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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穿许广平手织毛背心(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照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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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中(《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摄于192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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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邀请日本友人。“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夜邀清水、增田二君饭。”“晚治馔,邀水野、增田、内山及其夫人夜饭。”“夜治肴六种,邀辛岛、内山两君至寓夜饭。”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请来了梁园豫菜馆的厨师到家里做饭:“邀内山君及其夫人、镰田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村井君、中村君夜饭。”鲁迅交往过的日本友人有60余位,在上海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增田涉、清水三郎、辛岛骁、镰田诚一等人,均应邀在鲁迅家里吃过饭。特别是内山书店的职员镰田诚一(1905—1934)英年早逝后,鲁迅还为其写了墓志:“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閟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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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吃团圆饭。1933年5月27日,“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阿玉”即周晔。之所以这一天请弟弟一家夜饭,鲁迅有自己的用意。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葬,其悲愤可想而知。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喘一口气,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团聚一次,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鲁迅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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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他人饯行。一次是为史沫特莱女士将往欧洲时饯行,一次是为萧红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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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鲁迅夫妇相熟后,经常到周府做客。一次,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萧红离开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的一员。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合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鲁迅很喜欢北方饭,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和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一二下就算了事。萧红回忆说:“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读来令人莞尔。“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萧红还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她一提议鲁迅必然赞成,而她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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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还描述过另一场吃饭的情形,即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新剪了头发,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的口味用油煎的。鲁迅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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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形象,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萧红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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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这是周家的最后一顿家宴。据1936年鲁迅日记记述,此时他已“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后来“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但身体仍是一日不如一日了。鲁迅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永诀。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三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这三个月中间,萧红与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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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府还请茅盾、瞿秋白、胡风等人吃过饭。邀请三弟一家的情况最多,饭后还往往去国民大戏院观电影。从这些家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鲁迅在上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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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书店、餐厅和漫谈会——内山书店的多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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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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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内山完造被大阪眼药会社参天堂派到上海推销药品,从此在上海居住达35年之久,并在此创办了中国现代作家笔下书香四溢的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本人也由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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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日本冈山人,12岁起即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来到上海后,内山完造最初推销药品。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同赴上海,并于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并给自己起汉名邬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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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初址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书店最初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第一个月营业额为84元2角,第二个月营业额为120元。在顾客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上升到500—600元。在营业额达到1000元时,书店以10元保证金安装了一部电话,鲁迅与内山完造结识后,常通过这部电话拜托内山请日本医生须藤先生为其治病。1922年,内山书店雇了中国少年王宝良等做帮手,王宝良在内山书店一直干了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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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8年,又将与其相邻的房子买下合并,内部用白灰粉刷一遍后,设了两个出入口,书店里边全部改造为可放书架的格局。由于业务兴盛,1929年5月底内山书店搬迁到了施高塔路11号(现在四川北路2048号)营业,书店的规模也逐渐增大了。内山自己的家也搬到书店后门对面的千爱里3号。1930年左右,内山书店已经有近30名员工了。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也成为鲁迅的友人。例如镰田寿、镰田诚一兄弟。镰田诚一后来在“一·二八”事变中冒着战火护送鲁迅去租界,诚一回国病逝后,鲁迅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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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的销售借鉴了推销医药的功夫,以实现创业之初的资本积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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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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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开路。内山完造的老本行是做药品广告,对做书店的广告也很有心得。他在《上海下海》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记述道,内山书店刚起步时,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为了吸引读者,就想法告知新书目,办法是分发油印版的“诱惑状”,有些像今日的专送广告,即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横式32开,上面写作者,下面写书名,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远处的邮寄,近处的由王宝良送达。对这种标新立异的办法,时人褒贬不一,但内山完造很开心,他认为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坚持这样做。寄出“诱惑状”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不久就增加到三百、五百,每周必发一次。1926年,书店营业额已达8万元,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书是中国人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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