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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 [:170605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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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 洛阳才子他乡老——说韦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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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字端己，是由晚唐入五代的著名诗人、词人。自来温韦并称，《花间集》所辑录的词人，以温庭筠与韦庄成就最高，影响后世词风也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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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比较花间词的这两大作家说：“飞卿句秀，端己骨秀，重光神秀。”重光是作品未收入《花间集》的南唐后主李煜。在古人那里，秀是比丽更高的审美境界，有钟灵毓秀、神清骨秀等语。说端己的词“骨秀”，意思是“其秀在骨”，就像一位娟娟美好的女子，她的秀美的气质是骨子里带来的，而不在眉眼肌肤之间。虽不及后主其秀在神，但已是非常高的评价。王国维又说：“飞卿浓妆，端己淡妆，后主则粗头乱服矣。”意思是说温词就好像一位浓妆艳抹、眼波流盼的女子，性感、火辣，魅力四射；韦词，则是淡扫蛾眉，薄施脂粉，秀雅大方；而李后主词却是粗头乱服，头也不梳，衣服也乱穿，却难掩其天香国色，那才是真正的绝代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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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作《人间词》，其中有一首赠人之作《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他颂扬的这位未沾尘俗的少女，是北京城中酒家女子，年纪在十五六岁间。她平时总穿一身曳地的长裙，行动处一派自然，不似一般的受礼教影响的女子，走着纤纤细步。她在人群中回眸，嫣然一笑，便把世间的各种美女都比了下去。这位少女就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花树，树端缀满了待放的花苞，她的绝世标格，只有“天然”二字才能形容。与她的天然态度相比，那位来自江南吴地的舞娘，尽管有着纤细柔软的腰肢，却显得太过造作了。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美学旨趣是反对人为的雕饰，而追求天然的情致，即所谓的“自然真切”。在王国维的美学序列当中，韦庄次于李煜而高于温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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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选词最夥者为温庭筠，六十六首，其次是孙光宪，六十一首；端己的词选了四十八首，在数量上不及温，但我读端己词，总比读温庭筠词更多感动。这原因不是王国维所分剖的句秀与骨秀之别，也不是韦词比温词更加自然，而是因为温词多是代言之作，借人家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终嫌隔了一层；韦词却多有个人经历蕴于词中。至于李后主的词，迥出温韦之上者，乃是因后主的人生最具悲剧性，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浇铸成了后来者无法跻攀的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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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氏世居杜陵，端己的祖上韦见素，是唐太宗时的名臣，曾祖韦少微，玄宗时中书舍人。但到了端己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了。他自小慈父见背，家里经济也陷入了困顿。端己天生才敏过人，更济以力学，很早就显露出惊人的文学才华。他的诗写得很秾 艳，性格也疏旷不拘小节，与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儒家士子不同。但他性情通达，见事明白，析理深刻，后来在政治上颇有一番作为，这是温庭筠所不能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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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己在入仕以前，曾久居长安应考。唐代的科举，五十岁能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端己直到近六十岁，才中了进士。广明元年（880）他赴长安应试，偏遇上促使唐代灭亡的一件大事，那就是黄巢之乱。黄巢是一个杀人狂魔，他攻占长安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端己亦身陷长安城内，不能走脱，直到两年以后中和二年（882）的春天，他才逃离长安，取道往东，到了洛阳。中和三年（883），他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是唐代最伟大的史诗《秦妇吟》。厥后流寓南方，先在润州（今江苏镇江） 给人做幕僚，再至婺州（今浙江金华），总之是间关万里，备尝苦辛。景福二年（893）重赴长安应试，仍没考上，直到次年即乾宁元年（894）终于考中，授官校书郎，当时他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他在词中说自己是“洛阳才子他乡老”，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风流倜傥、年少有为的才子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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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子传》这样评价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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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 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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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是说大唐经黄巢之乱，山河举非畴昔，加以人生的流离颠沛，无不增加他的愁怀诗思，他就像写《怀旧赋》的向秀、写《登楼赋》的王粲一样，内心孤独、悲凉，写出的诗文，可以与屈原的《九歌》、张衡的《四愁诗》，以及兰亭雅集的那些作品相媲美，感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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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晚清诗人文廷式也说“生人之祸患，实文章之幸福”。人生遭遇的不幸，会增加诗料，但不会让本不具有诗人天性的人成为诗人，端己天生情感敏锐，中年以后，又饱经忧患，他的人生阅历，都成了他诗词的素材，但仍须经他性情的酝酿，方得成为文学。这就正像蜜蜂酿蜜，最关键的不是花粉，而是把花粉变成蜜的转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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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己是在唐昭宗乾宁元年登进士第，直做到左补阙的官职。当时有个军阀王建，因镇压黄巢有功，任西川节度副使，唐昭宗派端己、李洵到蜀地宣谕旨意，王建看中了端己的才华，把他留了下来，除为掌书记，不久升任起居舍人。王建自立蜀国（史称前蜀） 后，端己官至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已是宰相之职。前蜀的宪章礼号令，刑政礼乐，均是端己手订，不过到武成（王建称帝年号） 三年，端己就逝世了，谥号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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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己是通经致用的儒家典范。他才干过人，在给王建做掌书记时，史载他“文不加点，而语多称情”。原来，唐五代时，写公文一定要写骈体文，既要有骈体文对仗工丽、辞藻富赡的文体特点，又要晓畅明白，打动人心，殊为不易。端己写骈体的公文，属稿已成，不加点窜（修改），每句话却明白晓畅，直入人心。当时西蜀有一县令，经常扰民，王建令端己作文宣谕，用作警告，端己写的不是死板的官样文章，而是以情理动之。文中有这样两句：“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意思是正当年成不好的时候，你就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战乱之后的老百姓再受一层盘剥。这两句话说得入情入理，对仗又精切，所以流行一时，蜀地民众也多借这两句话，抵住了官吏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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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内则有宦官专政之祸，外则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本来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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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必多阅世。端己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历史上很多的诗人，政治上、生活上幼稚得一塌糊涂，端己从宦后，却一直大得器重，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判断力不是一般的好。天复四年（904），朱全忠终于等不及了，派手下把唐昭宗以及昭宗后妃等一千多人全部杀害，立昭宗子李柷 为皇帝，即后来的唐哀宗。三年以后，又废哀宗自立为帝，同时改国号为大梁，并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作朱晃。这时候他就派了使者司马卿到西川去，宣读“圣旨”。先至兴元，兴元节度使王宗绾把这份“圣旨”又派使者用驿马传给王建。王建很想恢复大唐，端己却看出大唐气数已尽，只劝王建说兵者为大事，不可仓促而行，于是代王建起草复信，峻责王宗绾不能为大唐守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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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诏之中，泪痕犹在。犬马犹能报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连贡二十表，而绝无一使之报，天地阻隔，叫呼何及！闻上至谷水，臣僚及宫妃千余人皆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闻此诏，五内糜溃，今两川锐旅，誓雪国耻，不知来使何以宣谕示此告？（见《 蜀梼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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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以大义，封住王宗绾之口，又勒令王宗绾自决进退，司马卿一看此情形，只得悻悻然向朱全忠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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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篡唐后，端己与诸将佐劝王建自立为帝，端己也因此成为前蜀的开国宰相。朱全忠自知无法统一全国，又派使者跟王建通好，信中卑辞自抑，尊称王建为兄，端己一看书信，就明白了朱全忠的用心，笑谓左右，说这是“神尧骄李密之意”。神尧，指的是唐高祖李渊。隋末之时，天下反隋者众，李渊势力渐大，但仍不及瓦岗寨的首领李密，所以李渊给李密写信，把李密捧得很高，让李密自骄自大，出兵抵挡东都强敌，李家却专心一意扫平关中，据有关河之险，休养生息，直待其他反王鹬蚌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端己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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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往今来的诗人、词人当中，端己可算是非常另类的。他的另类就体现在，他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情感上又非常真挚，非常浓烈。他让我想起梁羽生先生的小说中有一章的回目：“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端己就是中年心事浓如酒的典型，他的情感是有阅历、有思想的人的情感，不是毛头小伙子的荷尔蒙冲动。他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过了，却仍然选择奋不顾身地爱，这才是耐人回味的诗性人格。正因为端己的词里包蕴的是这样一种浓烈深挚的情感，才更加沉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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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这样？我的看法是，端己的政治成熟、见事机敏并不是来自他的天赋，而是来自读书和阅历。现实中有很多人，因为出身微贱，很小就懂得钩心斗角、看人眼色，这样的人往往能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但在情感上绝对不可能纯粹执着。因为这样的人从懂事起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把社会看作彻底的功利场，所有思考的出发点，所有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获取最大的好处，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像端己这样既有经世之才，又不失为一纯粹之诗人的。端己是宗奉儒学的士人，他读书出仕，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为了追逐名利。儒家经典的实质都是政治哲学，端己就在经典中汲取为政之道。另外，端己从青年时期便读书有成，开始考进士，一直考到将近六十岁，方才考中，这中间又经历黄巢兵燹，流寓江南时为人做幕僚，也锻炼了他的心智和才干。但是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归根结底是由其性情决定的，读书和阅历，没有戕贼他的性情，他以赤子之心对待感情，又以赤子之心忠君爱民，在政治上，端己智而不诈，在情感上，端己深情眷眷，他是一位诗性的循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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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己诗集名《浣花集》，集名浣花，是因为端己希望成为杜甫一流的大诗人。他自到成都后，觅到当年杜甫在成都住的浣花溪的遗址，那里本有杜甫的草堂，其时房屋已坏，但柱基仍存，于是他令人芟草培土，重加整治，新建草堂居住。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弟韦蔼给他编集子便叫作《浣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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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浣花集》里面，偏偏没有收录端己一生写得最好、最重要的那首长诗《秦妇吟》。这首长诗一直湮没了一千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人们才重新阅读到了这首旷古烁今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