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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搜远绍，“旁搜”是指他擅长用典故，“远绍”则是说他擅于继承唐人的诗风。说他“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这简直是把清真比作江西派的诗人。这是针对他的语言风格典雅近诗，以及以学问为词的特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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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沈义父作《乐府指迷》，这是一部教人填词的著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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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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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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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讲清真的风格典雅，语言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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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尹焕作《梦窗词序》，则直截了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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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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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清真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竟然是早年非常不喜欢清真，称清真方诸秦少游，有娼妓与良家之别的王国维。王国维晚年作《清真先生遗事》，直把清真与杜甫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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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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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这样推崇清真，一个原因是王氏本身就不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词人，他的《人间词》理致苦多而情致苦少，故对于清真那些淡薄寡情的作品较能赏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重视清真词的音律，却不知词体最初虽是音乐文体，它的文学性还得靠情感的浓挚才得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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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所推崇的是苏轼。王灼《碧鸡漫志》这样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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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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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灼的评价，着重在东坡格高调逸，所谓向上一路，指的是东坡对词的内容的拓展。从东坡开始，词就不仅是抒情的文学，更可以用来表现词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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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军事家、抗金名将向子諲 是一位豪放派词人，胡寅为他的《酒边词》作序，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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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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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寅特赏东坡的“逸怀浩气”。逸怀是庄子思想的体现，意味着对尘世的坐忘与超越，而浩气则是孟子的精神，表现为对理想的执着坚守百折不回。胡寅认为词到了东坡，则花间词人直到柳永，都只配给苏轼当佣人轿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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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清真的把清真比作老杜。清代刘熙载则以为东坡意似老杜，格似太白，兼有二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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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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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对东坡的评价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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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 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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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运列数潘阆、宋祁、欧阳修、柳三变、晏几道、秦观、张先、黄庭坚、贺铸的词风，以为虽各尽其美，后人都可得而模仿，唯东坡堪称天才，无从模仿，无从追蹑。他认为词中苏辛并称，辛词虽亦影响巨大，但不过是人中的高境，东坡词却是仙境。他这样推崇东坡词，当然是把格高视作文学评判最高标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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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读书时，与同舍友陆杰就曾讨论过宋代谁的词最好的问题。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认为辛弃疾的词比苏轼的好。我们认为，悲剧是一切文学样式当中最高的文学样式，而辛词中激荡着无与伦比的悲剧情怀，是真正的崇高美，然苏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情怀，因为他的人生观太豁达，悲剧意识就被这种放达的人生观所冲淡，到不了崇高之境。苏词格是很高的，但格高并不是好，真正的好，是能让人感动，是靠执着于人间的悲剧情怀让人感动。东坡什么事都能看得开，面对人生的悲剧现实，他不是选择傲然担荷，而是娴熟地自我排解，这样的人的性情，一定会浮于表面，他写不出最浓挚深婉的爱，也写不出最苍凉沉郁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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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真的词，我认为一点也不好。单看艺术技巧，清真的确十分高明，他首创了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方法，用在长调里，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就完成了词的叙事，而淡化了时空的顺序，让读者随着词的意脉行进；文辞也典丽可诵，不像柳三变那样，市井气较重。但文学史应该是灵魂的历史，在清真词中，我们见不到感人的力量，因为它们太缺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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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的根本毛病就在于，他绝大多数的词都是写众人的情感，比如说他写别情，写的是世人分别时那种普遍的情感，而不是写他个人独特的私密的情感，这违背了中国学问、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为己。中国的学问是为己的学问，中国的文学是为己的文学，故修辞而立其诚，是学问、文章最基本的要求。做学问做文章，一定要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作诗填词，一定要写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要写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生命体验。清真的绝大多数词，是写给他人的，写给大众的，是“为人”的文学，是商业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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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赞同刘熙载的观点：“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论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何谓“当不得一个贞字”呢？这是说清真的心“不得其正”（见《大学》） 。须知道，文学创作一定要正心诚意，要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其内，才可能写出好作品。一切文学经典都必须是有病呻吟，若是无病呻吟，哪怕呻吟得再像，也是赝品。清真的词，就是高仿的文学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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