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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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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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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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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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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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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着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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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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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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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进一步的行动是退出文学社。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是:“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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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归因于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开始时,他的杂文同另外两位作者合并为“三家村”,被列入“黑线”行列而最早遭到整肃。这位以杂文见称的官员作家,三十年代恰好是反对杂文的。他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作《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就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面。文章说,在副刊上出现四周围着花边的“杂感”,是“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称这些杂文为“花边体”或“花边文学”,说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的变种”。例举的唯一的一篇“‘花边文学’的杰作”,就是鲁迅的《倒提》。杂文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而大鸣不平,鲁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通过对奴性心态和恩赐观点的批判,他特别指出,命运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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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即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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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涉到人权与主权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文章在廖沫沙那里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说是:第一,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从“古典”来证明这不平是华人没有出息。于是,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说教,作者当然是“买办”了!“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接着预言道:“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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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直接答复,两周后在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两位举为众多笔伐的代表,一例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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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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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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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绍伯即田汉,文章也跟廖沫沙的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廖沫沙以“买办意识”攻击他,田汉则诋以“调和论”,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存在。大约他猜想他们原是“一伙”,所以同样不作回答,只是到了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说:“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始终认为,这并非只是个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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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或通讯中,鲁迅都曾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写信给杨霁云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又说,“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叙述两人的攻击则更详尽,结末说:“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几次笔伐其实都与理论之类无关,完全是修身方面的打击,“从暗地里中伤”。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鲁迅确也适时地作出反击,一反击,对手也就沉下去了;然而,对于同人的伤害,却长久不能释怀。有一次,他还曾在信中向徐懋庸吐露过这种心情,但过不了多久,连徐懋庸也和他们串通一气,以致终于有一天,雄赳赳打上门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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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以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有足够的祛魅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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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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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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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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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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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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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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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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