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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准备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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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化学术语，定性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整人兼毁物的既数量大又程度深的综合活动。人与物有别，对待的办法也就不尽同：物是暴风骤雨式，主要是红卫之风初起的时候，凡是未发狂的人认为珍贵应该保存的，都或烧或砸或抢（只是易主，还好一些）；人是一小部分（与若干亿比；具体数目若干，也不会小）暴风骤雨，解脱了也就可以避免下回分解，至于多数未解脱的，就可以借用古语来形容，是水逐渐加深，火逐渐加热。以己身的经历为证，斯文扫地加劳动，再加请罪，是加深加热。但由有权力加的人看，也许仍须再加吧，这就来了送往干校，集中改造的办法。上干校，名义是学习，何以谓之加深加热？是用接受改造的人的眼看，一，劳动更累，生活也就更苦；二，在这样的校之外，日落之后，还可以面对家中人喝白酒一杯，也就是还有一些偷偷保留的小自由，入校之后就大变，编入军队编制的某排某班，如果说还有自由，就只剩下变立为行，先举左足还是先举右足之类了吧？但在那个只能听命（指示和天命）的时期，自己想这想那是多余的；生路只有一条，是顺从，静候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再热心于深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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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记事，记得是1969年6月下旬，我们在昌平县的白浮村参加麦收劳动，有一天开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都下放五七干校。依惯例，听到指示之后要学习、讨论、发言，说所指示如何及时，有如何伟大的现实意义。然后是化认识为行动，报名，希望批准云云。其实，当然也是人人都明白，这变实际的被动为假象的主动只是搬演互骗的一场戏；至于到后台，则是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人心之不同，在这里同样适用，是心中都有数而数不尽同。如我的朋友金禹民先生就以为此一去不会再回来，就结束了北京的家，带着老伴一同出发。先师俞平伯先生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北京的家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许夫人也跟着去了。我有我的想法，是唯恐不能回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三十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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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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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黏，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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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不只一个人说，人是社会动物，单说为了心情的安适，也难于忍受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是说，我们常人都有人情味，其表现的重要形式是愿意聚会，如果办不到，就退一步，变为通音问，用形象写法是：以己身为本位，对于一位“长毋相忘”的，愿意能够面对面吃炸酱面，不巧而他或她移住上海，面对面吃炸酱面办不到了，也愿意知道某时，他或她正坐在外滩吃阳春面。就本于这样的常人的生活常道，我离开家之前，要通知亲友我将到哪里去。通知有两种形式，书札和亲往，这亲往还有另一个名堂，曰辞行。大致是7月一个月，信写了不少，其中少数是本市的。关系深的来往多，就不必用笔墨，或者他来，或者我去。还是根据人之常情，随着辞行来的是送行，路远的用书札，路近的必亲自来。无论是书札还是面谈，关系浅的仅仅表惜别之意，关系深的就兼有（纵使不明说）是否能平安回来的忧虑。总之，情况是忙乱加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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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情味，也是凭良心说，就是天塌的大形势之下，由于事是人办的，人，或说有些人，也许如宋儒所设想，心中仍有天理吧，有些安排就还富于人情味。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是宣布，往干校之前可以到外地探亲。我家在北京，没有资格说回家看看，只得降一级，说到张家口看看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大女儿，主要目的是看看塞外风光以及久闻其名尚未到过的张家口。先写信通知大女儿，然后于7月19日出发。往返的经历，彼时的日记记得翔实，不想另起炉灶，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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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19日）晨六时起，早点毕，收拾带往张家口杂物。九时前出发，乘七路无轨至西直门，买西瓜、桃、面包等。乘10时37分往大同车北行。途中见马池口（今注：村名，在昌平县南偏西八里，通县师范同学梁政平故乡，我昔年住过，政平1951年病故，葬于此）、龙山（县城南五里一圆形小山）、三堡车站（在青龙桥南，五十年代末我往南口劳动，曾往车站教课）中人。过青龙桥已午，举目见土薄，禾稼低矮，有塞外荒凉气象。下午近四时至张家口南站，即新站，乘郊区列车至北站。张静（长女）携小耘（外孙）来接。乘汽车西行再北行，至蒙古营站，抵其家。在院中东北角一高基上（原注：下为地下室），坐东向西，但有东窗，可见山色。不久，汉鹏（今注：长婿）亦返。晚饭饮龙潭煮酒。造年（王造年，北京大学同学，多年在张家口工作）大嫂来，云造年在沙岭子（在张家口以东一站）五七干校，本周不回家。即往王大嫂家小坐，在张静家房后略北。夜，睡不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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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为星期日，晨起，待汉鹏查病房毕（彼在医专附属医院工作），九时许有微雨，着雨衣出门。乘车南行两站，至新华街青年商店，买围巾一。南行转西，至张家口旧城，当地呼为堡（读bǔ）子，登东门南城墙遗址西望，见城内房屋皆宽大如庙宇，街道则窄而低温。北城墙较完整，中心高处有玉皇阁，巍峨如在云中。西南行至鼓楼。东行至展览馆（在城东）。在新华街一饭馆午饭，饺子不佳。饭后东行，过洋河上大桥，游百货公司。返桥西，北行，游人民公园（在洋河西岸）。可看者仅少数动物及宣化牛奶葡萄。出公园，北行即附属医院、医专（长女在此工作）、幼儿园，皆坐东向西。返家，略休息，由长女等相伴，骑车北行，看大境门，北向，门额为“大好河山”。入门，南行转西，地势渐高，约行十许里，至水母宫。宫在山麓上，倚山，坐西向东，不大，有泉水，因内已住人，未入。返途为下行，甚速。晚饭后，为造年留一信，送往其家，见其子及子妇、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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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晨七时，独自骑车出游。再至大境门外，北望，见所谓口外风光。入门，寻上堡，乃路东一小城，仅存西门曰永顺门。南行不远，路西有朝阳洞，亦张家口一景，不能入看。再南行，沿旧城北墙外西行，至西北隅，南行转东至南关。北行不远即鼓楼。再北行，至城根，长阶上为玉皇阁，登，见已为民居，未入。下，东行，再登东门旁城遗址，徘徊片时，不知何日能重见也。北行返家。午饭毕尚未及午，乘公共汽车往南站。长女一家往送，乘下午一时零六分自大同至北京火车返京。约六时半至西直门，甚热。七时过抵家，颇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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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辞行，还有个性质非一般的，也想说说。这是听说，拆除西直门，竟发现瓮城城墙内还包着一个元朝的和义门。当然想去看看，其时已是8月3日（5日起程），人总是不能抗爱好的感情，百忙中偷闲，还是骑车去了。门比明朝的小一些，已经打扫干净，砖淡青色，整齐光洁，简直像新建的。拱形门洞上无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拆去），成为平台，由两旁可以上去。我上去看看，记得还有记建门时间的刻石。穿门洞走一个来回，发思古之幽情，也许珠帘秀、谢天香以至马可·波罗（新考证，马氏并未来中国）都走过吧？由好古敏求的人看，这是天外飞来的宝贝，如何保存、利用呢？后来听说，也拆了！我想，至少由今日醉心于发掘旅游资源的人看，总是革得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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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想起久病的友人李佐陶近在咫尺（住西直门内南小街六个门），决定再去看看他（已辞过行）。李君小于我十几岁，京东丰润县人，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家中小有资产，从小好古董，十几岁就跑琉璃厂，买书画、墨砚之类，越玩眼（非眼力）越高，也就常常处理一些他认为不值得存的。我敝箧中的一些长物，有几件就是他清出来的。他在西城区房管局工作，不幸于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心脏出了毛病，休养，治疗，还是抗不了自然规律，逐渐加重。这次去看他，见他的面部明显地胖（读阴平，浮肿）了。但精神还好，拿一个红木制的砚盒给我看，问我是哪里制的。我看看，红木整挖，形式古雅，磨光细腻，说，推想是出于南方制砚盒的名手。他笑了笑，说是他养病无聊，练习试制的。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重病，还有这样的闲情和耐心；还有，外行，摸索着做，能有这样高的成就，也太稀奇了。这是惊。是一年之后，知道他其时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仍在为想象的美好的来日兢兢业业，心就不能平静，先是想到泛泛的人生，继而想到自己，就不禁有一切苦乐、爱恶、荣辱、得失都只是梦幻泡影之叹。与李君告别，几天之后我就到了凤阳。我担心他的病，曾写信慰问，信里大概提到凤阳的风土，他回信说他到过阜阳（在凤阳之西），那里风景如何好云云。不久我又写给他一封信问病，未接到回信。一年之后我回北京探亲，才知道我第二封信寄到，他已经作了古。谢谢元朝的和义门，我离京前能够多见他一次，辞行就兼给他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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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南徙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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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1931年暑后到北京上学，以各种因缘，“心情上”竟觉得这住得不很久的古城是个定居之地。然后，以这种心情为依据，1935年暑后到1936年暑前往天津，1936年暑后到1937年暑前往保定，1945年夏往上海，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飘泊之感。1937年七七事变，形势成为欲飘泊而不得，之后就，说安居也好，说困守也好，一直住在这个古城之内，如果有兴趣自我陶醉，还可以夸夸其谈，说住在风景佳丽之地，因为与名刹广化寺为邻，面对后海，朝夕可以听梵呗声，南行几十米即可近看烟波、远看西山。也商业化，打算盘，是在这个风景佳丽之地已经连续住了三十年出头。浮屠三宿桑下，尚且生恩爱，况三十年以上乎？当然舍不得离开。可是在上者只关心改造，不管在下者舍得舍不得；或者说，惟其舍不得，就更要改造。若干年来，是非是决定于权力大小的，在上者有权有力，说到干校改造必要，在下者就只能在讨论会上说“是是是”之后，回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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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麻烦不少，总的说，是多带东西，累赘，少带东西，怕用而未备。推想俞平伯先生和金禹民先生是宁偏于多带的，因为物之外还带了夫人。我单身前往，带物的原则是“允执厥中”。但就是这样，损之又损，也是装捆之后，大大小小好几件。箱子和被卷是大件，8月5日起程，已于3日送到社里，统一运。其余零零碎碎，出发之前，孩子帮助收拾，计又集为三件，手提包，网兜，书包。东西不少，看着也心烦，不由得因感慨而想入非非。先想到比丘的云游，规定或习惯，是三衣一钵，我则大大小小，总不少于百八十种吧，真是惭愧。接着由出世间回到世间，想到唐朝陆象先的名言：“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庸人扰之，又岂止干校，扩而大之，至于“文化大革命”又何独不然？还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只说干校，一阵风，都下去了，像是热气冲天，又一个百年大计，事实呢，只是两三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限，都无声无息地扔了。说是庸人自扰吗？至少前一半不对，因为如果是庸（用平常义）人，他就不能不负胡来的法律责任，早就走入牢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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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少想入非非，说离家往干校。入8月，1日、2日、3日，很快到了5日，黎明即起，不洒扫庭除而收拾行装。记得是十时半起身，不言而与妻及住房作别。走出大门口，见同院不少人相送，面容都客气而带些无可奈何。这也是一种“得意忘言”，意是“不得已，只好去受，何时能回来呢？当然谁也不知道”。想不到这忘言的意竟成为预兆，是百日之后，又一个形势所迫，不得不扔掉这住了三十年以上的住房，我一年之后回北京探亲，下火车走向家门，那门已经不是这一个。话归本题，是在京的两个女儿送往火车站，汇入昔为同事今为校友的人群，登中午略过开往福州的列车南行。次日侵晨到蚌埠，下车，改乘卡车东南行，约行几十里到凤阳（府城）干校总部。像是在南门外，原是个监狱，据说不久前王耀武等人还关押在那里。因为再前行再过午，闲时利用，还到已无城的城内鼓楼一带看看，也许受心情的影响吧，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午饭之后，乘卡车再东南行，约一个小时到了目的地。路上几乎无可看，大概在总铺左近，向右手看有个大水塘，惜已忘其名，面积大，水多，略可以显示南地的气象。教育部由部长起都上干校，校址总而言之是凤阳。何以选此地？因为“十年倒有九年荒”，不能“赏心乐事”。部下属有各司，有直属单位的出版社，都从戎，就不得不学军，分为排、连等。总部是否名为营、旅之类，不知道；分为排、连，劳动地点是如何安排的，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原因的多半是没有兴趣问这些；少半是不敢问，因为问编制，问地点，可能被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所知限于切身的，出版社改牌号为干校的七连，可见其前还有六个连。七连的劳动地点名三合输，比喻为吾乡之村，其上为镇，在北面三四里，名黄泥铺。三合输像是没有村庄，茅草房、葡萄园等都属于凤阳园艺队的二队。房屋，田园，都少生气，可见原来就经营得不怎么样。但究竟是他们的产业或事业，以何条件让给教育部干校，我也不知道。总之是有这么个简陋的底子，初来，热气还没降温，就会幻想一霎时守成，转眼就会大发展，平地起楼台，贫瘠的田园变成亩产若干万斤。暂且说守成，我们都挤进茅草房，我那一间住四个人，都是语文室的。床是由北京运来的，床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安置箱子等什物。床上立即支起蚊帐，因为一到黄昏，蚊子就塞满空气。园艺队留有水井，卡车带来粮食，总之可以度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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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既不是易地安居，更不是如若干年后，以学习、开会等之名行旅游之实，而是改造，就是变斯文扫地等的严厉为更加严厉。利用数十年之经验，由“组织”做起。“军”在各行各业中最严，学军。全出版社算作一连，排行第七。连当然有连长，可惜天高皇帝远，我竟忘了是哪一位。连之下为排，我分入一排，排长为姜君，是借了主持批斗我几次的光，我还记得他。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俟另篇详记）。写至此，忽然想到各种作文教程所说，感到题目的“从戎”不对了，因为戎马生涯，将校对于兵士，要关心，甚至身先，而我之所受，分明不异于罪犯。罪犯能从戎吗？显然不能。如此，求名实相副，就应该称为“充军”。但改题，又一劳动也，还是凑合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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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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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老习惯，到个新地方，总愿意先看看当地的地图，以便低要求，知道落脚之地及其周围是什么情况，高要求，有什么名胜，可以安排时间去看看。可惜到这个新地方凤阳，身份是待改造的准罪犯，当然不敢找地图，也许竟没有全县的详图。二十年之后，我上升为兼能涂涂抹抹的普通人，或者算作碰巧，凤阳的文教界人士，有书信交往的竟不只一位。怨我无未雨绸缪之明，没有向他们讨县的地图。现在拿起笔，想写在干校所见与地貌有关的情况，就不得不安于差不多主义。幸而关系不大，确切与否就不深究了。地的种种，有大小远近之别，以先远后近、先大后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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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说，用家门北京的眼看，凤阳在其南路东千四五百里。北京是海拔不高的平原，凤阳则是丘陵地带，所以风多，大到七八级的也不罕见。地瘠民贫，常说“凤阳花鼓”，推想，至少是起初，是出外讨饭时唱的。因为民贫，住房很简陋，都是土坯墙，上盖茅草。这样的房面对大风，自然就常不免于有“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灾难。总之是个苦地方，就是与我们家乡，北方的普通农村相比，也可以说是得天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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