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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劳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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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说说,还乡时期,劳动方面的情况。劳动指生产劳动,在农村,即农业劳动,起火做饭之类不与焉。人有了生命,要求能活,而天上不会落下馅饼来,所以不得不从事多种劳动。一个人的所能有限,不能、也不宜于把多种劳动包下来,所以要分工。工有多种,有没有高下之分?难言也。爱因斯坦坐在屋里写相对论,邻居二大妈站在院里喂鸡,由都需要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转为别的角度,如难易、文化的积累、社会效益等等,二大妈的劳动像是又不得不屈居下位了。由此我们会想到,天之生材不齐,只有“都要能活”不许打折扣,其他都可以灵活。分工是灵活;没有工作能力(老弱病残),可以不劳而食,同样是灵活。但总的原则应该是,人人要尽己力之所能,劳动。违反此原则,如旧时代,有些人不劳动,反而多享受,不合情理;新时代,分配王力去看楼门,朱光潜去打扫厕所,也是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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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相比,我是无能之辈;但也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做,不过已被判定为有罪兼无用,并逐出都门,也就真成为无用了。无用碰到无业还会产生缠夹,因为照新时代的规定,有业而无用或不用,可以依法休息(普通曰退休,高级曰离休),也就不再有劳动的义务。退职成为无业,没有依法休息的权利,而投笔归田,要在生产队之内分农产品,不劳动,不就成为不劳而食了吗?稍可自慰的是已经年过六十,颜不红而发白,守亚圣之训,“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就可以安于不劳而食了吧?可是说起亚圣,乃孔老二之徒,其师已下降为老二,其徒的话还能算数吗?所以要薄古而厚今,看看现在是如何规定的。不幸是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农民依祖传,我行我素,也必是不管规定不规定。所以结果就只能走道家的路,少思,听着。也许是借了旧家的余荫吧,我走入斗室,忙我自己的事,各级有权者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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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还是从事过一些劳动,以何因缘呢?先说第一种,拾粪积肥。是还乡之后不久,我到村西南五里侯庄子三表妹(张庄马表弟的胞妹)家去串门,表妹夫沈如栋跟我说,我无事,常到野外走走,这样空身不好,因为农村没有这样的,觉得奇怪,就更注意看。不如买个粪筐(我们家乡名粪箕子,树条编,直径尺余,不高,一面有梁,可置肩上)背着,不论走到哪里,就没人注意了。路上碰见粪,愿意拾就拾,交生产队,也算有点贡献。我觉得他这主意不坏,主要是可以助长我各处走走的自由,就在下一个集日,到镇上买一个。还要配个粪叉,乡邻帮忙,一家出个铁叉,另一家出个木柄,安上,就胜利完成。此后,因为第一次下去,准备不够,诸多不便,还不能如以后,也读也写,屋里面壁难忍,就与这新交的朋友(粪筐)结伴,为逍遥之游。我守本分,见到路旁之粪,不是愿意拾就拾,而是必拾,所以有时机会好,就会拾满筐。满筐,是生产队的所得。我的所得更多。如阮步兵之乘车漫游,获得精神的放,纵使是短时的,一也。二是可以遐想开天旧事,比如走到药王庙之前,就可以想到半个世纪之前,晚上听刘阶明老师讲《孟子》,夜里睡在观音大士旁的情况。走到镇南的中学门口,所想会更多,因为那里原是南大寺,我幼年还见过残破的大雄宝殿。于今是书声琅琅了,有一次如做南柯之梦,忽然发奇想,心里说,如果废物利用,我走上讲台,也许还能讲几句吧?神飞至此,收视反听,瞥见身边的朋友,不禁破颜为笑,继续前行。行,有时还会走进柴门,那就会取得物质的享受。这是指顺便串亲,或东南行三里,到李各庄南院大堂妹家,或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沈如栋家,或西行三里,到张庄马表弟家。显然,无论走入哪一家,就都可以吃自己不动手之饭,并佐以无名但也有酒味之酒。提起张庄,还要说一家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的堂弟妇的胞弟,也姓马,他的夫人李氏。她是我们村西十二里迤寺村的人,我的最小的姑母嫁迤寺村李家,这位李氏就是李家的姑娘,所以同我就成了双层亲戚。她住在张庄西口内(马表弟住在东口内),西口外是南通天津的公路,我拾粪如西行,经常走到公路而后返,所以在她的家门以外也不断遇见她。从农村习惯,见面不过寒暄一两句。可是她的风度使我难忘,年已半百,面容还是那样粉白,就是在都市也罕见。更罕见的是面上总是堆满温婉的微笑,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发自内心。也许多年以来,我面对的冷酷太多了吧,见到她,借用文言滥调,真是百感交集。感,而且是百,难写,想只抓一个我认为特大的,是翻某外国小说中的名言“人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之版,说并坚信“世间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这话貌似骑墙,实质则千真万确,盖举证,前半过于容易,后半呢,我想,有李氏一个人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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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种正牌的。记得是第三次回去,1972年10月,秋收的时候一天晚上,生产队的负责人光临我的斗室,说“决定”我也应该参加劳动。只说决定,没有说什么人决定,听口气,这主意不是他想的,是由上边(支部或大队)来的。积多年之经验,三十六计,顺从为上计,于是问干什么活,他说:“到场上随便干点什么吧。”用不着费乾嘉学派那样大的力,我就能考出这股风是哪里起的。是远在此之前,确切时间不记得了,有个同我家关系深的人告诉我,我刚下来的时候,有那么一家人,在什么场合,说我被赶还乡,是敌我关系,应该照敌人对待。意见可能反映到上边,上边什么人说,干校送来,说没有帽子,不是敌我矛盾,这个风波才暗暗过去。但有的人,无位而性同有位之人,言出而法未随,心里存有不平之气,憋得慌,于是换个角度,或说退一步,想再找个碴口,举戈一击,出出气。于是或费力或未费力,找到个理由,是既然分劳动果实,就应该参加劳动。这是群众有意见,主其事者就要考虑,然后处理。再说这主其事者,多年与我家感情不坏,且有亲戚关系,所以执行,就明,公事公办,暗,多方关照。记得第一次上场,是分配轧场,只是站在场中心,拉着牵驴的缰绳,看着驴转圈。分配的活干完,问还干什么,常常是说:“没什么活了,回去吧。”这样断断续续,也许有十天八天吧,原来有不平之气的气放出来,热变冷,主其事者干脆下令说:“以后不要来了。”这个小波澜又平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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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劳动果实,情况也要说一下。分是公,因为照规定,我不再有都市发的粮票等各种票,还要活,就不得不靠农村所能得的多种生活资料,由粮棉等直到柴草。但世间是复杂的,古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虽只有两足,但未死,也就还有些不僵的条件。可以由总账方面看,由1971年5月起,我户口还乡,到1979年2月户口回京,名,我下去差不多八年,实则只是住一年多一点,而食品,如米面等,有些还是由外面带回去的,可见这劳动果实,分不分,与我关系不大。但人性论,最不能忍的是受到轻视,所以依世故,通知分,比如白薯,要到产地去拿,也立即出发,并表示欣欣然。分得的东西很杂,其中有北京家里视为珍贵的,如棉花(质量好)、芝麻(难买到),就带回北京,其余如各种粮,吃一些,剩下的送与相熟而且需要的。再有,八年,我有四年没回去,或回去,而分物时不在,如何处理?正如生产队主事人的老伴所常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去了”,大概都没有把我看作归化之民,我那斗室无人,就是看到名单上有名字,也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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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1972年4月第二次下去起,“惯了一样”的道加改用煤油炉的术,生活变很难为较易,于是未很饱暖而也生闲事,旧病复发,又几乎不自觉地与文字亲近起来。粗分是两类,读(读带来的书)和写;细分,写又可以分作两类,临碑帖和诌文;诌文还可以再分,是写文章和写诗词。这样,闲人成为忙人,野外为逍遥之游的兴致逐渐下降,我按规定应该劳而食,就成为不劳而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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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哪)复计东西。”我不是鸿,望“不计东西”之道而未之见,就是对于昔日的被动下乡,有时想到也不免于怀念。怀念,人之外还有物,其中应推居首位的是那个粪筐,是它,曾伴我为汗漫之游,曾伴我走入柴门,曾伴我看到想看到之人。1975年9月我离开家乡的斗室,次年未回去,想不到7月下旬地震,这斗室就变为一片瓦砾,推想这粪筐也就随着遇难了吧。“真的”自然灾害,人力不能左右之;只是可惜,我没有预见之明,不曾烦个什么人,为它(最好是与我形影不离之时)留个倩影,与我的余生相伴。这惋惜的心情还引来个小牢骚,是我想留影的时候,身边不见照相机,不想留影的时候,身边却有照相机,有时还不只一个。常态,被请喝高级酒吃大菜的经常是脑满肠肥的,人情冷暖,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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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消长日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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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意很明显,是想说说,孤身在家乡,日子是怎么过的,度炎夏是长日,度严冬是短日。也不少在室外,游(开始多,后来少),串亲,串门,赶集买物,挑水、分物、碾米、磨面之类皆是也。这篇想着重说在斗室之内,由黎明即起到乙夜上床,都干些什么。上一篇说到分工,那是泛论,泛论笔下就多有自由,比如由大社会缩到庭院深深,就可以说,在这小范围之内也有分工,又比如只有才子和佳人两位,则起床之后,宜于才子往园内浇花,佳人在室中烧饭,吃完,才子或读《瀛奎律髓》,或哼平平仄仄平,佳人则取出丝线绣花。——真旧脑筋!谈男女分工也是沈复、陈芸式的。其实维新也不难,那就改为说才子去拿汽车钥匙,佳人去换高跟鞋,然后……还是少费周折吧,事不同而理同,赶紧把离题的话收回,换为说我的斗室,如果消长日短日的还有孩子他妈,即有人主中馈,我就可以不管每日的三餐。事实是孩子他妈远在北京,每日三餐则一顿不能少,我度家乡之日,起火做饭,而且是三次,就成为费力大、耗时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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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事,经验也是宝贵的,第一次下去,寄希望于柴灶,失败了。我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身份,不以承认失败为耻,第二次下去,也因为得女儿的帮助,决定升柴灶之级为古董,陈列而不用,改为靠二煤,煤油炉(日日用)和煤球炉(间或用)。煤油,镇上不难买,耗量像是也不大。煤球,第一次下去带来不少,记得生产队还发过,不常烧,也没问题。一个小问题是不免有些烟气,窗开一些,壁上不悬书画,也就无所谓。总之,由第二次下去起,起火做饭,物方面的条件可说是颇过得去。还有技术方面的条件,予岂好吹哉!是多年以来,自信做家常饭家常菜,在外行的人群里,如果考试,我必可以名次靠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吹大一些,是降为臭老九之后,有时真就悔恨当初择术不慎,不拿炒勺而拿笔,如果反其道而行,推想评为特级厨师可不成问题,那就工资可以超过现在十倍八倍吧?实际主义,悔无用,还是说居乡的每日三餐,虽然做感到麻烦,吃则总是心情愉快的。三餐,费的时间不同,早晨少,主要是煮个鸡蛋;晚饭其次,常常是煮粥或吃中午剩的;中午要大举,不能烙饼,吃面食则经常是面条,如果吃米,则用我们家乡的旧法焖,味道远远胜过蒸的。只是有一样没学会(半由于无耐心),切肉,所以要麻烦小学同学王树棠兄,他住镇上,买之后还要代为切成合用的块块。总之,改吹为实事求是,适应人力和物力的条件,我不能吃过于费事的,因而桌面之上,就不免于有“食无鱼”之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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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有云,“食无求饱”,我无此大志,求饱,就真饱了。饱之后,依又一圣(老子)之训,是要“虚其心”。在乡村,这不难,是到村口的树阴下或草垛前,加入男老朽之群,吸旱烟,听传闻。可惜我先天,没有这样厚的资质,后天,没有这样高的修养,“实其腹”之后苦于不能虚其心。如果人世间容许所谓思想改造,我的这种思想确是应该改造。可是哪里去改而造之呢?显然,干校必不成,如果可能,要请老子骑青牛回来,择个无现代交往工具的地方,办“道德经五千言学习班”。这不可能;还有,至少在这种地方我大有自知之明,是如上干校,如果必须经过考试(戒妄语)方能毕业,我是终此生也不能毕业的。人生于世,心眼儿不当过死,所以我只得辞别老子,回到儒家之门,信受并奉行“率性之谓道”,坐斗室,干自己想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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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进一步温习书法。具体的行动是用废报纸练习毛笔字,而称为“进一步”,称为“温习”,就还要解释几句。上大学时期,我无故“乱翻书”,也涉览过有关书法的书,包括讲书法理论的和碑帖。熟悉产生感情,就说够不上迷,总是很喜欢。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是书迹,有好坏,法书,有真伪,如何分辨?更深一层,分辨的标准是什么?换个说法,比如面对一幅字,大名家的,心中赞赏,嘴里连声说好,有人问何以这样就好,如何答复呢?我无大网而想捕大鱼,于是就多看,多思,间或也问,以期得到印证。费力不少,所得呢,也许如盲者之于日,多方推想而不能见其真。我常常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求洞悉书法的奥秘,应该自己也写,即使有进益不容易,能够知道甘苦,也有好处吧?确信有好处,可是知之而未能行。原因,其小者是多年忙忙碌碌,身心都不闲;更主要的是天生左撇子,右手做什么,既无力又别扭,难得培养执笔的兴趣。而下乡就送来机会,人报废,报纸也是废,只要带几种碑帖,就正好补课。这一回是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知之后即行。大概是由楷入手吧,记得曾用若干日,临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语云,习惯成自然,这在废报纸上涂涂抹抹,回京后也没有放弃,那里住的时间长,碑帖种类多,“入虎穴”也就深一些。只是惭愧,在这方面既无才力又没有悟力,费的笔墨不算很少,而成就则等于零。如果一定要说两句好听的,即举所得,那就可以拼凑,一,对于所谓“筋骨”有进一步的体会;二,承上海张伪之兄不弃,为刻个大型印章,文来自《史记·项羽本纪》,断章取义,曰“学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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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种,是读书。不是读红宝书,是读杂书。正如前面所常说,我同于一切书呆子,早已养成读书之瘾,在干校,冒批斗之险,尚且偷偷吟诵“闻道长安似弈棋”之类,况在家乡斗室,无人窥视然后小汇报乎?困难是来往带东西都要背负,不能过重。只好精打细算,带需要精读并可以反复读的。记得曾带《史记》《水经注》《唐诗别裁集》《清绮轩词选》等。在乡居,还不只一次往天津亲友家看看,倪守正表弟家有些书,韩文佑兄家书更多,也就可以借一些来作为补充。就是靠这些书,断断续续一年多,我坐斗室,就可以不面壁而面对古贤哲,暂时把那些不值得见之闻之的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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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一种,是写。如读,也是早已成为瘾,“情动于中”或思动于中,就想定形于纸面,如可能,就灾梨枣,送到有缘的人面前,请他或她看看。用道家的眼看,这更不足为训,《庄子·列御寇》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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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往)天(自然大化)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世间琐事)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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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走道家(理想,实际是他们也著述)的路,不是“道不同”,是因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四十而不惑”以后,情动于中或思动于中不少,不拿笔,不是学有进益,改为知而不言,而是为避祸。但我自知,本性或说旧习并未变,五十年代,忙里偷闲,确知必不能问世,还是写了《顺生论》第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之风起时烧掉,重写本有补充),其铁证也。干校结业,生活变为有时“独”坐斗室,古人说要慎独,推想危险之一就是容易旧病复发吧,我果然就旧病复发了,饭后,读之后,很想写点什么。知道必不能发表,仍未泄气,而是学太史公的“藏之名山”,决定藏之破书包里。写什么呢?由“藏”字想到可以远,甚至无妨深而成系统,于是思路只是一跳就落在已经火化一次的《顺生论》第一部分上。决定之后,有旧病为动力,就断断续续写。第一分题目不多,每篇字数也比较少,下去几次,居然就又写成了。“文章是自己的好”,至少是敝帚自珍,文稿都带回,藏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以为不会有问世的机会,想不到还会等来改革开放,于是如官员之起复,到九十年代初,这些文篇被请出来,略补充调整,就成为拙作《顺生论》的第一部分。此外,记得还写了《怀南星》,也是放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这一篇起复早,是八十年代后期,《负暄琐话》出版之后,继续写忆旧的小文,找出它来,前后加点新的,改题目为《诗人南星》,收在《负暄续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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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还有文以外的,是诗词。我束发受书,推想很早就接触过诗词。多读是上大学之后,而且听过黄节、俞平伯等讲诗词。我天机浅,常常未免有情,诗词是抒情的,当然就会喜欢诗词。不只喜欢,还利用,比如有时也有什么什么所遇,生“目送芳尘去”的怅惘,就默诵“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求有所“化”。用,感激,或说爱。但不作。是畏难吗?像是又不尽然。不刨根也好,反正没作过,或几乎没作过。没想到乡居时期来了作的机会。机会有外因,是几位喜作诗词的旧同事,晋南孙玄常,苏州王芝九,南京郭翼舟,常常寄来新作,见新作,依礼要和,甚至促成技痒。还有内因,是虽然饭后也读也写,终归仍是不少余闲。于是也就试着作诗填词。说来奇怪,是其时还颇有诗兴,尤其1975年,有时一日之所成还不只一首。生产多,难免有随缘充数的,比如曾作《乡居二首》寄孙玄翁,他还是画家,就为其中“小院无人独掩扉”一句补图,画作“山居高隐”的样子,我将错就错,还写了这样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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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封(酒名)漉毕着陶巾,小径花飞几度春。欲乞烟云长供养,故山犹有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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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就成为《画梦录》,与实况无关了。当然,也有与实况符合的,比如1975年8月1日,我又想到久别的远人,一阵怅惘,于次日填了一首《诉衷情》,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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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无赖逐杨花,扑地入谁家?疏帘不掩幽思(读去声),和泪到天涯。多少恨,碧窗纱,凤钗斜。誓言流水,望断长安,负了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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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还会有这样的思情,过于反常了吧?至于我自己,就还是珍视这一点点鸿爪,因为它可以说明,就是受这样多的折磨,我的心仍旧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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