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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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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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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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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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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四，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糊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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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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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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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姚文元的炮弹，接着更大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抗不了，提前走到上帝身边，旁观者都会说他可怜，替他抱屈吧？我则认为，也无妨戴上另一副眼镜看，知识分子，心同孔老夫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是已经种下可怜的种子，其后发驯服之芽，结被踢开之果，都不稀奇，也就说不上可怜不可怜。求不可怜，也不是无路可走，其上者可以学许由、段干木，其中者可以学范蠡、张良，乃不出此，而甘居下游，以至于一旦被踢开，哭诉无门，说“悔之晚矣”也就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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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是1965年近年底兴起的，也是依照惯例，作品有了问题，生产作品之人就有随着倒下去的危险。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所记，这里边还有一些曲折，是初期，有些人认为只是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可以争论，有些人看法同于姚文元，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显然，这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看法不同，如果走自由争论、畅所欲言的路，正如昔人之争辩人性是善是恶，必是一两千年也难得定论。建国以来，我们用的不是自由争论的办法，而是定于一尊，一尊说甲是而乙非，这“非”是某种性质的矛盾，一言定案，也就不会有人再说话。这次的《海瑞罢官》也是这样，拖延到1966年四五月，一尊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批判。批判某一人，是运动中的一个小节目，运动是涵盖乾坤的，所以就不能不扩张，其意若曰，有同样错误的必还有不少，也就应该都挖出来，批判而清除之。挖，循目力的本性，先看到近的，于是由吴晗而波及三家村，即又拉出邓拓和廖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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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旧知识分子，积极维新而入了党的。善有善报，成为有新观点的历史学家，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依常情，他的思想意识中会有些旧的残余，但总不会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可是来自至上的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何以处之？两难，如果承认，是早已丧失了党性，如果不承认，是抗拒，没有党性。总之，在世间已经无路可走，只得暂投佛门，往生净土了。再说三家村，我像是见过《燕山夜话》，印象如何，早不记得了。但这模糊也未尝不可以用作推理的前提，是里面不会藏有长枪短剑之类。可是成为批判的对象，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有口难分辩了。三家村的三家，我只见过邓拓，记得是在批判三家村之前不很久，地点是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宝聚斋文物店，是夏天吧，穿绸衬衫，清秀，风度是三分之一官气加三分之二名士气，店中人恭敬招待，门外有汽车等着。他是北京的显官，文物店都同他熟，因为他喜欢文物，尤其书画，常逛文物店，买了不少。说起买，我同他还有过一次未见面的接触，是有那么一天，我到隆福寺人民市场文物摊看看，熟人齐君拿一方端砚给我看，清初坑，制为行砚（薄而轻，便于携带），背后云溪外史（恽南田）题，有“伴我诗，伴我酒，伴我东西南北走，仍不嫌我丑”之句，我觉得有真的可能，问定价，说三十元，但暂不能卖，因为有人让留一留，说完，附我耳小声说：“邓拓。”也许只是过半年左右吧，三家村倒了，我曾想，这喜爱文物是否也得算右倾机会主义，因而也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到此，立刻又想到自己的蜗居里也有些书画、砚之类，就说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吧，上升为思想意识，也就不免于受批判吧？真是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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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家村，我既与他们无关系，又未参与写什么札记或夜话，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像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不然，因为运动的主旨是清除一切“错误”，而错误是没有具体内涵的，有谁敢说自己没有错误？就是有胆量说也必没有用，因为断定有没有的权力不在自己手里。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某时某地，这断定的权力是在谁手里。也就只能等待加希望，希望天降时雨，雨点不落在自己头上。等待和希望是消极的，可以不可以兼来点积极的？想想，也可以说是有，这是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便知所趋避；还有二，是顺从而退缩，以求人都看不见，像是人间不再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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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这耳听八方，就真有大收获，是近近远远，不断传来，小小大大，都有官位的人的倒地声。以近在眼前的为例，谁决定的，不知道，现象是，某一日的某时，有人走入办公室通知，几点在什么地方开会，批判某人（副社长或室主任之类）。当然要参加，如果未布置发言，就闭口，只是听。发言的都像煞有介事，举出不少言和行，然后上纲，说是反什么。受批判的人当然不敢申辩。稍后，批判升级，成为批斗，受批受斗者要大弯腰，成为喷气式，就欲申辩而不可得了。听，任务还有受教育，我惭愧，觉悟太差，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言某行竟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作用。还有甚焉者，比如某一句，同样出于某人之口，只是时间是前些日子而非今日，我们就称为指示信受奉行，何以运动一来就突变为大毒草？更不可解的是毒草竟如此之多，就社内说，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我一向认为人品不坏，言行多有原则性的，都倒了。上班，重要任务成为参加会，听批判；散会之后，要身心投入运动，编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批判或批斗的会也扩张。先扩张到直接的上级教育部，高层人物，直到部长，几乎都有错误，有就要批判，或批斗，我们直属单位的职工当然要参加，壮声势，受教育。说起声势，这是前台演的，至于心里，则是惶惑加担心。惶惑，是怎么想也不明白，高到一部之长，忽然刮来一阵风，就倒了。担心，是唯恐这飘在上空的风，一旦自空而下，自己就立即成为牛鬼蛇神。但其时风还没有自空而下，也就只好装作心情平静，紧跟形势，号召写就写，通知参加什么会就去参加。记得还参加过批斗非本单位的高层人物的会，而且不只一次。印象至今还未泯灭的有何其芳，因为是北京大学同年级同学，军训同一班的战友。都揭露了什么罪行，不记得了，只记得称名换为何其臭。还有罗瑞卿和彭真，大概是批斗彭罗陆杨的会吧，是严冬，在工人体育场，罗像是不能直立，坐在一个筐里，彭则一直是喷气式，脖子上还挂着什么，因为离得不远，清楚地看见鼻涕下垂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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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要跟着喊口号，打倒某某人云云。其实呢，由逻辑的观点看，这是多余，因为是已经倒了，才能揪到这里来批斗。所以关系重大的是倒不倒。何以会倒？推想批而斗之的那些大帽子的理由都未必是真理由，真理由可能藏在幕后的什么地方。这，如我们这些跟着喊口号的当然不知道。但“不知为不知”也难，因为心（用旧说）之官在思，有时，甚至常常，就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人承认人皆有过，但所谓过，多数是零星而小的，如摔了一个茶杯，一阵心血来潮，骂了谁一句之类。还有时间是参差的，比如家门之内，良人犯个错是在去岁之夏，主妇犯个错是在今岁之春。“大革命”之风刮起之后就不同，而是位在小民之上的，除极少数的若干人之外，都有错误，都随风而倒。所以就不能不使人推想，这倒不是来于有错误，而是来于有定性之权力的什么人愿意这样。何以愿意听这反常态的倒地声声？或者只有天知道。至于人，就会推想，其根源恐怕是“睚眦之怨必报”加心底有喜看苦和乱的阿赖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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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推想不是无中生有，则许多抽象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之类，其价值就不像在口头、在大字报上那样重要，因为，比如何其芳，戴上这类帽子，合适也罢，不合适也罢，反正他已经倒了，就只能变安坐于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室为工人体育场上的喷气式。专由喷气式的苦和辱方面看，这类帽子，撇开因果方面的价值不计，其重量还是不可轻视的，因为泰山压顶之后，你就真如批斗的语言所说，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唯一的希望是仍食息于人间，能等来落实政策。也就因此，对于这类大帽子，我还是很怕。怕，就希望有个明确的内涵，以便能够畏而远之。但这像是很不容易，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例，比如有的人觉得英国的议会制度好，算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不成问题，但里面还藏着问题，是议会制度究竟好不好，尤其与光绪年间那拉氏老佛爷专政的时候相比。如果一比，承认议会优于老佛爷，问题就复杂了。复杂还不到此为止，比如不识之无的什么人，不知道什么是议会制度，但以自行车为代步，说英国凤头的比国产凤凰的好，算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像是也只有天知道。在这类大帽子中，我觉得，资产阶级思想的内涵是比较清楚的，可是一近看细看，竟也是“在虚无缥缈间”，其他如右倾机会主义之类就更无论矣。——但也无妨论一论，比如对于民族资本家，不与地主同科，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作为考题，让考生解答，如果其时还没有最高指示，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宁可交白卷的。民族资本家，五个字中的三个字是资本家，牵扯重大；改为说个牵扯不重大的，比如我住过北京四合院，未免有三宿桑下之恩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愿意多保留一些，如果有人给送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就不能知道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因此，在这多种帽子在头上飘动的时候，我切盼能有人发普度众生的弘愿，编一部详解帽子的大辞典，先把一切事物以及经常会出现的言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没问题的，一类是有问题的，然后把有问题的分为若干类，分别编入相应的帽子。这样，比如我忽而灵机一动，说了句“老北大也有不少优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就可以请教这部大书。又比如这部大书说有问题，而我说时的听者只是老伴，就可以嘱咐她保密，曰：“不足为外人道也。”可是，有的人发问了，“可能出现的言行都收，这部辞典的量就不会小于《四库全书》了吧？”想想，也是，结果就又成为只能安于迷离恍惚。迷离恍惚而有使人倒之力，所以每一想到就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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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不不寒而栗的路？现在已是1966年的整整三十年之后，确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回答，曰有，那是扔掉这类大帽子，改为“法治”。人自然还会有错误，也就还会倒，以至受处治，但那判定、处治之权是在各级法院手里。法院判定、处治，要有依据，那是各种“法”，为人民（多为代表的形式）所定。这样的各种法，规定明确，但所管则有限，比如我说“老北大有许多优点”，刑法上未规定这是犯法，我就既敢在老伴跟前说，又敢面对新北大的学生说。说了，不怕，是心里有安全感。我的想法，讲治平之道，首要的是能做到人人有安全感，只要不犯刑法规定的法，天不怕，地不怕。建国以后的二十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帽子（还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等已戴在头上的）永远在头上飘动，其结果是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人没有安全感。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是一种惨痛的生活，也就能产生一种惨痛的教训。有教训，吸取，之后如何？我想，无妨学一次批斗会的口号腔调，大家一齐喊：“法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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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说大小官们倒地，是述所见所闻。运动是天网恢恢，其时就己身言之虽然还可以称为疏，却同样是不漏。这是说，像我这微之又微的，也不得不随着运而动。动，唯心论，立意之后影响身，有多种情况，著文，以题为纲统众目，要拟个合适的，于是就想到“龙套”。取义有浅的，是居陪衬之位而也忙忙碌碌；还有深的，是演戏，虽然也摇旗呐喊，却不相信其中有什么大道理。演戏是心里想这个，嘴里说那个，以常情衡之是虚假，以佛门的戒律衡之就更严重，是犯了杀盗淫妄酒的“妄”，难道这也可以算作“安则为之”吗？难言也，说安，又常常感到勉强，还要加上惭愧，尤其想到孟老夫子所说“义亦我所欲也”的时候；但说不安，又实在无其他路可走，也是孟老夫子说：“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是情势所迫，所谓打鸭子上架，纵使本性不宜于上架，也就只好上，扔开安不安，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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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安不安，是说其时的演戏；至于异时异地，走演戏的路，就最好说说所以为不得已。这说来就不能不话长，因为走是自己走，就不能不说己身，而己身，正如其他年不轻的无限己身，都是复杂的，要说，就不得不深入，掏心窝子。以下掏自己的心窝子，只计与演戏有关的，可举三宗：一是少信，二是不能扔掉悲天悯人之怀，三是不能自强，高攀不怕苦、不怕死。以下依次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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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内容最为复杂的少信。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最先涌上心头的是某先进人物的看法，那是不能信，可证我是，轻，落后，重，反。对于这样的评论，可能的应付之道不只一种。无上妙法来自《处世奇术》，是沉默，盖不说话，可以理解为承认，也可以理解为不承认。说话呢，如果未能得体就会引来麻烦，因为既先进矣，身后必有大力支持，语云，光棍不吃眼前亏，所以还是以沉默为是。但眼前有如流水，“逝者如斯夫”，也就有争论几句不会引来麻烦的时候。没有麻烦会鼓励胆增大，那就应付之道也可以不用《处世奇术》而用哲学的思辨，于是问：“何以落后甚至反就不可取？”估计某先进人物听到必大吃一惊，因为依时风，这是不成问题的。于不成问题处看到问题，也会与反拉上关系吧？或委婉言之，道不同，就还是以各走各的路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