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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准备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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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化学术语,定性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整人兼毁物的既数量大又程度深的综合活动。人与物有别,对待的办法也就不尽同:物是暴风骤雨式,主要是红卫之风初起的时候,凡是未发狂的人认为珍贵应该保存的,都或烧或砸或抢(只是易主,还好一些);人是一小部分(与若干亿比;具体数目若干,也不会小)暴风骤雨,解脱了也就可以避免下回分解,至于多数未解脱的,就可以借用古语来形容,是水逐渐加深,火逐渐加热。以己身的经历为证,斯文扫地加劳动,再加请罪,是加深加热。但由有权力加的人看,也许仍须再加吧,这就来了送往干校,集中改造的办法。上干校,名义是学习,何以谓之加深加热?是用接受改造的人的眼看,一,劳动更累,生活也就更苦;二,在这样的校之外,日落之后,还可以面对家中人喝白酒一杯,也就是还有一些偷偷保留的小自由,入校之后就大变,编入军队编制的某排某班,如果说还有自由,就只剩下变立为行,先举左足还是先举右足之类了吧?但在那个只能听命(指示和天命)的时期,自己想这想那是多余的;生路只有一条,是顺从,静候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再热心于深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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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记事,记得是1969年6月下旬,我们在昌平县的白浮村参加麦收劳动,有一天开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都下放五七干校。依惯例,听到指示之后要学习、讨论、发言,说所指示如何及时,有如何伟大的现实意义。然后是化认识为行动,报名,希望批准云云。其实,当然也是人人都明白,这变实际的被动为假象的主动只是搬演互骗的一场戏;至于到后台,则是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人心之不同,在这里同样适用,是心中都有数而数不尽同。如我的朋友金禹民先生就以为此一去不会再回来,就结束了北京的家,带着老伴一同出发。先师俞平伯先生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北京的家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许夫人也跟着去了。我有我的想法,是唯恐不能回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三十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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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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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黏,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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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不只一个人说,人是社会动物,单说为了心情的安适,也难于忍受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是说,我们常人都有人情味,其表现的重要形式是愿意聚会,如果办不到,就退一步,变为通音问,用形象写法是:以己身为本位,对于一位“长毋相忘”的,愿意能够面对面吃炸酱面,不巧而他或她移住上海,面对面吃炸酱面办不到了,也愿意知道某时,他或她正坐在外滩吃阳春面。就本于这样的常人的生活常道,我离开家之前,要通知亲友我将到哪里去。通知有两种形式,书札和亲往,这亲往还有另一个名堂,曰辞行。大致是7月一个月,信写了不少,其中少数是本市的。关系深的来往多,就不必用笔墨,或者他来,或者我去。还是根据人之常情,随着辞行来的是送行,路远的用书札,路近的必亲自来。无论是书札还是面谈,关系浅的仅仅表惜别之意,关系深的就兼有(纵使不明说)是否能平安回来的忧虑。总之,情况是忙乱加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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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情味,也是凭良心说,就是天塌的大形势之下,由于事是人办的,人,或说有些人,也许如宋儒所设想,心中仍有天理吧,有些安排就还富于人情味。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是宣布,往干校之前可以到外地探亲。我家在北京,没有资格说回家看看,只得降一级,说到张家口看看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大女儿,主要目的是看看塞外风光以及久闻其名尚未到过的张家口。先写信通知大女儿,然后于7月19日出发。往返的经历,彼时的日记记得翔实,不想另起炉灶,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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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19日)晨六时起,早点毕,收拾带往张家口杂物。九时前出发,乘七路无轨至西直门,买西瓜、桃、面包等。乘10时37分往大同车北行。途中见马池口(今注:村名,在昌平县南偏西八里,通县师范同学梁政平故乡,我昔年住过,政平1951年病故,葬于此)、龙山(县城南五里一圆形小山)、三堡车站(在青龙桥南,五十年代末我往南口劳动,曾往车站教课)中人。过青龙桥已午,举目见土薄,禾稼低矮,有塞外荒凉气象。下午近四时至张家口南站,即新站,乘郊区列车至北站。张静(长女)携小耘(外孙)来接。乘汽车西行再北行,至蒙古营站,抵其家。在院中东北角一高基上(原注:下为地下室),坐东向西,但有东窗,可见山色。不久,汉鹏(今注:长婿)亦返。晚饭饮龙潭煮酒。造年(王造年,北京大学同学,多年在张家口工作)大嫂来,云造年在沙岭子(在张家口以东一站)五七干校,本周不回家。即往王大嫂家小坐,在张静家房后略北。夜,睡不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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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为星期日,晨起,待汉鹏查病房毕(彼在医专附属医院工作),九时许有微雨,着雨衣出门。乘车南行两站,至新华街青年商店,买围巾一。南行转西,至张家口旧城,当地呼为堡(读bǔ)子,登东门南城墙遗址西望,见城内房屋皆宽大如庙宇,街道则窄而低温。北城墙较完整,中心高处有玉皇阁,巍峨如在云中。西南行至鼓楼。东行至展览馆(在城东)。在新华街一饭馆午饭,饺子不佳。饭后东行,过洋河上大桥,游百货公司。返桥西,北行,游人民公园(在洋河西岸)。可看者仅少数动物及宣化牛奶葡萄。出公园,北行即附属医院、医专(长女在此工作)、幼儿园,皆坐东向西。返家,略休息,由长女等相伴,骑车北行,看大境门,北向,门额为“大好河山”。入门,南行转西,地势渐高,约行十许里,至水母宫。宫在山麓上,倚山,坐西向东,不大,有泉水,因内已住人,未入。返途为下行,甚速。晚饭后,为造年留一信,送往其家,见其子及子妇、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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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晨七时,独自骑车出游。再至大境门外,北望,见所谓口外风光。入门,寻上堡,乃路东一小城,仅存西门曰永顺门。南行不远,路西有朝阳洞,亦张家口一景,不能入看。再南行,沿旧城北墙外西行,至西北隅,南行转东至南关。北行不远即鼓楼。再北行,至城根,长阶上为玉皇阁,登,见已为民居,未入。下,东行,再登东门旁城遗址,徘徊片时,不知何日能重见也。北行返家。午饭毕尚未及午,乘公共汽车往南站。长女一家往送,乘下午一时零六分自大同至北京火车返京。约六时半至西直门,甚热。七时过抵家,颇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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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辞行,还有个性质非一般的,也想说说。这是听说,拆除西直门,竟发现瓮城城墙内还包着一个元朝的和义门。当然想去看看,其时已是8月3日(5日起程),人总是不能抗爱好的感情,百忙中偷闲,还是骑车去了。门比明朝的小一些,已经打扫干净,砖淡青色,整齐光洁,简直像新建的。拱形门洞上无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拆去),成为平台,由两旁可以上去。我上去看看,记得还有记建门时间的刻石。穿门洞走一个来回,发思古之幽情,也许珠帘秀、谢天香以至马可·波罗(新考证,马氏并未来中国)都走过吧?由好古敏求的人看,这是天外飞来的宝贝,如何保存、利用呢?后来听说,也拆了!我想,至少由今日醉心于发掘旅游资源的人看,总是革得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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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想起久病的友人李佐陶近在咫尺(住西直门内南小街六个门),决定再去看看他(已辞过行)。李君小于我十几岁,京东丰润县人,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家中小有资产,从小好古董,十几岁就跑琉璃厂,买书画、墨砚之类,越玩眼(非眼力)越高,也就常常处理一些他认为不值得存的。我敝箧中的一些长物,有几件就是他清出来的。他在西城区房管局工作,不幸于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心脏出了毛病,休养,治疗,还是抗不了自然规律,逐渐加重。这次去看他,见他的面部明显地胖(读阴平,浮肿)了。但精神还好,拿一个红木制的砚盒给我看,问我是哪里制的。我看看,红木整挖,形式古雅,磨光细腻,说,推想是出于南方制砚盒的名手。他笑了笑,说是他养病无聊,练习试制的。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重病,还有这样的闲情和耐心;还有,外行,摸索着做,能有这样高的成就,也太稀奇了。这是惊。是一年之后,知道他其时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仍在为想象的美好的来日兢兢业业,心就不能平静,先是想到泛泛的人生,继而想到自己,就不禁有一切苦乐、爱恶、荣辱、得失都只是梦幻泡影之叹。与李君告别,几天之后我就到了凤阳。我担心他的病,曾写信慰问,信里大概提到凤阳的风土,他回信说他到过阜阳(在凤阳之西),那里风景如何好云云。不久我又写给他一封信问病,未接到回信。一年之后我回北京探亲,才知道我第二封信寄到,他已经作了古。谢谢元朝的和义门,我离京前能够多见他一次,辞行就兼给他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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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南徙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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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1931年暑后到北京上学,以各种因缘,“心情上”竟觉得这住得不很久的古城是个定居之地。然后,以这种心情为依据,1935年暑后到1936年暑前往天津,1936年暑后到1937年暑前往保定,1945年夏往上海,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飘泊之感。1937年七七事变,形势成为欲飘泊而不得,之后就,说安居也好,说困守也好,一直住在这个古城之内,如果有兴趣自我陶醉,还可以夸夸其谈,说住在风景佳丽之地,因为与名刹广化寺为邻,面对后海,朝夕可以听梵呗声,南行几十米即可近看烟波、远看西山。也商业化,打算盘,是在这个风景佳丽之地已经连续住了三十年出头。浮屠三宿桑下,尚且生恩爱,况三十年以上乎?当然舍不得离开。可是在上者只关心改造,不管在下者舍得舍不得;或者说,惟其舍不得,就更要改造。若干年来,是非是决定于权力大小的,在上者有权有力,说到干校改造必要,在下者就只能在讨论会上说“是是是”之后,回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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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麻烦不少,总的说,是多带东西,累赘,少带东西,怕用而未备。推想俞平伯先生和金禹民先生是宁偏于多带的,因为物之外还带了夫人。我单身前往,带物的原则是“允执厥中”。但就是这样,损之又损,也是装捆之后,大大小小好几件。箱子和被卷是大件,8月5日起程,已于3日送到社里,统一运。其余零零碎碎,出发之前,孩子帮助收拾,计又集为三件,手提包,网兜,书包。东西不少,看着也心烦,不由得因感慨而想入非非。先想到比丘的云游,规定或习惯,是三衣一钵,我则大大小小,总不少于百八十种吧,真是惭愧。接着由出世间回到世间,想到唐朝陆象先的名言:“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庸人扰之,又岂止干校,扩而大之,至于“文化大革命”又何独不然?还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只说干校,一阵风,都下去了,像是热气冲天,又一个百年大计,事实呢,只是两三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限,都无声无息地扔了。说是庸人自扰吗?至少前一半不对,因为如果是庸(用平常义)人,他就不能不负胡来的法律责任,早就走入牢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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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少想入非非,说离家往干校。入8月,1日、2日、3日,很快到了5日,黎明即起,不洒扫庭除而收拾行装。记得是十时半起身,不言而与妻及住房作别。走出大门口,见同院不少人相送,面容都客气而带些无可奈何。这也是一种“得意忘言”,意是“不得已,只好去受,何时能回来呢?当然谁也不知道”。想不到这忘言的意竟成为预兆,是百日之后,又一个形势所迫,不得不扔掉这住了三十年以上的住房,我一年之后回北京探亲,下火车走向家门,那门已经不是这一个。话归本题,是在京的两个女儿送往火车站,汇入昔为同事今为校友的人群,登中午略过开往福州的列车南行。次日侵晨到蚌埠,下车,改乘卡车东南行,约行几十里到凤阳(府城)干校总部。像是在南门外,原是个监狱,据说不久前王耀武等人还关押在那里。因为再前行再过午,闲时利用,还到已无城的城内鼓楼一带看看,也许受心情的影响吧,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午饭之后,乘卡车再东南行,约一个小时到了目的地。路上几乎无可看,大概在总铺左近,向右手看有个大水塘,惜已忘其名,面积大,水多,略可以显示南地的气象。教育部由部长起都上干校,校址总而言之是凤阳。何以选此地?因为“十年倒有九年荒”,不能“赏心乐事”。部下属有各司,有直属单位的出版社,都从戎,就不得不学军,分为排、连等。总部是否名为营、旅之类,不知道;分为排、连,劳动地点是如何安排的,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原因的多半是没有兴趣问这些;少半是不敢问,因为问编制,问地点,可能被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所知限于切身的,出版社改牌号为干校的七连,可见其前还有六个连。七连的劳动地点名三合输,比喻为吾乡之村,其上为镇,在北面三四里,名黄泥铺。三合输像是没有村庄,茅草房、葡萄园等都属于凤阳园艺队的二队。房屋,田园,都少生气,可见原来就经营得不怎么样。但究竟是他们的产业或事业,以何条件让给教育部干校,我也不知道。总之是有这么个简陋的底子,初来,热气还没降温,就会幻想一霎时守成,转眼就会大发展,平地起楼台,贫瘠的田园变成亩产若干万斤。暂且说守成,我们都挤进茅草房,我那一间住四个人,都是语文室的。床是由北京运来的,床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安置箱子等什物。床上立即支起蚊帐,因为一到黄昏,蚊子就塞满空气。园艺队留有水井,卡车带来粮食,总之可以度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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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既不是易地安居,更不是如若干年后,以学习、开会等之名行旅游之实,而是改造,就是变斯文扫地等的严厉为更加严厉。利用数十年之经验,由“组织”做起。“军”在各行各业中最严,学军。全出版社算作一连,排行第七。连当然有连长,可惜天高皇帝远,我竟忘了是哪一位。连之下为排,我分入一排,排长为姜君,是借了主持批斗我几次的光,我还记得他。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俟另篇详记)。写至此,忽然想到各种作文教程所说,感到题目的“从戎”不对了,因为戎马生涯,将校对于兵士,要关心,甚至身先,而我之所受,分明不异于罪犯。罪犯能从戎吗?显然不能。如此,求名实相副,就应该称为“充军”。但改题,又一劳动也,还是凑合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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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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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老习惯,到个新地方,总愿意先看看当地的地图,以便低要求,知道落脚之地及其周围是什么情况,高要求,有什么名胜,可以安排时间去看看。可惜到这个新地方凤阳,身份是待改造的准罪犯,当然不敢找地图,也许竟没有全县的详图。二十年之后,我上升为兼能涂涂抹抹的普通人,或者算作碰巧,凤阳的文教界人士,有书信交往的竟不只一位。怨我无未雨绸缪之明,没有向他们讨县的地图。现在拿起笔,想写在干校所见与地貌有关的情况,就不得不安于差不多主义。幸而关系不大,确切与否就不深究了。地的种种,有大小远近之别,以先远后近、先大后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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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说,用家门北京的眼看,凤阳在其南路东千四五百里。北京是海拔不高的平原,凤阳则是丘陵地带,所以风多,大到七八级的也不罕见。地瘠民贫,常说“凤阳花鼓”,推想,至少是起初,是出外讨饭时唱的。因为民贫,住房很简陋,都是土坯墙,上盖茅草。这样的房面对大风,自然就常不免于有“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灾难。总之是个苦地方,就是与我们家乡,北方的普通农村相比,也可以说是得天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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