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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劳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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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说说，还乡时期，劳动方面的情况。劳动指生产劳动，在农村，即农业劳动，起火做饭之类不与焉。人有了生命，要求能活，而天上不会落下馅饼来，所以不得不从事多种劳动。一个人的所能有限，不能、也不宜于把多种劳动包下来，所以要分工。工有多种，有没有高下之分？难言也。爱因斯坦坐在屋里写相对论，邻居二大妈站在院里喂鸡，由都需要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转为别的角度，如难易、文化的积累、社会效益等等，二大妈的劳动像是又不得不屈居下位了。由此我们会想到，天之生材不齐，只有“都要能活”不许打折扣，其他都可以灵活。分工是灵活；没有工作能力（老弱病残），可以不劳而食，同样是灵活。但总的原则应该是，人人要尽己力之所能，劳动。违反此原则，如旧时代，有些人不劳动，反而多享受，不合情理；新时代，分配王力去看楼门，朱光潜去打扫厕所，也是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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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相比，我是无能之辈；但也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做，不过已被判定为有罪兼无用，并逐出都门，也就真成为无用了。无用碰到无业还会产生缠夹，因为照新时代的规定，有业而无用或不用，可以依法休息（普通曰退休，高级曰离休），也就不再有劳动的义务。退职成为无业，没有依法休息的权利，而投笔归田，要在生产队之内分农产品，不劳动，不就成为不劳而食了吗？稍可自慰的是已经年过六十，颜不红而发白，守亚圣之训，“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就可以安于不劳而食了吧？可是说起亚圣，乃孔老二之徒，其师已下降为老二，其徒的话还能算数吗？所以要薄古而厚今，看看现在是如何规定的。不幸是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农民依祖传，我行我素，也必是不管规定不规定。所以结果就只能走道家的路，少思，听着。也许是借了旧家的余荫吧，我走入斗室，忙我自己的事，各级有权者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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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还是从事过一些劳动，以何因缘呢？先说第一种，拾粪积肥。是还乡之后不久，我到村西南五里侯庄子三表妹（张庄马表弟的胞妹）家去串门，表妹夫沈如栋跟我说，我无事，常到野外走走，这样空身不好，因为农村没有这样的，觉得奇怪，就更注意看。不如买个粪筐（我们家乡名粪箕子，树条编，直径尺余，不高，一面有梁，可置肩上）背着，不论走到哪里，就没人注意了。路上碰见粪，愿意拾就拾，交生产队，也算有点贡献。我觉得他这主意不坏，主要是可以助长我各处走走的自由，就在下一个集日，到镇上买一个。还要配个粪叉，乡邻帮忙，一家出个铁叉，另一家出个木柄，安上，就胜利完成。此后，因为第一次下去，准备不够，诸多不便，还不能如以后，也读也写，屋里面壁难忍，就与这新交的朋友（粪筐）结伴，为逍遥之游。我守本分，见到路旁之粪，不是愿意拾就拾，而是必拾，所以有时机会好，就会拾满筐。满筐，是生产队的所得。我的所得更多。如阮步兵之乘车漫游，获得精神的放，纵使是短时的，一也。二是可以遐想开天旧事，比如走到药王庙之前，就可以想到半个世纪之前，晚上听刘阶明老师讲《孟子》，夜里睡在观音大士旁的情况。走到镇南的中学门口，所想会更多，因为那里原是南大寺，我幼年还见过残破的大雄宝殿。于今是书声琅琅了，有一次如做南柯之梦，忽然发奇想，心里说，如果废物利用，我走上讲台，也许还能讲几句吧？神飞至此，收视反听，瞥见身边的朋友，不禁破颜为笑，继续前行。行，有时还会走进柴门，那就会取得物质的享受。这是指顺便串亲，或东南行三里，到李各庄南院大堂妹家，或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沈如栋家，或西行三里，到张庄马表弟家。显然，无论走入哪一家，就都可以吃自己不动手之饭，并佐以无名但也有酒味之酒。提起张庄，还要说一家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的堂弟妇的胞弟，也姓马，他的夫人李氏。她是我们村西十二里迤寺村的人，我的最小的姑母嫁迤寺村李家，这位李氏就是李家的姑娘，所以同我就成了双层亲戚。她住在张庄西口内（马表弟住在东口内），西口外是南通天津的公路，我拾粪如西行，经常走到公路而后返，所以在她的家门以外也不断遇见她。从农村习惯，见面不过寒暄一两句。可是她的风度使我难忘，年已半百，面容还是那样粉白，就是在都市也罕见。更罕见的是面上总是堆满温婉的微笑，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发自内心。也许多年以来，我面对的冷酷太多了吧，见到她，借用文言滥调，真是百感交集。感，而且是百，难写，想只抓一个我认为特大的，是翻某外国小说中的名言“人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之版，说并坚信“世间不像你想的那样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坏”，这话貌似骑墙，实质则千真万确，盖举证，前半过于容易，后半呢，我想，有李氏一个人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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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种正牌的。记得是第三次回去，1972年10月，秋收的时候一天晚上，生产队的负责人光临我的斗室，说“决定”我也应该参加劳动。只说决定，没有说什么人决定，听口气，这主意不是他想的，是由上边（支部或大队）来的。积多年之经验，三十六计，顺从为上计，于是问干什么活，他说：“到场上随便干点什么吧。”用不着费乾嘉学派那样大的力，我就能考出这股风是哪里起的。是远在此之前，确切时间不记得了，有个同我家关系深的人告诉我，我刚下来的时候，有那么一家人，在什么场合，说我被赶还乡，是敌我关系，应该照敌人对待。意见可能反映到上边，上边什么人说，干校送来，说没有帽子，不是敌我矛盾，这个风波才暗暗过去。但有的人，无位而性同有位之人，言出而法未随，心里存有不平之气，憋得慌，于是换个角度，或说退一步，想再找个碴口，举戈一击，出出气。于是或费力或未费力，找到个理由，是既然分劳动果实，就应该参加劳动。这是群众有意见，主其事者就要考虑，然后处理。再说这主其事者，多年与我家感情不坏，且有亲戚关系，所以执行，就明，公事公办，暗，多方关照。记得第一次上场，是分配轧场，只是站在场中心，拉着牵驴的缰绳，看着驴转圈。分配的活干完，问还干什么，常常是说：“没什么活了，回去吧。”这样断断续续，也许有十天八天吧，原来有不平之气的气放出来，热变冷，主其事者干脆下令说：“以后不要来了。”这个小波澜又平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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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劳动果实，情况也要说一下。分是公，因为照规定，我不再有都市发的粮票等各种票，还要活，就不得不靠农村所能得的多种生活资料，由粮棉等直到柴草。但世间是复杂的，古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虽只有两足，但未死，也就还有些不僵的条件。可以由总账方面看，由1971年5月起，我户口还乡，到1979年2月户口回京，名，我下去差不多八年，实则只是住一年多一点，而食品，如米面等，有些还是由外面带回去的，可见这劳动果实，分不分，与我关系不大。但人性论，最不能忍的是受到轻视，所以依世故，通知分，比如白薯，要到产地去拿，也立即出发，并表示欣欣然。分得的东西很杂，其中有北京家里视为珍贵的，如棉花（质量好）、芝麻（难买到），就带回北京，其余如各种粮，吃一些，剩下的送与相熟而且需要的。再有，八年，我有四年没回去，或回去，而分物时不在，如何处理？正如生产队主事人的老伴所常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去了”，大概都没有把我看作归化之民，我那斗室无人，就是看到名单上有名字，也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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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1972年4月第二次下去起，“惯了一样”的道加改用煤油炉的术，生活变很难为较易，于是未很饱暖而也生闲事，旧病复发，又几乎不自觉地与文字亲近起来。粗分是两类，读（读带来的书）和写；细分，写又可以分作两类，临碑帖和诌文；诌文还可以再分，是写文章和写诗词。这样，闲人成为忙人，野外为逍遥之游的兴致逐渐下降，我按规定应该劳而食，就成为不劳而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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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哪）复计东西。”我不是鸿，望“不计东西”之道而未之见，就是对于昔日的被动下乡，有时想到也不免于怀念。怀念，人之外还有物，其中应推居首位的是那个粪筐，是它，曾伴我为汗漫之游，曾伴我走入柴门，曾伴我看到想看到之人。1975年9月我离开家乡的斗室，次年未回去，想不到7月下旬地震，这斗室就变为一片瓦砾，推想这粪筐也就随着遇难了吧。“真的”自然灾害，人力不能左右之；只是可惜，我没有预见之明，不曾烦个什么人，为它（最好是与我形影不离之时）留个倩影，与我的余生相伴。这惋惜的心情还引来个小牢骚，是我想留影的时候，身边不见照相机，不想留影的时候，身边却有照相机，有时还不只一个。常态，被请喝高级酒吃大菜的经常是脑满肠肥的，人情冷暖，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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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消长日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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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意很明显，是想说说，孤身在家乡，日子是怎么过的，度炎夏是长日，度严冬是短日。也不少在室外，游（开始多，后来少），串亲，串门，赶集买物，挑水、分物、碾米、磨面之类皆是也。这篇想着重说在斗室之内，由黎明即起到乙夜上床，都干些什么。上一篇说到分工，那是泛论，泛论笔下就多有自由，比如由大社会缩到庭院深深，就可以说，在这小范围之内也有分工，又比如只有才子和佳人两位，则起床之后，宜于才子往园内浇花，佳人在室中烧饭，吃完，才子或读《瀛奎律髓》，或哼平平仄仄平，佳人则取出丝线绣花。——真旧脑筋！谈男女分工也是沈复、陈芸式的。其实维新也不难，那就改为说才子去拿汽车钥匙，佳人去换高跟鞋，然后……还是少费周折吧，事不同而理同，赶紧把离题的话收回，换为说我的斗室，如果消长日短日的还有孩子他妈，即有人主中馈，我就可以不管每日的三餐。事实是孩子他妈远在北京，每日三餐则一顿不能少，我度家乡之日，起火做饭，而且是三次，就成为费力大、耗时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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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事，经验也是宝贵的，第一次下去，寄希望于柴灶，失败了。我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身份，不以承认失败为耻，第二次下去，也因为得女儿的帮助，决定升柴灶之级为古董，陈列而不用，改为靠二煤，煤油炉（日日用）和煤球炉（间或用）。煤油，镇上不难买，耗量像是也不大。煤球，第一次下去带来不少，记得生产队还发过，不常烧，也没问题。一个小问题是不免有些烟气，窗开一些，壁上不悬书画，也就无所谓。总之，由第二次下去起，起火做饭，物方面的条件可说是颇过得去。还有技术方面的条件，予岂好吹哉！是多年以来，自信做家常饭家常菜，在外行的人群里，如果考试，我必可以名次靠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吹大一些，是降为臭老九之后，有时真就悔恨当初择术不慎，不拿炒勺而拿笔，如果反其道而行，推想评为特级厨师可不成问题，那就工资可以超过现在十倍八倍吧？实际主义，悔无用，还是说居乡的每日三餐，虽然做感到麻烦，吃则总是心情愉快的。三餐，费的时间不同，早晨少，主要是煮个鸡蛋；晚饭其次，常常是煮粥或吃中午剩的；中午要大举，不能烙饼，吃面食则经常是面条，如果吃米，则用我们家乡的旧法焖，味道远远胜过蒸的。只是有一样没学会（半由于无耐心），切肉，所以要麻烦小学同学王树棠兄，他住镇上，买之后还要代为切成合用的块块。总之，改吹为实事求是，适应人力和物力的条件，我不能吃过于费事的，因而桌面之上，就不免于有“食无鱼”之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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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有云，“食无求饱”，我无此大志，求饱，就真饱了。饱之后，依又一圣（老子）之训，是要“虚其心”。在乡村，这不难，是到村口的树阴下或草垛前，加入男老朽之群，吸旱烟，听传闻。可惜我先天，没有这样厚的资质，后天，没有这样高的修养，“实其腹”之后苦于不能虚其心。如果人世间容许所谓思想改造，我的这种思想确是应该改造。可是哪里去改而造之呢？显然，干校必不成，如果可能，要请老子骑青牛回来，择个无现代交往工具的地方，办“道德经五千言学习班”。这不可能；还有，至少在这种地方我大有自知之明，是如上干校，如果必须经过考试（戒妄语）方能毕业，我是终此生也不能毕业的。人生于世，心眼儿不当过死，所以我只得辞别老子，回到儒家之门，信受并奉行“率性之谓道”，坐斗室，干自己想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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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进一步温习书法。具体的行动是用废报纸练习毛笔字，而称为“进一步”，称为“温习”，就还要解释几句。上大学时期，我无故“乱翻书”，也涉览过有关书法的书，包括讲书法理论的和碑帖。熟悉产生感情，就说够不上迷，总是很喜欢。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是书迹，有好坏，法书，有真伪，如何分辨？更深一层，分辨的标准是什么？换个说法，比如面对一幅字，大名家的，心中赞赏，嘴里连声说好，有人问何以这样就好，如何答复呢？我无大网而想捕大鱼，于是就多看，多思，间或也问，以期得到印证。费力不少，所得呢，也许如盲者之于日，多方推想而不能见其真。我常常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求洞悉书法的奥秘，应该自己也写，即使有进益不容易，能够知道甘苦，也有好处吧？确信有好处，可是知之而未能行。原因，其小者是多年忙忙碌碌，身心都不闲；更主要的是天生左撇子，右手做什么，既无力又别扭，难得培养执笔的兴趣。而下乡就送来机会，人报废，报纸也是废，只要带几种碑帖，就正好补课。这一回是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知之后即行。大概是由楷入手吧，记得曾用若干日，临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语云，习惯成自然，这在废报纸上涂涂抹抹，回京后也没有放弃，那里住的时间长，碑帖种类多，“入虎穴”也就深一些。只是惭愧，在这方面既无才力又没有悟力，费的笔墨不算很少，而成就则等于零。如果一定要说两句好听的，即举所得，那就可以拼凑，一，对于所谓“筋骨”有进一步的体会；二，承上海张伪之兄不弃，为刻个大型印章，文来自《史记·项羽本纪》，断章取义，曰“学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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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种，是读书。不是读红宝书，是读杂书。正如前面所常说，我同于一切书呆子，早已养成读书之瘾，在干校，冒批斗之险，尚且偷偷吟诵“闻道长安似弈棋”之类，况在家乡斗室，无人窥视然后小汇报乎？困难是来往带东西都要背负，不能过重。只好精打细算，带需要精读并可以反复读的。记得曾带《史记》《水经注》《唐诗别裁集》《清绮轩词选》等。在乡居，还不只一次往天津亲友家看看，倪守正表弟家有些书，韩文佑兄家书更多，也就可以借一些来作为补充。就是靠这些书，断断续续一年多，我坐斗室，就可以不面壁而面对古贤哲，暂时把那些不值得见之闻之的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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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一种，是写。如读，也是早已成为瘾，“情动于中”或思动于中，就想定形于纸面，如可能，就灾梨枣，送到有缘的人面前，请他或她看看。用道家的眼看，这更不足为训，《庄子·列御寇》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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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往）天（自然大化）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世间琐事）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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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走道家（理想，实际是他们也著述）的路，不是“道不同”，是因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四十而不惑”以后，情动于中或思动于中不少，不拿笔，不是学有进益，改为知而不言，而是为避祸。但我自知，本性或说旧习并未变，五十年代，忙里偷闲，确知必不能问世，还是写了《顺生论》第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之风起时烧掉，重写本有补充），其铁证也。干校结业，生活变为有时“独”坐斗室，古人说要慎独，推想危险之一就是容易旧病复发吧，我果然就旧病复发了，饭后，读之后，很想写点什么。知道必不能发表，仍未泄气，而是学太史公的“藏之名山”，决定藏之破书包里。写什么呢？由“藏”字想到可以远，甚至无妨深而成系统，于是思路只是一跳就落在已经火化一次的《顺生论》第一部分上。决定之后，有旧病为动力，就断断续续写。第一分题目不多，每篇字数也比较少，下去几次，居然就又写成了。“文章是自己的好”，至少是敝帚自珍，文稿都带回，藏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以为不会有问世的机会，想不到还会等来改革开放，于是如官员之起复，到九十年代初，这些文篇被请出来，略补充调整，就成为拙作《顺生论》的第一部分。此外，记得还写了《怀南星》，也是放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这一篇起复早，是八十年代后期，《负暄琐话》出版之后，继续写忆旧的小文，找出它来，前后加点新的，改题目为《诗人南星》，收在《负暄续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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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还有文以外的，是诗词。我束发受书，推想很早就接触过诗词。多读是上大学之后，而且听过黄节、俞平伯等讲诗词。我天机浅，常常未免有情，诗词是抒情的，当然就会喜欢诗词。不只喜欢，还利用，比如有时也有什么什么所遇，生“目送芳尘去”的怅惘，就默诵“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求有所“化”。用，感激，或说爱。但不作。是畏难吗？像是又不尽然。不刨根也好，反正没作过，或几乎没作过。没想到乡居时期来了作的机会。机会有外因，是几位喜作诗词的旧同事，晋南孙玄常，苏州王芝九，南京郭翼舟，常常寄来新作，见新作，依礼要和，甚至促成技痒。还有内因，是虽然饭后也读也写，终归仍是不少余闲。于是也就试着作诗填词。说来奇怪，是其时还颇有诗兴，尤其1975年，有时一日之所成还不只一首。生产多，难免有随缘充数的，比如曾作《乡居二首》寄孙玄翁，他还是画家，就为其中“小院无人独掩扉”一句补图，画作“山居高隐”的样子，我将错就错，还写了这样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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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封（酒名）漉毕着陶巾，小径花飞几度春。欲乞烟云长供养，故山犹有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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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就成为《画梦录》，与实况无关了。当然，也有与实况符合的，比如1975年8月1日，我又想到久别的远人，一阵怅惘，于次日填了一首《诉衷情》，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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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无赖逐杨花，扑地入谁家？疏帘不掩幽思（读去声），和泪到天涯。多少恨，碧窗纱，凤钗斜。誓言流水，望断长安，负了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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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还会有这样的思情，过于反常了吧？至于我自己，就还是珍视这一点点鸿爪，因为它可以说明，就是受这样多的折磨，我的心仍旧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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