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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简约、含蓄，聚饮文字却颇多，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兹略举几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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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于广和居”（5月7日），这是到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夜饮于致美斋”（5月8日），“晚同恂士、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季巿之室”（7月17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8月17日），医嘱仅隔一天，“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8月19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巿之室”（8月28日），“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巿之室”（9月6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9月11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9月27日）。10月、11月略有收敛，“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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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鲁迅1912年饮酒的标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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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和居为代表的北京街市饭庄酒肆中，鲁迅学习李太白，“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风花雪月，朝朝暮暮，世事若此，人或不醉，岂不辜负1912年风雨欲来之中华民国？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观照1912年鲁迅的嗜饮，则可以透视出一个压抑的公务员骨子中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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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忘掉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的公务员身份吧，他“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5月10日）；且忽略“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哀范君三章》）的国家遭遇吧，他认为“中国又一天一天地沉入黑暗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且不计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的颓废吧，他在哀悼范爱农时有了一种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鲁迅的喝酒，本质上是单身汉式的，这与孟浩然有些相似——有位朋友要把孟浩然推荐给朝廷，约好动身的那一天，恰逢几位好友，聚饮甚欢，有人提醒他：你不是要去朝廷吗？孟浩然大怒：“业已饮，遑顾他！”终于没有做成官。这就是文人的性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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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巿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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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周树人等32人为教育部佥事，后周树人又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此次AA制饭局后“骡游于街”，足见三人心情都非常之好。这种贾岛式的“月夜酒后骡游图”，恐怕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闲情逸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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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9月25日，阴历中秋，“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此情此景，读之使人怦然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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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11月9日，“晚邀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买一鱼食之……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12月31日，“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倘结合9月5日“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我们得惊呼鲁迅的文人情趣在1912年生活的缝隙中发挥得如水银泻地般酣畅。这是真正的文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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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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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自1912至1936年25个春秋的日记中，凡有酒事每回必记。他素来爱憎分明，若脾气不投之人相邀，或是逢场作戏的公宴，他常拒而不赴，或半途告退。若朋友相聚，酒逢知己，则开怀畅饮，以至大醉；郁寂之时，借酒浇愁，也会酩酊；逢年过节，添酒治肴，聊以寄托乡思；目睹黑暗和血腥，反抗绝望，更是酒已尽，言难尽，意难平。比如一天晚上，鲁迅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又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但这些还都不是鲁迅饮酒最多的记录。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记述，1925年端午下午，他喝了烧酒六杯，葡萄酒五碗……据说当时鲁迅并未醉倒，只是有了七八分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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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期间就已因喝酒而伤胃，后来又因支气管及肺部疾患，医生严肃告诫他勿再喝酒。1926年9月18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信“不敢劝君戒酒，但祈自爱节饮”。鲁迅在信中回复说，他到厦门后酒已喝得极少，体质和心境都较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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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实并不贪恋杯中之物。特别是上海时期，喝酒基本就成了鲁迅生活中的点缀了。陈学昭曾回忆说：“每天晚饭，他喝一点酒，很少，大约至多不过半两，旧式的小酒盅一盅。每天晚饭他要固执的劝我喝酒，使我很窘，并且总要用了这类的话来说服我：‘虽然你不欢喜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于是当我还没有注意到，面前已放了半盅酒了。”（《回忆鲁迅先生》）他不仅自己喝酒，也劝女学生喝酒，可见并不认为喝酒有害。常有机会与鲁迅同饮的郁达夫说：“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忆鲁迅》）郁达夫1933年曾作诗赠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一眼可以看出，这是戏作，主要意思还是指向鲁迅的作品。有学者撰文说“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这是想象之词，与事实不符。查《鲁迅日记》，饮酒的记录比比皆是，但醉酒的记录24年间只有区区11次，平均两年一次。对一位常以烟酒助兴的作家而言，这绝不能称之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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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京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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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4日，“下午偕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甚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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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27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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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11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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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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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9日，“夜食蟹饮酒，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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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31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欧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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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29日，“略饮即醉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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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醉酒，初到北京时半月内连续有两次，初到上海时两个多月连续有三次，绝大多数年份并无醉酒记录，饮酒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1934年底“略饮即醉卧”后，便基本远离酒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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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是鲁迅笔下频繁出现的重要意象。鲁迅诗中，早期“兰艭载酒橹轻摇”是轻快的，“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是愤世嫉俗的，“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深广忧思的，“漏船载酒泛中流”时仍“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孤独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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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与酒意象联系最密切的，一个是孔乙己，另一个是吕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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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是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标志他身份的是无论如何也脱不去的长衫。他是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沦落为小酒店里人们嘲笑的对象，从而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的描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细节之一。鲁迅通过对孔乙己喝酒的叙述，表达了自己对酒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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