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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 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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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运列数潘阆、宋祁、欧阳修、柳三变、晏几道、秦观、张先、黄庭坚、贺铸的词风，以为虽各尽其美，后人都可得而模仿，唯东坡堪称天才，无从模仿，无从追蹑。他认为词中苏辛并称，辛词虽亦影响巨大，但不过是人中的高境，东坡词却是仙境。他这样推崇东坡词，当然是把格高视作文学评判最高标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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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读书时，与同舍友陆杰就曾讨论过宋代谁的词最好的问题。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认为辛弃疾的词比苏轼的好。我们认为，悲剧是一切文学样式当中最高的文学样式，而辛词中激荡着无与伦比的悲剧情怀，是真正的崇高美，然苏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情怀，因为他的人生观太豁达，悲剧意识就被这种放达的人生观所冲淡，到不了崇高之境。苏词格是很高的，但格高并不是好，真正的好，是能让人感动，是靠执着于人间的悲剧情怀让人感动。东坡什么事都能看得开，面对人生的悲剧现实，他不是选择傲然担荷，而是娴熟地自我排解，这样的人的性情，一定会浮于表面，他写不出最浓挚深婉的爱，也写不出最苍凉沉郁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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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真的词，我认为一点也不好。单看艺术技巧，清真的确十分高明，他首创了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方法，用在长调里，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就完成了词的叙事，而淡化了时空的顺序，让读者随着词的意脉行进；文辞也典丽可诵，不像柳三变那样，市井气较重。但文学史应该是灵魂的历史，在清真词中，我们见不到感人的力量，因为它们太缺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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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的根本毛病就在于，他绝大多数的词都是写众人的情感，比如说他写别情，写的是世人分别时那种普遍的情感，而不是写他个人独特的私密的情感，这违背了中国学问、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为己。中国的学问是为己的学问，中国的文学是为己的文学，故修辞而立其诚，是学问、文章最基本的要求。做学问做文章，一定要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作诗填词，一定要写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要写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生命体验。清真的绝大多数词，是写给他人的，写给大众的，是“为人”的文学，是商业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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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赞同刘熙载的观点：“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论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何谓“当不得一个贞字”呢？这是说清真的心“不得其正”（见《大学》） 。须知道，文学创作一定要正心诚意，要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其内，才可能写出好作品。一切文学经典都必须是有病呻吟，若是无病呻吟，哪怕呻吟得再像，也是赝品。清真的词，就是高仿的文学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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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古词人中，我最推崇的当然是后主，而若于北宋词人中选出一位鳌头，我的票投给晏几道，这是因为晏几道真正是用生命在写词，他的词是由血泪凝成的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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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晏几道《小山词》的人，放诸文学史中，绝对是少数。但我于古人中，也并非全无知音。陈振孙虽称清真是词人中之甲乙，对小山也不免左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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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其为人虽纵弛不羁，而不苟求进，尚气磊落，未可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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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词何以独可追逼《花间》，甚且高处或过之？这是因为，小山是一位有精神洁癖的狷者。他虽不似狂者柳三变一样放荡恣肆，却绝不肯苟且求进，终身捍卫着心灵的自由，故终身全心全意地写词，全心全意地爱，全心全意地恨，全心全意地歌，全心全意地哭，他的人格铸就了他的词格。黄庭坚说小山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精壮顿挫本来是诗的风格，以之来形容小山的词，评价已不可谓不高，更何况还能动摇人心？须知动摇人心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其人与其作品合而为一，以生命为词，以情感的纯粹干净动人，这样的词才是值得一遍遍咀嚼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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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词人夏敬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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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chuì ）”，未足以尽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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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结合小山的人生阅历谈他的词，指出小山词是以生命铸就，非常深刻，至于点明小山词有过人之情，更是知味之言。要知道，诗至缘情，无以复加，一位文艺家如果情感特别充沛，他人的文艺技巧再精熟，都没法与之匹敌。这样的文艺作品，只能用“元气淋漓”四字来评论。所以我的观点是，单就词而论，东坡词不仅比不上小山，比起秦观来也颇有不如。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 淮海就是秦观 ， 秦观自称为千古第一伤心人 ） 。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固已先我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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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 ，她的《涉江词》总体艺术成就极高，易安以后，一人而已，于文学也有独特的赏会，宣称自己情愿给晏叔原做小丫头，对小山的崇爱之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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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父亲晏殊，既是官运亨通的太平宰相，又是一位著名词人。但小山完全没有学得乃父做官的本领，反倒成为当时权贵名流眼中的异类。他的词不同于晏殊的华贵矜持，而是高贵中透出兀傲倔强，宣告着与这个污浊的世界决不妥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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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字同叔，谥号元献，抚州临川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卒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岁被乡里视为神童，十四岁以神童荐入朝廷，宋真宗亲自面试，赐同进士出身，三十岁就出任翰林学士，到了宋仁宗朝，就做到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即宰相。晏殊的气质很特异，被认为是“天生富贵”。据《宋稗类钞》记载，晏殊虽出身普通农家，但他的文章诗词，有天然富贵之气。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叫李庆孙的人写的《富贵曲》，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两句，晏殊就嘲笑道：“这是乞丐相，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富贵。我要是写诗咏到富贵，我不去讲金玉锦绣，我只讲气象。比如说‘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这样的句子才是真的富贵，那些穷人家有这样的景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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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生富贵的气象，实际上反映的是晏殊天生适合做官的性情。正因为晏殊的性情是恬淡的而不是深挚的，是冷淡的而不是激烈的，所以他才能做那么大的官，而且一生太平无事。在他身后，学生欧阳修为他制挽词三首，其中第三首开头就说：“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性格决定命运，能明哲保身，更多的是因为性情，而不是因为他正巧碰上好时代。三首挽词中第一首是五律，谈到晏殊的性格是“接物襟怀旷”，一个“旷”字，便是晏殊的性格密码，有这样性格的人，一生不会有过人的快乐，也不会有过人的痛苦。唯拥有这种性情的人，才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官僚，但拥有这种性情的人，却决计做不了第一流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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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学者顾随先生说，中国诗词最动人之处，便在于“无可奈何”四字。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无可奈何之情，本来最易动人，但由他写来，却丝毫不能给人以哀婉深挚的感觉。至于下面这首《浣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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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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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了《花间集》里对爱情的天真决绝，“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牛峤 《菩萨蛮》）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 的至情至性，到了晏殊这儿，竟然成了“不如怜取眼前人”的世故成熟，这正是晏殊作为官僚成功的地方，也正是他作为词人失败的地方。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晏殊便是太早熟、太不天真、太不像孩子，所以我们读出的是那个淡而寡味的富贵中人，而不是让千秋儿女洒泪西风的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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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与他的父亲完全是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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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生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卒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活了七十三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晏殊过世时，小山才十八岁，他的内心太过兀傲不群，是以很快家道中落，一生仕途偃蹇，只做过推官、镇监一类的小官，完全没有他父亲阅历名场的一套本事。在他沉沦下僚的生涯里，还曾因为友人郑侠事牵累，险遭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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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所谓新法，本质是国进民退，把所有资源都垄断到政府，民间资本遭到扼杀，而且权力越集中国家财政收入越多，百姓就越贫困，官员腐败也就越厉害。新法行而天下民困，但王安石性情固僻，听不进不同意见，身边更聚集了一大批奉迎拍马、借新法发财的小人。熙宁年间，新法之弊愈深，有小吏郑侠把百姓苦况绘成了图，呈交神宗，神宗看了以后也大受感动，下诏废新法，结果吕惠卿、邓绾一班从新法中大捞好处的小人，跟神宗说：我们好不容易推行了新法，眼看国家要强大了，现在又要贸然取消，这哪行啊！于是神宗又改主意复行新法，并把郑侠下狱治罪，与郑侠交好的人都受到牵连。小山是郑侠的老友，当然也被抓了起来。他能安然出狱，是因抄郑侠家时发现小山所赠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繁华得几时。”神宗读此诗大为称赏，特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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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侠曾受王安石赏识，但因不赞成新法，未获擢用。他以监门之小吏，绘图记新法祸民之状，上书神宗，被冠以反对新法的罪名入狱，用今天的话说，是“性质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小山的诗，如果深文罗织，可以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光正的新法”的“现行反革命”——“小白长红又满枝”，指新法小人在朝廷得势，“筑球场外独支颐”，指反对新法的君子投闲置散，“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繁华得几时”，谓王安石的势位也不得长久，又能维持新法多久呢？用句“文革”流行语来说：“其用心何其毒也！”幸好神宗没有做这样的“文本阐释”，若是遇到最擅长兴文字狱的明太祖、清世宗，小山不但不能出狱，一定还会被满门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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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的朋友，除了郑侠这样的骨鲠之士，还有同样反对新法、列名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从一个人的交游最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小山平素所善，都是风骨嶙峋的君子，则其品格为何如，自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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