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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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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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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译作白话，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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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女在酒筵上歌唱着动听的小令，就中一位最出色，芳名叫玉箫。她唱着《剔银灯》曲子，怎么那么妖娆！这样的佳人来劝酒，何妨醉倒！酒阑人散，归家的路上，酒劲儿未去，歌声还在耳畔萦绕。啊！这夜色多么宁谧美好。碧云天末，我还想念着她的容貌，可她却像巫山的神女，虚无、缥缈。罢了罢了！我这做着春梦的人儿，礼法且自全抛，快快踏着杨花，到谢娘桥边把妙人儿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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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里有三个典故：“碧云天”用的是南朝江淹的诗句“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楚宫”则用宋玉《高唐赋》之典，略谓楚顷襄王夜宿高唐，有女子伴宿，自称系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碧云天共楚宫遥”，整句是说我在思念着的佳人，却遥在高唐宫阙，无法相见。第三个典故是谢桥，即谢娘桥的省称。谢娘本指晋代的才女谢道韫，后指所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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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的结句写得清俊非常，但文字背后的精神气质更重要。这是破碎虚空，真正求得心灵自由的灵魂的咏唱。世人拘于礼俗，囿于成说，窘于衣食，远离自由久矣！因此，当世间终于出现一位自由的天才时，人们不是企慕、向往，而是震惊、诧异。理学家程颐听人诵此二句，不由失笑道：“鬼语也！”虽说有赏识的意味在，更多的却是不信——不信世间有此自由之境，不信世间有此自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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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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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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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首词作于小山晚年，是他对自己哀乐过人的一生的总结。“天边金掌”指朝廷宫阙。汉武帝好神仙，在宫门外立十二根大铜柱，号曰金茎，上有金人手捧露盘，是为仙人捧露盘，方士哄骗武帝，用露盘所承之露和着金泥玉屑服下去，可致长生。金色与下文的翡翠杯之绿、侑酒人衫袖之红，本来都是明亮的色泽，但一加以“露成霜”三字，整个感觉完全变了。词人的情感基调是沉郁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故乡人情最厚，“人情似故乡”一句，点出漂泊异乡内心凄苦之状，洒落中饱含热泪。过片“兰佩紫，菊簪黄”二句句法非常矫健，它并不是“佩紫兰，簪黄菊”的倒装，而“兰宜佩紫，菊应簪黄”的省略。唐宋时不管男女老幼，在重阳节时都会在头上插满黄花，身上有时候也会佩着兰草，这是许多人一年中难得放浪的一天，小山又怎样呢？他“殷勤理旧狂”，过往的生命，像电光石火一样，在他的心头飞快掠过，他追想自己狷介的一生，不肯俯仰贵人门前，坚守自己的原则，有所不为，终落得沉沦下僚，无以仕进，此时此刻，他后悔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非但不后悔，甚至更有一种隐隐的骄傲，一种悲凉的、承受悲剧命运、担荷世界罪恶的骄傲，这才有“理旧狂”的“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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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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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是悲凉的，然而又是丰盈的、充实的，这种悲凉贯穿了他的一生，并感染着九百年以后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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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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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这两句词不是写给他自己，而是用来抚慰他所有的读者，抚慰所有被他感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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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 [:17060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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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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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喜欢、认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直觉感知他的内心，并由此获得情感共鸣。尽管孟子论诗，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处、作品的背景之类的内容。钱锺书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只是将之理解成他不愿与俗子交游的托词，未免肤浅。实际上，钱翁此语，隐藏着他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商榷，他意图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需要依托于政事学术。钱翁此论尚矣，但我对东坡的态度正好相反，我愿意结识这只下蛋的母鸡，却并不觉得鸡蛋的味道有多么高明。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从来就不喜欢东坡的大多数诗词。他的文学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动我，但是，我却愿意有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诗词作得怎样并不重要，他的人生却是天地间至善至美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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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文心雕龙》所确定的“原道、宗经、徵圣”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自会承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经》是最合于“道”的经典文本。但人生在世，忧多乐少，文艺不悲，则不足以动人，真诚的悲比真诚的快乐更能打动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诚的快乐更加动人——因为悲伤比快乐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们也许在理想层面上会认同《周易·系辞》里的名言：“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人非圣贤，孰无忧戚悲愁抑塞悱恻之情？往往是离经叛道的文学，才真正地打动人、感发人。正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西蒙娜·薇依》） 而东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没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诗词却很难打动被大众视为异类的若干人，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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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见地优入圣域，真正达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难得：“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既是为政处世的原则，更是完善人格的标杆。人格的中庸，又称中行，意味着天性的各个方面充分自由地发展，意味着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止于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较诸东坡的浑浑灏灏，大美无言，均有所逊色。我依稀记得一位现代文学作家说过，你读李白的诗，当然觉得好，可是要想象一下你楼上住的是李白，那该是怎样的噩梦？但倘使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与东坡为邻，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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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诗而论，尽管他的诗大多不感人，但想象奇瑰，句法灵动，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学生黄庭坚并称“苏黄”，俨然与唐代的“李杜”相埒。顺便说一句，黄庭坚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读之不能卒章。东坡的词，虽然历来也非议不小，好之者许为“开出向上一路”，恶之者贬为“著腔子好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词确实自成一格，对词的传统体性，是破坏，也是创新。他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首，也能绘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个时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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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进京赴考时才二十一岁，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他的信，激动得毛孔贲张，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圣俞，连呼“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更连用两个“可喜”，表达了这位胸襟高旷的前辈学人对隐有出蓝之势的后辈由衷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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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做过东坡秘书的李之仪，在一封书信中说，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时之宗，东坡的文章却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东坡的文章如“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这是说苏文的高旷雄浑，气盛言宜；又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形忽状，出没后先，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这是说苏文善于变化，技法高明。而东坡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的祭文中，干脆就说：“兄之文章，今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