方面的问题，照抄，纵使是自己的，用读者的眼看也说不过去；走新路吗，经历的事新不了，也不好办。不得已，学上等人物对于自己的过失，有那一篇而装作没有，于是下笔，就可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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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比我早两年半，可是年岁记得长于我六七岁，他家里不穷（地主），何以未及时上学，没问过他。旧潮新潮，都承认出身会给性格打上烙印。他天资不差，可是这地主家庭的生活加于其身的烙印，我看是，不值得欢迎的不少，值得欢迎的不多。大节是好吃懒做；好吃而常常力不足，也是常常，就表现为顾前不顾后。说他天资不差，可以举两方面的情况为证。一个方面，是文，不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造诣都不坏；书法的造诣也相当高，笔画都是逆入平出，苍劲有古意。另一个方面是口才好，并有相声的本领。据说，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可以开教务会议，学校长，学两位主任，学生物教师胡老头等，都很像。人生一世，有成就，专靠天资不成，更多的要靠功力。可是好吃懒做就放弃了功力，因而这位刘兄，至晚由中年算起，就没有什么进益。还有个也许应该算作更严重的影响，是有一点点钱，先顾吃，没有余力交学费，以致几个孩子都没念到中学毕业就失学。但这烙印还有好（或只是值得欣赏）的一面，总的说是重礼。比如他乐观，好开玩笑，对我的妻却一贯是严肃有礼，因为依旧俗，男性对于弟妇是要敬如贵宾的。这严肃的态度还表现在日常小事上，如招待他吃饭，主食为馒头，吃法是，拿一个整的，一分为二，放下一半，一半再一分为二，放下一半，直到已经成为小块块，才拈其一放在嘴里，以求避免张大口咬的不雅。求雅，还应该加说一项品德方面的，是对人厚，尤其对朋友，总是推心置腹，能够急人之所急，或者说，既能共安乐，又能共困苦。共困苦，要多考虑人，少考虑己，就他说，是主要来自天性，不是来自烙印。何以知之？是他有个胞兄刘刚甫，因他的介绍，也曾来北京教书，好吃懒做同，待人则大异，总是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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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专说佛谛兄：他身上的地主家庭的烙印还有一种，是从小就吃得胖胖的，加以体形粗大，面苍老，在学校就得了个中外合资的外号，老FAT。是四十年代前期，他曾到河北省宁晋县做秘书工作，教书匠改行，不习惯，他想连名字也换一换，是我用谐音法，送他个“佛谛”的雅号。除了这一次，他都是用那个老字号“义方”，在京城内外的小学、中学的驿路上旅行。这是说，生活很少是安定的。毕业之后，不知以何因缘，他到山海关田氏中学（旧军阀田中玉创立）去教书，生活大概不坏，若干年之后，还常常提及吃驴某部位之肉的壮举。不幸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不能待，逃来北京。其时我上北京大学，在沙滩一带住，这一带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他也来这里住。我们别三四年重逢，同“穷”相怜，不久就成为围坐小火炉旁同吃炸酱面的相知。这之后的生活，我偏于静，有个可以食息的家。他不只没有家，还未能有个固定的职业。当孩子王，大多是在京城以外，现在还记得的，有塘沽、香河、顺义等地。在北京，在育英中学待了一个时期。有时“处处不养爷”，就回老家，吃最不喜欢吃的院里自种的倭瓜。总之，生活是一贯穷困加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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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到石景山教职工子弟学校。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以何因由，他把家属从家乡接出来，住在鼓楼前街东方砖厂胡同路北张子成（名有为，多年教育英中学，小有书名）的平房小院的南房里。这位刘大嫂姓田，是我的朋友田聪的本族姑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没有一点清秀气。由此我还悟出一点道理，是文人笔下所谓小家碧玉，所谓大家闺秀，直到所谓倾国倾城，十之九是在过幻梦之瘾，在现实中是难得找到对证的。且说这位大嫂还不少生产，子女各二。于是显然就带来吃饭问题。办法是男快找工作，女快找婆家。也是语云，天无绝人之路，营谋，挣扎，不仅能够活过来，而且正如张子成的一个精神有点不平稳的幼子所讥评：“他妈的！不是饺子就是馅饼，吃完，嘎吧嘎吧（皮鞋走路声）又石景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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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住在方砖厂的时期（后期他长子结婚，他在石景山租了房，可是不断来城里住），我们成为别难会易。我的住处后海北岸与方砖厂只是鼓楼前的一条大街之隔，我常到他那里闲谈，顺便看看张子成。这位张先生学识不怎么样，可是好写字，自认为临北碑还大有所得。因为好写，近水楼台，就认识一些买卖旧书画的。他也买，可是兴趣主要不在收藏而在得些利。比如买一件何子贞，用了四元，有人给五元，就转让。还有个高风，是来价若干，赚若干，都明说，不夹里藏掖。我到他屋里去，主要是想看看流动于他手里的书画，如果中意而价钱不贵，也就收一些。佛谛兄对书画也不是没有兴趣，可是向来不买，因为兴趣更高的是饺子或馅饼。他到我家里，惯例是周末的晚饭之前，我们在饭桌旁对坐，半杯酒入腹，他记性好，说说笑笑，多及昔年旧事，我总视为冷酷的环境中难得的一点温暖。他在石景山金顶街租住处之后，我和李秀三（他在山海关教书时的同事，也成为我的朋友）结伴，还到他那里盘桓过几次，记得都是晚间到，住一夜，第二天回城里。青年时期的弟兄，半老时得抵掌而谈，抵足而眠，总不免有“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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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慨，就希望，也相信，后半生能够长相聚。想不到又来个运动，而且是中外之史都无前例的。他年超过耳顺，已经退休，初期，就可以不上场充龙套。这是优越的一面。但福不双至，刘大嫂一贯血压高，就在红八月的前一个月，简直像是有意逃避恐怖，一天夜里，血压再加高，至于冲破脑血管，解脱了。剩下刘兄一个人，他胖，筋骨负担重，连自炊自食也感到困难。幸而入城有儿媳下厨房，出城有幼女下厨房，只是寂寞，其他不便还可以忍耐。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原因主要在我这一边，忙碌，难得自主，而且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也就不再有串门的闲情逸致。他有时还住在方砖厂，为我的平安担心，因为担心，反而不敢到我家里来。大致是1967年一整年，我们由有时见到渐变为很少见到；到1968年，我斯文扫地，兼劳动；他呢，清队是不问老不老、退休不退休的，也许有什么风吹草动吧，我们就断了来往。记得是7月2日，我仍依常规，早饭后骑车上班，车到后门桥头，看见他在右侧的石栏旁站着，显然是在等我。我下车，四外看看，行人不多，没有人注意我们。可是我们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只小声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昨天入城，想今天就回去。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很紧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问题不严重（据我所知，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估计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说，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快走。我们都怕“偶语者弃市”，就匆匆未握手而告别，万没想到这就成为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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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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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我就难得心安。恍惚记得苏格拉底说过：“人都说死很痛苦，我没经历过，不知道。”这是哲学家的思索，而且来于逻辑；至于我们常人，就还是相信常见，死是痛苦的，尤其动手的不是天而是人。喝敌敌畏，中毒而死，极度痛苦的时间也许不短吧？每想到这些，对照他苍老的笑脸，幽默的言谈，心中总是很悲伤。也就有感慨，想得更远。总的说，又是有的人自己也有而不愿意人说的人性论。分着说，想只触及与这里有关的两种，弱和劣。《易经·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自强是理想，实际难能才这样说的。自然，难能不是不能，正如身高，也可以超过两米。这是说，到故纸堆，到街头巷尾，我们也会遇见强者。强是超常；至于常人，甚至可以总而言之，是弱者。佛谛兄是常人，所以到紧急关头，就表现为瑟缩，即决心逃避。他一生，在熟人眼里是乐观主义者，到自己设想的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放弃乐观主义，也是不强而弱之一证。又佛谛兄作古之后，我的妻，想是出于女本位，说如果刘大嫂还在，他就未必肯寻短见。我同意她的看法，但这就更可以证明刘兄是弱者，因为求依靠（可以一同还乡），舍不得（不忍扔下老伴一个人），正是弱者的表现。我是常人，或者是同“弱”相怜吧，对于佛谛兄的弱，即杀己而不杀人，每次想到，总是既悲伤又钦仰的。再说也是人性一面的“劣”，是表现为杀人而不杀己，或说得更概括些，是以迫害人为乐。整整三十年以前，红卫风起，打、杀、抄家等野蛮残暴的举动遍天下（用古义，四海之内），如果这样干的人数不少于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我们就不应该不想想我们的“民族根性”，而一想，然后揽镜自照，我们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多出些弱者也好，千缺点万缺点，他总不会逼人无路可走，喝敌敌畏。以迫害人为乐，在个人，内是心态，外是行动，可怕是一时的；扩大为根性的劣，就不再是一时的，如果还未感到可怕，或感到而讳疾忌医，就成为更加严重的可怕。如何医？千头万绪，难言也。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以为，这足下就是认知我们的根性还有劣的一面，想减少，甚至变劣为优，很不容易。不容易，这里只好躲开。还是说佛谛兄，他的舍生是出于估计错误，其实，也是依惯例，只要保住命就会等来落实政策，也就还能不是饺子就是馅饼。但死者不可复生，代他后悔也就没有必要。文该结束了，又想到个遗憾，是未能收到他的告别信，写了，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敞快人，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样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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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准备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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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化学术语，定性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整人兼毁物的既数量大又程度深的综合活动。人与物有别，对待的办法也就不尽同：物是暴风骤雨式，主要是红卫之风初起的时候，凡是未发狂的人认为珍贵应该保存的，都或烧或砸或抢（只是易主，还好一些）；人是一小部分（与若干亿比；具体数目若干，也不会小）暴风骤雨，解脱了也就可以避免下回分解，至于多数未解脱的，就可以借用古语来形容，是水逐渐加深，火逐渐加热。以己身的经历为证，斯文扫地加劳动，再加请罪，是加深加热。但由有权力加的人看，也许仍须再加吧，这就来了送往干校，集中改造的办法。上干校，名义是学习，何以谓之加深加热？是用接受改造的人的眼看，一，劳动更累，生活也就更苦；二，在这样的校之外，日落之后，还可以面对家中人喝白酒一杯，也就是还有一些偷偷保留的小自由，入校之后就大变，编入军队编制的某排某班，如果说还有自由，就只剩下变立为行，先举左足还是先举右足之类了吧？但在那个只能听命（指示和天命）的时期，自己想这想那是多余的；生路只有一条，是顺从，静候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再热心于深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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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记事，记得是1969年6月下旬，我们在昌平县的白浮村参加麦收劳动，有一天开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都下放五七干校。依惯例，听到指示之后要学习、讨论、发言，说所指示如何及时，有如何伟大的现实意义。然后是化认识为行动，报名，希望批准云云。其实，当然也是人人都明白，这变实际的被动为假象的主动只是搬演互骗的一场戏；至于到后台，则是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人心之不同，在这里同样适用，是心中都有数而数不尽同。如我的朋友金禹民先生就以为此一去不会再回来，就结束了北京的家，带着老伴一同出发。先师俞平伯先生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北京的家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许夫人也跟着去了。我有我的想法，是唯恐不能回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三十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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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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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黏，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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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不只一个人说，人是社会动物，单说为了心情的安适，也难于忍受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是说，我们常人都有人情味，其表现的重要形式是愿意聚会，如果办不到，就退一步，变为通音问，用形象写法是：以己身为本位，对于一位“长毋相忘”的，愿意能够面对面吃炸酱面，不巧而他或她移住上海，面对面吃炸酱面办不到了，也愿意知道某时，他或她正坐在外滩吃阳春面。就本于这样的常人的生活常道，我离开家之前，要通知亲友我将到哪里去。通知有两种形式，书札和亲往，这亲往还有另一个名堂，曰辞行。大致是7月一个月，信写了不少，其中少数是本市的。关系深的来往多，就不必用笔墨，或者他来，或者我去。还是根据人之常情，随着辞行来的是送行，路远的用书札，路近的必亲自来。无论是书札还是面谈，关系浅的仅仅表惜别之意，关系深的就兼有（纵使不明说）是否能平安回来的忧虑。总之，情况是忙乱加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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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情味，也是凭良心说，就是天塌的大形势之下，由于事是人办的，人，或说有些人，也许如宋儒所设想，心中仍有天理吧，有些安排就还富于人情味。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是宣布，往干校之前可以到外地探亲。我家在北京，没有资格说回家看看，只得降一级，说到张家口看看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大女儿，主要目的是看看塞外风光以及久闻其名尚未到过的张家口。先写信通知大女儿，然后于7月19日出发。往返的经历，彼时的日记记得翔实，不想另起炉灶，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