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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许多是非观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国没有知识界，只有自私，取巧，势利，阴谋，污浊和混乱，结果连他自已为斗争的对象所纠缠，为此耗费了不少心力。这是一个仍然为权力所控制的场，非个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从论战中抽绎出大的原则，使读者不致于沦为迷惑于缭乱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严肃的态度，在论敌的一面是没有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内战”，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只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从他晚年的几场遭遇战看来，整个知识界是空虚的，他找不到对手。早在对创造社论战时，他便说过，他很希望有一个狙击手有力地打击自己，结果没有遇到。1949年以后，从文艺整风到整肃胡风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所以风行草偃，完全的一边倒，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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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文化方面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一，将专制政治理想化，永远的天下太平，莺歌燕舞；相对应的是，否定一切战斗的倾向。当时，曾经有过一股讥评杂文和杂文作家的小旋风，其实正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令人不解的是，在左联内部，也居然有了这样一种意见，还曾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过。二，脱离现实，主张超脱，遗忘，复古主义，快乐主义，这是同前一种情况有联系的。大抵歌颂升平的文学都属御用文人所作，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则以后一种情况居多。在中国，老庄哲学以及山林文学是有着久远的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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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那类“想做权势者”，直接替当局说话不同，周作人，林语学等，则远离庙堂而入“人间世”，在豺狼当道的时候，积极提倡“小品”，闲适和幽默。对此，鲁迅写了好几组文章，一是关于帮忙与帮闲的，一是关于小品文的，还有关于讽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帮闲者发隐》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达本质的文章。其中说，帮闲与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里说的帮闲者，都是说笑话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现，打浑，装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边化为笑话。在周围捣着鬼，反使告警者变得虚伪，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这样，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鲁迅既把中国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么，从这一原典的意义来说，他一生的战斗，都是在追捕“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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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幽默，他指出，在中国，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因此幽默是不会有的。中国人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况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幽默的时候。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有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他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奴隶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寻开心”大不相同，“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领。鲁迅对幽默和讽刺做了严格的区分，正如对奴才和奴隶的区分一样。他强调说，讽刺是真实的，富于改造热情的。但因为如此，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已经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三十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鲁迅看来，繁荣正是危机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少有讽刺的杂感，却多的是“小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类麻醉性的东西一旦多起来决不是好事情，那是会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然而，生机何在呢？他以为是仍然在于战斗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他这样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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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迅对周作人们的批判是一种现象批判，而非个人之间的批判，是“冷战”，那么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则有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缠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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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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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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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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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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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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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着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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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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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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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进一步的行动是退出文学社。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是：“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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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归因于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开始时，他的杂文同另外两位作者合并为“三家村”，被列入“黑线”行列而最早遭到整肃。这位以杂文见称的官员作家，三十年代恰好是反对杂文的。他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作《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就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面。文章说，在副刊上出现四周围着花边的“杂感”，是“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称这些杂文为“花边体”或“花边文学”，说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的变种”。例举的唯一的一篇“‘花边文学’的杰作”，就是鲁迅的《倒提》。杂文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而大鸣不平，鲁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通过对奴性心态和恩赐观点的批判，他特别指出，命运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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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即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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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涉到人权与主权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文章在廖沫沙那里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说是：第一，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从“古典”来证明这不平是华人没有出息。于是，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说教，作者当然是“买办”了！“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接着预言道：“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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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直接答复，两周后在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两位举为众多笔伐的代表，一例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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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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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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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绍伯即田汉，文章也跟廖沫沙的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廖沫沙以“买办意识”攻击他，田汉则诋以“调和论”，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存在。大约他猜想他们原是“一伙”，所以同样不作回答，只是到了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说：“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始终认为，这并非只是个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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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或通讯中，鲁迅都曾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写信给杨霁云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又说，“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叙述两人的攻击则更详尽，结末说：“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几次笔伐其实都与理论之类无关，完全是修身方面的打击，“从暗地里中伤”。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鲁迅确也适时地作出反击，一反击，对手也就沉下去了；然而，对于同人的伤害，却长久不能释怀。有一次，他还曾在信中向徐懋庸吐露过这种心情，但过不了多久，连徐懋庸也和他们串通一气，以致终于有一天，雄赳赳打上门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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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以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有足够的祛魅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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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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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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