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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莱昂回忆，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配合。她的谈吐淡雅，怡然自若；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事实上，她优雅的举止留给我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对当天稍早与她联系困难的情况也没往其他因素去揣想，只归因于我听混了，或她记错了这种常见的理由。不久我得知不是这么简单——她的确曾试图逃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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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2月2日，张爱玲给莱昂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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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因为我手边正有一些工作本周内需完成，怕有人来催，所以才不接电话也不应门。我原来并不知道就是你，一直到我们聊完，我独自回住所，见到了管理员塞在我门缝里头的信，才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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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匆促。愿你的书出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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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友人爱玲·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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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推测，这封信里说的，手边必须完成的工作，很可能就是被要求重写的有关中国“文革”政治术语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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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笔者路过张爱玲的公寓，总要望一眼她的窗，她的阳台。没有去叩门，因为知道，她不会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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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杜伦公寓，沿着别墅区，步行去圣保罗大街。这条街，是张爱玲在伯克利期间，主要的生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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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0日下午，张爱玲抱着一台小电视机，在圣保罗大街上跌跌撞撞，满脸茫然。恰巧她的上司陈世骧开车路过，停车问：“你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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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抱歉地嗫嚅道：“刚买了电视机准备看登月转播，可是找不到汽车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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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日下午，我在寒风里，走了十二个街区，来到这里，站在圣保罗大街的路牌下，心里对张爱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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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存了十年的钱，走了这么长的路，从上海到旧金山，一万多千米，远山远水来看你，你却不在。我亦无语。只站在街角，拍下这个站牌，因为你曾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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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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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酒店，读张爱玲的《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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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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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也没有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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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壁炉，蜷缩在沙发上，张爱玲的句子随风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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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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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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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安排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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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瞬间分离便无处寻觅，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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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着牛肉汉堡，把没有喝完的加州红酒喝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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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窗边，有轨电车一班又一班，叮叮当当，不紧不慢，穿梭在起伏的坡道上；没有车水马龙市井人声，隔壁张爱玲如何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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