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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南徙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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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1931年暑后到北京上学，以各种因缘，“心情上”竟觉得这住得不很久的古城是个定居之地。然后，以这种心情为依据，1935年暑后到1936年暑前往天津，1936年暑后到1937年暑前往保定，1945年夏往上海，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飘泊之感。1937年七七事变，形势成为欲飘泊而不得，之后就，说安居也好，说困守也好，一直住在这个古城之内，如果有兴趣自我陶醉，还可以夸夸其谈，说住在风景佳丽之地，因为与名刹广化寺为邻，面对后海，朝夕可以听梵呗声，南行几十米即可近看烟波、远看西山。也商业化，打算盘，是在这个风景佳丽之地已经连续住了三十年出头。浮屠三宿桑下，尚且生恩爱，况三十年以上乎？当然舍不得离开。可是在上者只关心改造，不管在下者舍得舍不得；或者说，惟其舍不得，就更要改造。若干年来，是非是决定于权力大小的，在上者有权有力，说到干校改造必要，在下者就只能在讨论会上说“是是是”之后，回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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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麻烦不少，总的说，是多带东西，累赘，少带东西，怕用而未备。推想俞平伯先生和金禹民先生是宁偏于多带的，因为物之外还带了夫人。我单身前往，带物的原则是“允执厥中”。但就是这样，损之又损，也是装捆之后，大大小小好几件。箱子和被卷是大件，8月5日起程，已于3日送到社里，统一运。其余零零碎碎，出发之前，孩子帮助收拾，计又集为三件，手提包，网兜，书包。东西不少，看着也心烦，不由得因感慨而想入非非。先想到比丘的云游，规定或习惯，是三衣一钵，我则大大小小，总不少于百八十种吧，真是惭愧。接着由出世间回到世间，想到唐朝陆象先的名言：“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庸人扰之，又岂止干校，扩而大之，至于“文化大革命”又何独不然？还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只说干校，一阵风，都下去了，像是热气冲天，又一个百年大计，事实呢，只是两三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限，都无声无息地扔了。说是庸人自扰吗？至少前一半不对，因为如果是庸（用平常义）人，他就不能不负胡来的法律责任，早就走入牢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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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少想入非非，说离家往干校。入8月，1日、2日、3日，很快到了5日，黎明即起，不洒扫庭除而收拾行装。记得是十时半起身，不言而与妻及住房作别。走出大门口，见同院不少人相送，面容都客气而带些无可奈何。这也是一种“得意忘言”，意是“不得已，只好去受，何时能回来呢？当然谁也不知道”。想不到这忘言的意竟成为预兆，是百日之后，又一个形势所迫，不得不扔掉这住了三十年以上的住房，我一年之后回北京探亲，下火车走向家门，那门已经不是这一个。话归本题，是在京的两个女儿送往火车站，汇入昔为同事今为校友的人群，登中午略过开往福州的列车南行。次日侵晨到蚌埠，下车，改乘卡车东南行，约行几十里到凤阳（府城）干校总部。像是在南门外，原是个监狱，据说不久前王耀武等人还关押在那里。因为再前行再过午，闲时利用，还到已无城的城内鼓楼一带看看，也许受心情的影响吧，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午饭之后，乘卡车再东南行，约一个小时到了目的地。路上几乎无可看，大概在总铺左近，向右手看有个大水塘，惜已忘其名，面积大，水多，略可以显示南地的气象。教育部由部长起都上干校，校址总而言之是凤阳。何以选此地？因为“十年倒有九年荒”，不能“赏心乐事”。部下属有各司，有直属单位的出版社，都从戎，就不得不学军，分为排、连等。总部是否名为营、旅之类，不知道；分为排、连，劳动地点是如何安排的，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原因的多半是没有兴趣问这些；少半是不敢问，因为问编制，问地点，可能被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所知限于切身的，出版社改牌号为干校的七连，可见其前还有六个连。七连的劳动地点名三合输，比喻为吾乡之村，其上为镇，在北面三四里，名黄泥铺。三合输像是没有村庄，茅草房、葡萄园等都属于凤阳园艺队的二队。房屋，田园，都少生气，可见原来就经营得不怎么样。但究竟是他们的产业或事业，以何条件让给教育部干校，我也不知道。总之是有这么个简陋的底子，初来，热气还没降温，就会幻想一霎时守成，转眼就会大发展，平地起楼台，贫瘠的田园变成亩产若干万斤。暂且说守成，我们都挤进茅草房，我那一间住四个人，都是语文室的。床是由北京运来的，床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安置箱子等什物。床上立即支起蚊帐，因为一到黄昏，蚊子就塞满空气。园艺队留有水井，卡车带来粮食，总之可以度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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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这既不是易地安居，更不是如若干年后，以学习、开会等之名行旅游之实，而是改造，就是变斯文扫地等的严厉为更加严厉。利用数十年之经验，由“组织”做起。“军”在各行各业中最严，学军。全出版社算作一连，排行第七。连当然有连长，可惜天高皇帝远，我竟忘了是哪一位。连之下为排，我分入一排，排长为姜君，是借了主持批斗我几次的光，我还记得他。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俟另篇详记）。写至此，忽然想到各种作文教程所说，感到题目的“从戎”不对了，因为戎马生涯，将校对于兵士，要关心，甚至身先，而我之所受，分明不异于罪犯。罪犯能从戎吗？显然不能。如此，求名实相副，就应该称为“充军”。但改题，又一劳动也，还是凑合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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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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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老习惯，到个新地方，总愿意先看看当地的地图，以便低要求，知道落脚之地及其周围是什么情况，高要求，有什么名胜，可以安排时间去看看。可惜到这个新地方凤阳，身份是待改造的准罪犯，当然不敢找地图，也许竟没有全县的详图。二十年之后，我上升为兼能涂涂抹抹的普通人，或者算作碰巧，凤阳的文教界人士，有书信交往的竟不只一位。怨我无未雨绸缪之明，没有向他们讨县的地图。现在拿起笔，想写在干校所见与地貌有关的情况，就不得不安于差不多主义。幸而关系不大，确切与否就不深究了。地的种种，有大小远近之别，以先远后近、先大后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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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说，用家门北京的眼看，凤阳在其南路东千四五百里。北京是海拔不高的平原，凤阳则是丘陵地带，所以风多，大到七八级的也不罕见。地瘠民贫，常说“凤阳花鼓”，推想，至少是起初，是出外讨饭时唱的。因为民贫，住房很简陋，都是土坯墙，上盖茅草。这样的房面对大风，自然就常不免于有“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灾难。总之是个苦地方，就是与我们家乡，北方的普通农村相比，也可以说是得天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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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顾历史，也不少值得夸耀的，只举两桩。一桩远到战国，是《庄子·秋水》篇末尾说，庄子和惠子曾在濠梁之上辩论人能不能知鱼之乐的问题，这濠水在钟离郡，即后来的凤阳县。《庄子》“寓言十九”，这二位是不是真到过濠梁之上呢？可是成玄英疏还进一步，说“有庄子墓在焉”。我的想法，这类传说纵使查无实据，终归与假药不同，因为轻信也无害，所以就无妨信以为真，发点思古之幽情。听说濠水在临淮关（在县之东部），主观愿望，真想去看看。这想法显然不利于改造，也就只能埋葬在心里。且说藏于心，十年之后还冒出来一次，是七十年代末，有闲，附庸风雅，诌《古稀四首》，第一首颈联云：“辇毂风高怀砚老，濠梁梦断看鱼归。”其实是既未脚踏濠梁，更未见“鯈鱼出游从容”，只是表示曾到凤阳，并得放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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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桩是这个穷苦地方竟出了个皇帝，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他诞生之地在哪里，没听说过。可见的遗迹，最早的是他出家的皇觉寺，在府城东北不远，已改名为龙兴寺。记得是9月初，全连乘卡车到校总部去听录音，借中午休息之暇去看了一下。像是未遭捣毁之劫，不只有山门、钟楼、大殿，还有个牌坊。外院已利用为工地，好多妇女正在那里劳动。这位皇帝，因为是开国的，就出身不高，推想出家是由于走投无路，混碗饭吃。及至做了皇帝，有了饭吃，就不再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去修宫室、制礼乐了。修宫室是统一天下、定都之后的事，这位皇帝在定都的大事上还发过奇想，是足不出户而能统治天下，即想建都于出生地凤阳。皇帝，位、权、力都至上，说了算，于是，凤阳高升为中都，筑城，建宫殿。其后又变了主意，定都南京，这中都就半途而废。但就这半途也留下一些遗迹。我看见，是由于受命乘卡车到那里运砖。这个砖城在府城西北不远，占地不很大，墙却高而厚。砖很大，一块重五十斤，上面大多有字，是江西等地造的。我们去运砖，是先拆城墙后装车。记得总是拆近东北角的北面。城里都是空地，靠南部中间有大殿的遗址，还可以拾到残破的琉璃瓦片。我忙里偷闲，曾到城的南门看看，门洞高大，竟多到五个。门洞内的墙基石向外一面都有雕花，可见是当作都城建造的。都城有始无终，但既已有始，在明朝如何利用呢？忽然想到，明朝宗室犯罪，常发配凤阳禁闭于高墙之内，所谓高墙是否就指这个城？如果竟是这样，则这个小城之内，残砖剩瓦之间，也会有不少血泪吧？中都遗迹之外，还有个皇陵，在城南二十里。葬的是朱元璋的父母，有不少人去看了，说规模不小，有石人石马，大多被“大革命”革得倒地或身首异处。因为距离远，难得忙里偷闲，我未能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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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乘卡车运物，曾南行数十里，到红心铺一次。据说已经出凤阳县界，入定远县境。“铺”的本义是驿站，可见昔年都在交通干线上。红心铺的规模像是还超过总铺，记得逛商店，我还买了一条线织的腰带。定远县，我熟悉其名，是因为京剧有个重老生唱工的剧目名《奇冤报》或《乌盆记》，事情就是在定远县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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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可以重点说“铺”，有总铺和黄泥铺。由驻地三合输西北行往凤阳，三里过黄泥铺，二十里过总铺。就级别说，总铺高一级，占地大，商店多些。单说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家里寄来包裹，要到总铺邮局去取，寄也同样。你讲究，想全身去污，也要到总铺，因为那里有浴室，黄泥铺没有。幸而在这件事上我有大智慧，是入夜上床之前，用温湿毛巾由全身皮肤过一遍，必取得“苟日新，日日新”的善果，就可以避免往返奔波四十里。但有取或寄包裹之事，就欲省力而不可得了。记得至少去过两三次，当然只能步行，总铺无可恋，路上无可看，甚至二十余年之后的现在，对不起，一定要用情语作结，也只能写四个大字，曰“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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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近邻也就关系最密切的黄泥铺，我们经常去，次数多少也就说不清了。往黄泥铺，性质可以用晋惠帝的分类法，大别为公私两类：公是奉命用手推车到那里拉点什么，一般是两个人去；私是休假的时候（或半天或整天）到那里办点私事，如发信、买点零碎用物之类，可以独来独往，但以结伴时为多。办私事，除了出入商店的自由之外，还可以兼享游历的自由。就是用于推车拉物，路上也可以望远看近，谈几句闲话，得有如住牢房放风片时之乐。所以住干校近两年，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说也有一点点乐的成分，那就只能抬出黄泥铺，恭而维之。但恭维，举事例也难。只是一条不长的街，两旁的房子平常而近于破。商店不多，店内货物贫乏；尤其所谓“饭店”（像是只有一家），饭菜贫乏之外还要加上劣，所以也就没尝过。街北端有厕所，邻近两个，以柴草为墙，门外不标男女，有一次，我不得不入内，出来，不远处有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走错了，态度温和，未疑为流氓，学习灶王老爷，“上天言好事”，恭维黄泥铺，不当忘了这一件，——也许竟举不出第二件。不过仍可以因事见理，是大苦也不无优点，此优点为，连小苦也成为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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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说与人关系更近的一种地貌，平民的住房。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条件不能钢筋水泥，只好这样，不奇怪；奇怪的是窗过小，只是方一尺多的小方洞。室内自然无光，妇女做针线活都是坐在门外。何以要这样呢？没问过当地人，所以至今还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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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劳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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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只转不过来。恕我也来一次个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书，深知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等，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别人也能活，又离不开对错、是非等的分辨，怎么办？办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别人的理性；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面可以存疑，行方面可以从多数。总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现为思想活动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办法则正好相反，是对错、是非等由至上的一个人定，推测其下的千千万万人都未能“正确”，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没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种非己心之所生的，单说求对错、是非之类，走这种定于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对错和是非，可能吗？二，有没有错误的危险？理和事都可以证明，是很难求得对和是，却非常容易错。因此我有时想，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显然，这只是空想，因为强迫改造与接受改造的分别，其来源是权和力的有无，在这种地方，无理可讲，你无权无力，就只能听命，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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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南行入干校，情况正是这样，讲理，我不信别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权利，甚至资格；但事实是不许讲理，如何做由权和力决定，我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严格说，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劳动。说起劳动，想再妄言几句。用劳动办法以求改造思想，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是“日光之下”的新事。早的儒家，对己，说“学而时习之”，对人，说“教之”，推想仍是以读书为主。次早的佛家，态度就更加明朗，如天台宗，修止观，禅宗，参话头，都要静，一般是坐在蒲团上想，不是斯文扫地或上山采石。干校不用古法，自创新法，我颇疑乃受启发于某洋鬼子（惜我忘其名），记得他曾说：“求人从速屈服，与其给他幸福，无宁给他痛苦。”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这诺，有多少是从改造思想的成效来，有多少是从“给他痛苦”的成效来，自然只有天知道，但想想，只求个不完全糊里糊涂，总是应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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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后话，至于在当时，就只能看脸色，听命令，以求保持这“天命之谓性”，能活下去。命令是干这个干那个，即多种劳动。以下先泛论劳动。几百人，到这略优于不毛之地的处所来，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动，大事，要实现“小楼连苑”，亩产万斤，人人脑筋变红，住在《阿弥陀经》式的极乐世界，这样的幻想，当然就不得不动手动脚，即所谓建设。建设就不能不劳动，还要大规模的，如斯文扫地之类就排不上号。正面说，劳动可分为三大类，基建、农业和后勤。基建，即建筑砖墙瓦顶的住房（包括猪的住房），以及挖沟渠、修路等都是。农业，原有些葡萄园，要扩大，品种兼南北，如既种冬小麦，又种水稻。后勤更杂，吃的用的，都要运来，以及生米做成熟饭之类皆是也。种类杂，劳动就不能不多而且重，以下择与自己有关的说说。两种写法。一种最理想，用旧语说是流水账式，用新语说是录像式，称为最理想，是因为其成就会超过小说家描画的《黑奴吁天录》。但任何理想都会有不实际的一面，这样的流水账，即使没有“疏而不漏”的困难，写成，必没有人有耐心看。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写法，触及一点点在心中有较明晰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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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最明晰的是“重”劳动，有的重到几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尽全力挣扎，结果就带来大苦。这一大宗是参加基建，充当小工。当小工，推想原因是：一，自己没有砌墙之类的技术；二，工有高低，自己是下等人，只能干伺候大工的活。但小和低与活的轻重没有必然联系，正面说，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运砖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带来苦。还有心情的不以为然，是推想，甚至确知，近观，必不能“小楼连苑”（因质量不佳），远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为前车，也许不很久就降了温，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维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为然要装作以为然，也带来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劳动还很多，只说两种。一种是初夏的收麦，记得三时起床，劳动至六时吃早饭，管饱，有一天曾计数，是未费力就吃了九两（粮票）。再一种是乘卡车往大红山，先采后装运建筑用的石块。登山，找、凿、集近于立方的石块，不容易；有的块头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车上也不容易。这个采石运石的劳动，我参加的次数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现在回顾还不免于有些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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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活同样重或稍轻，可是脏，受命去干，还会有劳之外的苦。举两种为例。一种是长时间的，积肥。记得干过不少天，是把猪圈里混合尿的粪先淘到圈外，然后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两个人，另一个经常是吴伯箫。吴是由延安经过东北来的文人干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领导语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经印过文集，记得所写《记一辆纺车》还入了语文课本。他位高，并有名，可是干校的熔炉有优越性，优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灭了阶级，即如他和我到积肥之场就平了等。他身体不坏，且有飞将军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抢先干。我们还忙里偷闲，或苦中作乐，谈些有关旧事的闲话，如他比我早来北京两三年，上师范大学，曾听辜鸿铭的讲演，就是一同淘粪时告诉我的。再说一种是卸石灰车，只是不定时的片时的劳动，这片时还可能是入夜上床之后。不管何时，都要接到命令就出动，到车上或在车下，把车上的石灰请到地上。石灰大部分是粉末，干而轻，一动就飞扬，其中不少就落在身上，钻入鼻孔，总之，卸完，人就成为白雪公主。所以事过二十余年，如果有人一定要问，多种劳动，我最怕的是哪一种，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最怕的是卸石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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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活，不重，却感到很难做，是下稻田插秧。我生于北方农村，出外上学之前，曾参加多种农业劳动，因为未成年，都是辅助性的。北方没有水田，不种稻，也就没插过秧。不会，又因为年及耳顺，笨手笨脚，所以虽用不着大力而感到很费力。还要加一怕，是听说水里有水蛭（俗名马鳖），会钻到肉里吸血。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如果发现已经钻进去，千万不要往外揪，那会揪断，就糟了，要用手掌用力拍打，促使它收缩，就会出来。因为有此一怕，前行几步就要看看腿部，插就更加跟不上年轻人。幸而我老了，也许连血都味不美了吧，插秧几次，下水，水蛭并没有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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