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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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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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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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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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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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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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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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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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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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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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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事情简直戏剧性到了极点，这几个人在鲁迅同周扬的斗争公开化以后，都同周扬搅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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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验过了的缘故。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他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半年之后，《译文》终于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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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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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在剧联，但很快就进入了领导层，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及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实际上，文总和文委的党团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跟苏联的“优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由于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加上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以及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扬便趁势让亲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也便很顺当地由任白戈继任。至此，周扬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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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份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们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据有关回忆，田汉曾经明确指示任白戈说，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这样，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志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虚信说：“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不去。”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之流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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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新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诗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攻击托洛茨基的《没有功夫唾骂》的诗写的，唾骂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辱骂，还加了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鲁迅认为，这种颇类当年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一样的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题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但用个人名义，以致编辑部公开信的形式在原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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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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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已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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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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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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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已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整个1935年，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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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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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大一统中的小一统。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争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如称“导师”为“鸟导师”，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已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扬一流都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致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们的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左联仿佛成了周扬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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