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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质是朝廷“看得见的手”过多介入市场，民间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朝廷越富，百姓越穷。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自’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经济越深，便越会与民争利，侵害百姓，更何况，集中到朝廷的财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无法遏制的腐败，为小人佞臣捞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一旦各级官员的欲望之门被打开，就再也没有谁能把它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整个国家崩溃。王安石个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认为他的诗才远在东坡之上，他与东坡政见不同，却能在东坡系狱时，上书神宗，为东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急功近利、无所顾恤的法家思想，与儒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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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第一反对的是王安石变革科举之议，又反对上元（元宵节） 采购浙灯，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边的新党的，是东坡任进士考官，不齿举子迎合时势，争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驳，深中新党之病。善于明哲保身的东坡，自请贬官，外放杭州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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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党并没有放过他。神宗元丰二年（1079），东坡四十四岁，新党何大正、舒亶 、李定等人告密，说苏轼的诗文诽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遂将苏轼下狱，由御史台根勘，史称乌台诗案。自分必死的东坡，给苏辙写诗诀别，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两首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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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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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 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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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传统是诗言志，陆机《文赋》则提出诗缘情。东坡的诗，与唐代白居易的诗一脉相承，很多时候既非言志，更非缘情，而是为了表达一种趣味，故其诗多不感人。但这两首诗，情感浓郁，直是喷泻而出，是东坡集中难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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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宰相吴充以下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极谏，太后曹氏也为东坡说情，但实际上，神宗虽然不喜东坡的政见，对其人则殊无恶感，遂决定结案，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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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是同以文学知名的王珪 。王珪 才华、学问、胸襟、经世能力远不及东坡，他由参知政事直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一十六年，官运亨通，秘诀只有一条，那便是揣摩上意，一切以神宗的意旨为准衡。他娴于官场文化，上殿进呈，就说“取圣旨”；皇帝表明了态度，就说“领圣旨”；退朝晓谕禀事者，就说“已得圣旨”。时人不齿，称他“三旨相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庸官，却对东坡有着难以掩饰的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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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被贬黄州，照说新党该出一口气了，王珪 却依然耿耿于怀。那是卑贱对高贵、阴暗对光明的仇恨，与政见无关。神宗心里一直对东坡甚是赏识，便与王珪 商量起复东坡，回朝任用，王珪 百计阻挠，更向神宗进谗，说东坡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皇上您飞龙在天，他不知敬爱，却去求取蛰龙的赏顾，显然有不臣之心。在座另一位大臣章惇 赶紧说：龙不是只能指代皇帝，普通人也可以称龙。神宗甚有学问，立即道：是啊，古代以来称龙的人很多啊，比如说荀家八子，号称八龙，诸葛亮人称卧龙，难道这些人也是做皇帝的么？退朝后，章惇 面责王珪 ：相公说这话太过分了吧，您和苏轼有多大的仇，这是要让人家灭族啊！王珪 十分尴尬，辩解道：这样解诗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是转述舒亶 的话罢了。章惇 见他毫无担当，于是也不再客气，说：舒亶 的唾沫你还去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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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 的谗言，实在是狠毒已极，倘若运气不好，遇到阴刻残险之君，东坡真有覆族之祸了。王珪 进谗失败，又立即诿过他人，更见出其内心的卑琐阴暗。东坡本是至诚君子，《诗》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君子的光明坦荡，没有让小人见贤思齐，反而更激起小人的幽仇暗恨，无论新党旧党，都容不下这位中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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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七年（1084），东坡从黄州量移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幼子苏遁病亡，苏轼便上表朝廷，请在常州居住，立即得到朝廷的许可。可是，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在路上的东坡听到消息，不由放声大哭。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摄政，启用旧党，东坡又得入朝辅政。元祐 四年（1089），五十四岁的东坡再一次得罪当权派，以龙图阁大学士贬去杭州做太守。在杭州，他留下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好诗好词，脍炙人口，却多不能动摇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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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的这次外放，首先是因为他触迕了宰相司马光。这位编有《资治通鉴》的大学者，本来应该明白广开言路方能长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权力让他头脑发昏，他一心只想尽废新法，却不知新法亦非百无一是，东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触怒了司马光，于是一团火气就向东坡发作。东坡却心平气和，对司马光讲：您亲口跟我讲过，当初韩琦做陕西大帅，您做谏官，与韩琦起了争执，韩琦很不高兴，您也无所顾虑，现在我跟您提意见，却不许我把话讲完，难道是因为做了宰相的缘故吗？司马光哑口无言，只好干笑几声，把场面混过去。然而至此，司马光就有了把东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对东坡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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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旧党中那些希合求进的小人，对东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东坡的正直无私，更映衬出他们内心的阴暗卑琐，于是有人旧账重提，又拿乌台诗案说事，诬蔑东坡诽谤朝政；有人说神宗驾崩，东坡不知悲哀，反而诗里出现“闻好语”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罪该万死，幸好此诗刻石时日俱明，东坡又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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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东坡呢？元祐 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 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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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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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旼 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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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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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旼 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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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是哪一路学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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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旼 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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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更加愤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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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旼 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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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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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皇后摄政期间，东坡虽时时要提防小人们的暗箭，总算能稍展所长。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苏辙祭文称他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这期间，东坡卷入了著名的“元祐 党争”，他那自由的、活泼的性情，与河南伊川人程颐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对立，由性情的、学术的不相洽而至于互不相能。东坡兄弟是所谓的蜀党，程颐辈则是洛党，另尚有承继已病故的司马光法统的朔党，以刘挚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争权。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旧党遭斥，元祐 党争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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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 党争，是反对新法的旧党内部的意气之争、学术之争，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极后，延续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线，继续打压旧党。崇宁四年（1105），徽宗给元祐 党人定性，叫作“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书写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单，颁之州县立碑，谓之“元祐 党籍碑”，凡列为党人的，其子孙不得留京师，不得参加科举，碑上列名而未过世者，一律永不录用。元祐 党籍碑分文臣、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个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类，文臣第二类以东坡居首，他的学生和终生知己秦观，则在第三类余官名单中傲居榜首。不过，徽宗和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党人获得平反，改称“元祐 忠贤”，凡是列名元祐 党人的后代，莫不以其祖曾入党人而自夸，且根据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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