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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197 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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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199 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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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01 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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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03 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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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05 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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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07 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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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09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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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13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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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15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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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19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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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21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事情简直戏剧性到了极点,这几个人在鲁迅同周扬的斗争公开化以后,都同周扬搅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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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23 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验过了的缘故。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他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半年之后,《译文》终于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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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25 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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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27 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在剧联,但很快就进入了领导层,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及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实际上,文总和文委的党团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跟苏联的“优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由于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加上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以及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扬便趁势让亲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也便很顺当地由任白戈继任。至此,周扬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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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29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份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们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据有关回忆,田汉曾经明确指示任白戈说,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这样,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志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虚信说:“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不去。”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之流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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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1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新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诗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攻击托洛茨基的《没有功夫唾骂》的诗写的,唾骂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辱骂,还加了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鲁迅认为,这种颇类当年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一样的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题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但用个人名义,以致编辑部公开信的形式在原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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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3 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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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5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已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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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7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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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9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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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1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已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整个1935年,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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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3 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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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5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大一统中的小一统。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争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如称“导师”为“鸟导师”,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已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扬一流都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致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们的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左联仿佛成了周扬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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