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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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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皇后摄政期间,东坡虽时时要提防小人们的暗箭,总算能稍展所长。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苏辙祭文称他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这期间,东坡卷入了著名的“元祐 党争”,他那自由的、活泼的性情,与河南伊川人程颐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对立,由性情的、学术的不相洽而至于互不相能。东坡兄弟是所谓的蜀党,程颐辈则是洛党,另尚有承继已病故的司马光法统的朔党,以刘挚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争权。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旧党遭斥,元祐 党争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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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 党争,是反对新法的旧党内部的意气之争、学术之争,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极后,延续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线,继续打压旧党。崇宁四年(1105),徽宗给元祐 党人定性,叫作“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书写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单,颁之州县立碑,谓之“元祐 党籍碑”,凡列为党人的,其子孙不得留京师,不得参加科举,碑上列名而未过世者,一律永不录用。元祐 党籍碑分文臣、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个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类,文臣第二类以东坡居首,他的学生和终生知己秦观,则在第三类余官名单中傲居榜首。不过,徽宗和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党人获得平反,改称“元祐 忠贤”,凡是列名元祐 党人的后代,莫不以其祖曾入党人而自夸,且根据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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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史至元祐 党争,都会感慨,东坡和伊川,都是难得的贤士,却因意气相争不下。其实,东坡与伊川固然在性情上、对儒学的理解上殊多歧异,党争能相持多年,实在是摄政的宣仁太后有意放任、高明地挑拨的结果。这是最高统治者的权术,是御下治人的绝顶法门,无论蜀、洛、朔党,都不过是太后手中的棋子罢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剥除东坡与伊川相争的政治因素,而专从性情、学术上着眼,更深刻地理解东坡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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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与伊川的矛盾,从司马光逝世时开始公开化。司马光逝世,伊川是朝廷委任的主丧官,当天皇帝率领群臣到明堂祭祀,群臣因此不能第一时间到司马家中吊唁。明堂祭祀是吉庆之礼,礼成后东坡、苏辙赶去司马家哭拜,途遇同僚朱光庭,东坡很奇怪,问:公掞 (朱光庭的字) 兄,你去司马温公家吊唁,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光庭道:伊川先生说庆吊不同日,不让我前往。二苏听说后,怅然返家,向人言伊川是“鏖糟陂里叔孙通”,自此常常讥刺伊川。鏖糟陂,是汴京城南的杂草坡;鏖糟,是肮脏不洁之意。叔孙通原是秦博士,后为汉高祖制定礼仪。二苏以为礼乐不当一成不变,称伊川为“鏖糟陂里叔孙通”,是说伊川只算得上是乡野间的村夫子,村里人婚丧嫁娶,去主持一下还行,发挥儒门大义,就力有未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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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恰逢国忌,大臣在相国寺祷祝,伊川要求大家一同食素。东坡诘问伊川:你程正叔(伊川的字) 又不信佛,吃什么素?伊川答道:礼经有云,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是居丧的延续,当然也不该饮酒食肉。忌日食素,此前并无这样的传统,东坡觉得伊川未免小题大做,一面叫人准备肉菜,一面引汉太尉周勃准备剿灭吕后一族时对三军将士讲的名言:“为刘氏者左袒。”要求大家站好阵营。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观、黄庭坚辈食肉,洛、蜀两党,营垒分明,成为元祐 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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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所谓庆吊不同日,固然出诸礼经,但未免拘执,不近人情。他不明白,礼是为了导节人情,比礼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诚,孔子固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至于据礼经更进一步发挥,要求忌日食素,更无必要。东坡兄弟与伊川的分别,是鸢飞鱼跃的诗性生命与壁立千仞的哲学生命的分别,是自由奔放的上智人格与苦修常参的中人人格的分别。我们只要看一看程朱理学盛行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解衣磅礴的大时代,自徽宗宣和以后,中国文化就一直走下坡路,便会更加感叹东坡自由活泼的精神气质的可贵。由伊川到考亭(朱熹) ,这一脉的学问适合社会占多数的中人,却必然会束缚上智天才的发展。中才之士,固然需要哲学家以礼规范其行为,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给诗性生命留下空间,整个社会就会愈来愈板滞,不再有创造力,偶尔有奇伟之士出现,也会很快被死气沉沉的社会所吞噬。太白、东坡以后,再无太白、东坡,理学盛行,大抵是不能辞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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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东坡先贬英州,未到任文书又至,更贬往惠州,再贬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登基,大赦天下,东坡得以北还,写下了他一生最感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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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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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沉郁苍凉,惊心动魄,可惜在东坡的全部作品里,难得一见。坡诗想象奇瑰,善用譬喻,句法又特别活,偏偏感人者少。何以故?因为东坡实在太聪明了,他兼修庄释,把人生看得太透,所以痛苦还来不及沉淀,就已被他先行化解了。如他的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的句子,这种随处而安、万有皆幻的人生观,虽然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却注定了他不能成为一流的诗人、词人。他常在诗词中给自己心理暗示,让自己不要直面痛苦,如:“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哨遍》) 、“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 ,顺生达观,固然宜于众口,但唯有悲观的心灵,才可能通向深刻。诗词都是以深沉蕴藉为至美的。东坡是人格完美无缺、真正中庸的君子,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流,为官从政也是一流,做散文家也是一流,却不适于做诗人、词人,诗词是唯有遗世独立的畸人、狂狷之人,才可能写到极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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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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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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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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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定风波》,是最有东坡个人风格的一首词。词中传达的庄子齐物的哲学观,也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禅机。“也无风雨也无晴”,意味着面对人生境遇的顺逆,寂然不动于心,这种境界固然能给人以理性上的超拔,却难以给人情感上的震荡。一句话,词中的境界要靠读者来悟,却不是让读者直感。所以它算不上第一流的词品。清末词人郑文焯评此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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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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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同意“倚声能事尽之矣”的说法,而“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人生态度,更是诗歌的大敌,因为这样就少了诗的灵魂:浓挚的情感、充沛的激情和执着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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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读苏词当看他沉郁低回处,而不当看他豪迈高旷处。东坡生命的底色,本也是沉郁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用庄情释理,把这一底色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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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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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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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缅怀恩师欧阳修的作品,写得凄厉哀凉,备见东坡性情之厚。词一开篇,先借深秋清寒逼仄的景致写入,以景烘情。淮河水势,因秋季水少,已显得狭窄逼仄,唯有颍水潺潺,似替人呜咽。恩师长已矣,他的词作,却仍被美丽的少女曼歌,词人念及年少见知于欧公,深得恩师青赏,必然想起欧公对他的叮嘱:“我所谓文,必以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祭欧阳文忠公文》) 这四十三年颠沛造次,不违于仁的人生,如露如电,在心头闪过,那是何等销魂、何等黯然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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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片用的是兴的手法。兴,是一种暗喻,词人以草头秋露、月相变更(三五,指十五日,二八,指十六日) 暗喻生命的无常,恩师的音容笑貌,在东坡心中,自然是栩栩如生,而恩师与自己却天人永隔,相见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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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结尾,暗承“三五盈盈还二八”一句,谓只有颍州西湖波底的明月,与我同是识得醉翁之人。天地如逆旅(客舍),人生如过客,词人很清楚自己在宇宙中只是一瞬间的存在,而明月却终古长在,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对恩师的缅怀也就尽成灰埃,但欧公的道德诗文,却必将与明月亘古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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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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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 (hú )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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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表面看来,非常旷达,飘然仙举,实际上却是一种深层的无可奈何。词人被贬黄州,无法超脱人生的苦难,他的理想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像范蠡一样归隐,以求得身心的自由,然而,他对现实终是无法太上忘情,更有重重羁绊,不得自由,只能在词中宣泄一下对自由的神往。此词作完次日,便有传言说东坡挂冠服于江边树上,驾一轻舟,长啸而去。黄州太守徐君猷听到这个传言,又是吃惊,又是害怕。要知东坡被谪黄州,是政治犯的身份,太守有监守之职,于是急备车马,到东坡居所,明为拜谒,实则监视。没想到至其家,东坡鼻鼾如雷,尚未起床。不过,东坡潜逃的传言,终于还是流布到京师,即使是宋神宗,读了东坡这首词,也不免怀疑。这又一次证明,真正懂得东坡、理解他的忠厚的人,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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