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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即1925年的9月25日，我们三人又相偕为鲁迅先生拜寿了。这次是吃炸酱面，先生平日里也喜欢这类饭菜。静农还带去了两瓶山西杏花村酒店出售的汾酒，因我们知道先生偶尔也喝一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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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在鲁迅家吃炸酱面》，《李霁野文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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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16日，鲁迅邀请云章、晶清、广平午餐。云章即吕云章，晶清即陆晶清，她们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活跃于北方文坛，当时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学系，是许广平、刘和珍的同班同学。8月13日，在女师大毕业前夕，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曾同邀鲁迅共进午餐，同桌有徐旭生、朱逷先、沈士远、尹默等。16日这一天，是鲁迅回邀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这可以看作是鲁迅、许广平向吕云章、陆晶清的饯别。鲁迅和许广平离京时，吕云章、石评梅、陆晶清等前往北京站为鲁迅送行。之后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思想此时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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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在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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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选择在上海居住，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进退回旋的余地比较大。租界是中国的屈辱之地，在“清党”的特殊时期，却也是安全之地，所以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以“且介”命名自己的文集，表达一种既屈辱又苟且偷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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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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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抵达上海后之所以选择先在多伦路景云里居住两年多，是因为三弟周建人当时就在附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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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景云里环境嘈杂，影响写作，加之鲁迅手头比较宽裕了，1930年，他们便租住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的拉摩斯公寓三楼的一套房子里。房子是内山完造帮助找的，住了有三年。瞿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就住在这里。那天鲁迅不在家，许广平便把大床让给了瞿秋白和杨之华。避难的最后一天，当时负责安全特务工作，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陈云来接瞿秋白转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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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鲁迅搬到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一幢建于192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这是先生最后的故居，也是内山完造以书店职工的名义帮助找的。房子共三层，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主卧和储藏室，三楼是小孩房和客人房。屋内陈设比较高级，不但有抽水马桶，做饭还有管道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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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周府请客时，就在以上三处寓所，绝大多数都是许广平下厨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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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买书、办事遇友人请至家里。如在内山书店遇蒋径三，“值大雨，呼车同到寓”，请客人吃了饭才作别。再如帮助傅东华延医为其子看病后，邀一同帮忙的河清（黄源）“来寓夜饭”。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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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海婴过生日。鲁迅爱子周海婴生于1929年9月27日，父子二人的生日以阳历算只差两天，父亲的生日往往变成了孩子生日的附属品。海婴一岁时，“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1931年9月25日本是鲁迅生日，“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庆祝家宴的主角却变成了海婴。三岁时，叫来了三弟一家，“晚三弟亦至，并赠玩具帆船一艘，遂同用晚膳。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煎饼、水果各一囊”。1934年海婴过五周岁生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奉告：“但作少许菜，大家吃了一餐，算是庆祝，并不请客也。”有时也为自己过生日，比如193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雪方即冯雪峰，这里所记的“万年笔”是日语，即自来水钢笔。鲁迅一向反对铺张浪费，除了母亲六十大寿那一次，鲁迅从未为家人的生日大操大办过，包括自己和海婴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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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庆祝节日。过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过除夕，“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显出了难得的好心情。冯雪峰多次受邀到周府吃饭，也是有原因的。1930年5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住在这里时，冯雪峰晚饭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五烈士牺牲后，他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进行纪念；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可以说，周府家宴，加固了他们的相知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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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穿许广平手织毛背心（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照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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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中（《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摄于192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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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邀请日本友人。“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夜邀清水、增田二君饭。”“晚治馔，邀水野、增田、内山及其夫人夜饭。”“夜治肴六种，邀辛岛、内山两君至寓夜饭。”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请来了梁园豫菜馆的厨师到家里做饭：“邀内山君及其夫人、镰田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村井君、中村君夜饭。”鲁迅交往过的日本友人有60余位，在上海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增田涉、清水三郎、辛岛骁、镰田诚一等人，均应邀在鲁迅家里吃过饭。特别是内山书店的职员镰田诚一（1905—1934）英年早逝后，鲁迅还为其写了墓志：“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閟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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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吃团圆饭。1933年5月27日，“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阿玉”即周晔。之所以这一天请弟弟一家夜饭，鲁迅有自己的用意。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葬，其悲愤可想而知。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喘一口气，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团聚一次，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鲁迅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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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他人饯行。一次是为史沫特莱女士将往欧洲时饯行，一次是为萧红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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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鲁迅夫妇相熟后，经常到周府做客。一次，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萧红离开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的一员。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合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鲁迅很喜欢北方饭，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和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一二下就算了事。萧红回忆说：“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读来令人莞尔。“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萧红还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她一提议鲁迅必然赞成，而她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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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还描述过另一场吃饭的情形，即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新剪了头发，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的口味用油煎的。鲁迅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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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形象，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萧红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