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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31 极权主义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有别于传统的君主专制或寡头政体的是，它是由唯一的政党和操纵该党的那些人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实行的绝对统治。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恐怖与宣传的结合。阿伦特补充说，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则为灌输所取代，特别强调其中的强制性。至于制造恐怖的手段，则并不完全取决于暴力，重要的还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控制技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算不算极权主义呢？易劳逸评说道：“1927年后，由蒋介石一手塑造的政府既不极权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依此看来，好像算得上准极权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学究气的结论。极权主义应当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极端，虽然有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按照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与专制政治》所列举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几个指标，如：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独一无二的政党，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恐怖系统，严密的组织，对军队的垄断，国家官僚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操纵等，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是符合标准的。脱胎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部分接受苏联和德国模式，加以经受中国本土的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训练，以及大独裁者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国民党形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是必然的。由于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是与苏联十月革命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革命系统——的影响，一批元老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义而非集权主义者，可以抵消一点党内的独裁倾向；此外，军事割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民族问题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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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33 1927年10月，中秋刚过，鲁迅偕同助教，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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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35 因为前夫人朱安的关系，北京是肯定无法安住的了，而广州也早就成了可怖而又可憎的地方，上海可以说是荆天棘地无处容身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个现代大都会，“清党”过后，它已然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院，是党国要人，官僚买办，特务流氓经常出没的所在。文人也纷纷南下，连过去的对头，现代评论派诸公也都陆续来到了这里。鲁迅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无法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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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37 不想重返北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以他目前的危险思想，显然没有资格担任教席；大学实行的是“党化教育”，哪怕专一的讲授小说史，也已经是非份之想了。况且，既经选定写作为职业，而这份职业又是与教学相冲突的。恰好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旧人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收受了聘书，决定稳拿政府月薪三百元，再来做骂政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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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39 时局变化太快。昨日还在革命，今天便成了“反革命”；昨日还是“流寇”，今天却成了“坐寇”，而且“占山为王”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昨日还可以谈谈中国的坏话，今天成了“党天下”，“一党专政”，就不许乱说乱动了。这种变化，对于鲁迅这个一贯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种恶性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即所谓“一治一乱”的循环——的悲观论者来说，应当不算太突然。即如说他相信进化论，在大屠杀中出现青年告密和杀人的情形，这种“变异”，原本就包含在达尔文的理论里面；在个人经验上，高长虹等也已经给了他质疑青年的种种根据，因此也不算得太突然。再说“一党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此前苏联一直在实行，历时将近十年，同样不能说是突然的。对鲁迅来说，感受最突然的，就是国民党的如此“游戏”般的杀人；此等杀人，打破了一个合法政权的政治实践所容许的限度。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在他看来，充军，监禁，杀头，也得先有罪名，不像中国这样先杀人后定罪，而且是“聚而歼旃”的。关于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他早就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其中即包涵了我们惯称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不是任何政权所赐予的，自然也不是任何政权所可剥夺的。鲁迅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抨击，首先就集中在杀人上面，因为杀人事件本身便集中了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所有问题。他自嘲地称之为“浅薄的人道主义”，显然，与当时绕开杀人而谈“人权”的胡适一流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以及绕开杀人而言“革命”的郭沫若等激进主义批评家，都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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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41 鲁迅既然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为什么对“一党专政”的苏联会抱支持和赞颂的态度呢？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对于苏联，侵略过中国的所有的帝国列强，以及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所有反动的政府，无不施加攻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苏联是弱小的，孤立的，被压迫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希望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方面又极力抵毁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是根本对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确实全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濒危症候，它的再生能力，作为被称之为“民主国家”或“福利国家”的特征，只有到了二战过后才开始逐渐凸显出来。苏联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正处在实验过程中，而这些出现在初级阶段的致命的因素，全部被封闭了起来，显示在世界上的是一个以国防工业为驱动力的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庞大畸形。相形之下，鲁迅与世界上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这样一个“工农国家”表示同情和支持是正常的。这里有道义上的原因，社会理想的原因，但也不无事实上的根据。鲁迅对苏联的态度，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为林克多《苏联见闻录》作的序文里。他所以肯定这个新国家，是因为那里的设施合于人情，生活像了人样；那里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文中还突出地说到“生产力”问题。不过，更大量的事实，反面的事实，诸如强行农业集体化，反犹主义，肃反等等，都没有浮出水面而为大家所认识。如果不是像纪德那样到了苏联作实地考察，实在只好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所知的苏联官方的各种决定，鲁迅也并非盲目认同。比如在文化方面，苏联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纪念，“奖其技术，贬其思想”；对于所谓“同路人”作家的贬抑，试图以官方决议的形式解决一般的文艺论争等等，都是他所怀疑的，不同意的；特别是头号“阶级敌人”托洛茨基，他颇赞同其文学思想，明知他已经“没落”，仍然多次称引过，运用过。说到交友的原则，他说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其实这也是他“知人论世”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在大的方面，他认为苏联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利益，致力于奴隶解放。倘若没有积累到相反的信息，足以动摇和改变对这一政权的性质的根本看法，这位平民作家就不会像那些标榜“客观”的学者那样去指责它；因为这样一来，倒又多出了另一层“客观”，恰好投合反对苏联的政府当局的需要。这种相当于“取媚”的做法，是他所不能为，也不屑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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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43 对于苏联，“一党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曾引起鲁迅的重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制，比起传统的各种独裁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鲁迅看来，两者完全有可能达致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形式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远非理论认识的那么重要。早在1907年，他写过一篇《文化偏至论》，说到近世文明时，把“国会立宪”概括为“众治”，而与传统的个人独裁相并论列，说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还例举了“立宪既久”的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说明宪政民主形式的迁变不是根本的。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不是物质主义和宪政主义。这里的“人”纯指个人，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旨在立人”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在国民个体素质的改造和培养，个人主义的发扬。在文中，他列举了一批“先觉善斗之士”，盛赞其“反社会民主之倾向”，力陈“众数”的不可靠。显然，他是主张以个人对抗集体，以精神对抗物质，以至物质化的一切形式，包括宪政主义在内的。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或者自愿“与国民合其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稍后崛起的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一党专政”的，与其说要害在于破坏了现代民主宪政形式，无宁说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剥夺和牺牲了任何个人。事实上，希特勒及纳粹的上台，恰恰是循守德国既定的宪法规范的。民元时期，中国也曾有过宪政民主运动，结果以宋教仁被刺告终。“共和”的果实先后落入巨奸的手里，从党章到国法，各种有关民主的规则条文，统统成了阴谋家左右其手的工具；“假改革公名”是常见之事，实际上“植党营私”而已。鲁迅是重“实质民主”而轻“形式民主”的，这与他自觉的奴隶身份以及自许的“思想界之战士”的使命有关；但是，对宪政形式的轻视或忽略，毕竟给他的政治思考留下一定的空洞地带。如果能够对政体形式问题有足够的警觉，或许能够在苏联评价态度上有更多的保留。当然，这并不妨碍鲁迅对实施“一党专政”所形成的新式独裁专制的反抗；甚至可以认为，惟其不重形式而重实质，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能表现得更准确，更深入，也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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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45 鲁迅到了上海以后，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建立以致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概括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时，鲁迅反对“一党专政”，开始逐渐从清党杀人转向“党国”杀人，转向对正统性和统一性的揭露上面；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民间性、异端性、反叛性的辩护。他撰文直接评论官方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直至参与以争取自由人权为目标的民间团体，保持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某种一致性。由于鲁迅自觉地挑战党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不能不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对付那些制定并实施文化政策的机构及其成员，对付全部的工作在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同行，所谓“知识阶级”，教授学者文人之流，即他所惯称的叭儿，宠犬，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他的反抗，不能不带上文化斗争的性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惟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这种文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讽刺和反语的运用，不是叙述风格学的，而是知识社会学的，是鲁迅在最广阔的历史语境里，把官方加以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过知识的相关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杂文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一种反专制文体，是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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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47 吉姆·麦克奎甘在论及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相应地使用了一个“不满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不满的文化以其不间断的对传统力量和现存秩序的反抗，而成为文化监督范围内进步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驱之不散的幽灵。鲁迅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之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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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52 鲁迅的最后十年 [:1706052690]

1706052853 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二章　反文学：“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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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55 这是一齣关于人道主义者的戏剧：鲁迅愤慨于国民党的“屠伯们”以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已的手，然而刚到上海，几乎立即陷入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的围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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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57 由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造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以外，蒋光慈、钱杏屯阝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互相之间有过磨擦，但是，提倡“革命文学”是一致的，攻击鲁迅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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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59 创造社成立之初，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颇不相同。现在，他们一反从前的姿态，强调的是文艺的宣传作用。被这批青年理论家标榜为五四以来唯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郭沫若，著文反对“个人主义”，宣称“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们首次规定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反映着何种的意识”是首位的，“结构和技巧”是次要的。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大约因为这是阶级意识在创作中的表现，因此特别重视。钱杏屯阝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就是“盲目的暴露”。在他看来，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仅及于黑暗”。他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接着又写了《死去了的鲁迅》，宣告矜持于暴露黑暗的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在发表的论文中，夹带了大量的谩骂和恐吓，甚至纠缠于年龄气量年纪以至于牙齿的颜色。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把鲁迅描绘成极端仇视青年的“老头子”，“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他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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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61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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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63 鲁迅被迫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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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65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新式的理论武器，要做到知已知彼，他不得不购读大量日文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结果他发现，马克思并不如他的学生一般的锻炼周纳，晦涩难解，作为一种明快的哲学，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这批青年理论家的症结所在，救正了自己原来思想中的进化论的偏颇。他后来为《三闲集》作序时，声明说是“感谢创造社”，即是为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反驳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可以见到他对阶级论的熟练的掌握。但是，这位思想者不会让他的思想囿于某种主义和理论之中；例如在论及文学的阶级性时，他说明道：“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可见他并非那类“纯马克思者流”，在他那里，阶级论同进化论，以及别样的理论一起互相补充，取舍惟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效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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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67 现实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鲁迅。其中，最急迫的问题是革命问题。党国的建立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如果有必要重提“革命”，那么将赋予它怎样的一种涵义？对于“革命文学”的思考，鲁迅不能不再度回到“革命”本身。他认为，只有弄清楚革命的实际境遇，才能根据文学对革命的态度，作出合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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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69 革命，这是一个“褒词”还是“贬词”？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约这是只有学者一流才会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对革命一词的一般看法，既包括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的变革，也包含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渐进方式。霍布斯鲍姆的名著《革命的时代》，即从“二元革命”的方向进行论述。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追溯革命的缘起，认为自18世纪以来，“革命”含有暴力的意义。但是，使用暴力又如何呢？当除去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推翻现实中的罪恶的社会关系时，当统治阶级已经无法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服从公意，甚至公然蹂躏由它自身制订的法律而使暴力合法化时，人民有权实行暴力革命。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否定革命存在的合理性，便否定了人民主权本身。革命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但首先是一种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从人民那里夺走这一权利。鲁迅是赞成革命的。他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有种种。他就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小革命”之分，“小革命”是指渐进的，改良的，“大革命”则是激进的，包括使用暴力在内。他并不反对小革命，当然也不反对大革命，只是反对伪革命和反革命。所谓反革命，就是对反动权势的依附，对现存的黑暗秩序的颠覆的颠覆。至于伪革命呢？他在稍后的一次同样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其中很大的成份仍然是针对创造社的——中说到中国的革命，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后，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朱元璋曾被尊为“民族的革命者”，其实大谬；现今的领袖又何尝是？这位从青年留学日本时起即倾心于革命的人，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国民革命，看来看去，他便觉得迄今为止中国的所有革命都不算数，一切都得从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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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71 他既否定了已经发生的革命，未来的革命如何呢？从革命文学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变成为一种“流氓”行为，其一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二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这样的“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又不容异已，“惟我是无产阶级”，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说，倘使他们真像列宁一样掌握了政权，地位将要飞跃又飞跃；而像他自己一类的人物，则将被划到更反动的阶级里，那样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并非是鲁迅在驳难时使用的夸张的语言，无论是作为个人主义者，还是作为人道主义者，对于未来的革命，他都怀有一种根本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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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73 早在广州的时候，即有“革命文学”之说，还有过什么“革命文学社”之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到底如何？鲁迅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一回讲演，题目就叫《革命时代的文学》，分三个阶段考察：一、大革命之前，所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不是革命文学，倒是压迫者乐意看到的，因为等于喊冤；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也不算革命文学。二、大革命时代没有革命文学，连文学也没有，因为文学总是需要余裕的。三、大革命成功之后，有两种文学：对新制度的讴歌和对旧制度的挽歌。但中国是没有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没有成功，不过是“奉旨革命”，整个社会没有改变。即使有歌颂革命的文学，也不能算作“革命文学”。可见鲁迅对“革命文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抱虚无的态度的。这固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自然产物，不是任何宣言所可改变的。清党以后，革命已从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转变为对于失败者的革命，那么，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什么东西呢？鲁迅作《革命文学》一文，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显然，这是御用的“革命文学家”的最痛快而安全的制作。当此革命遭到挫败时而忽然旺盛起来的创造社派的“革命文学”，虽然没有绕着指挥刀的刀尖旋转，但也同样采取激昂的、凶恶的、充满恐怖感的宣传姿态。这样的“革命文学”，鲁迅指出，“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甚至指为含有砒霜的食物，同“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一样，对于真正的革命反倒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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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75 在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始终保持低调。他不赞成把革命从文学分开，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把革命，所有观念性的东西统一到文学那里。文学必须首先成为艺术，具有文学性，然后才是其他。他认为，所谓的“革命文学”是反文学的，在文学问题上，显示了作为一个专门家的出色的专业眼光。这次论争，在许多问题上，如文学的性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意识，文学与生活等等，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主题，而有了新的开拓。其中，文学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通过论争，双方都把各自的观念系统化了，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传统的对抗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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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77 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作家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以流露本身为满足。因此，一切对于文学的“服务”和“宣传”之类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违背文学自身的性质的。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的说法：“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作品应当是一个美学的自足的世界，宣传只是通过审美而显现的一种客观效果；如果为了宣传，把外在于作家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东西塞进作品，必将从内部瓦解艺术。在稍后的一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在这里，前提是，而且只能是艺术品。与此同时，他强调了艺术产生的本然性，也即作家的真诚。真诚是作品的生命。正如他曾在《怎么写》里说的：“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宣传把艺术品当工具，难免要破坏真诚，因为那不是固有的东西。鲁迅多次说过，他对“宣传品”一类的东西是心存疑虑的，说：“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是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也表示说，“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理由就是易卜生等人的宣传样的作品，首先是“发抒”自己的；至于“宣传气味”，只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给“弄”出来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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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2879 在稍后给《自选集》做序的时候，鲁迅曾戏说自己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革命文学”，因为当时所取的步调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是一致的；其中也不无一点“宣传”的动机，即“喊几声助助威”，但是重要的，遵命不是“服务”，而是来自“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所以，在他进一步解释“遵命文学”的时候，会强调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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