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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鲁迅对与福建有关的人事物似乎总有一些看法。他不喜欢福建菜，对住在绍兴会馆附近的闽客没有好感，及至到厦门任教，那种冲突更是直接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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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厦门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富人居住的市区，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而郊外及居民区野草丛生、荒坟累累。鲁迅引用来过厦门的一个荷兰人的话说：“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鲁迅曾到学校后山的丛冢中留影数张，把自己描绘为“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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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厦门人的印象也不好，说厦门“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因为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这使得他经常遭到一些势利的厦门人的冷眼，就连中国银行的职员为他支取400大洋薪水的汇款单时，都怀疑汇款单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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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更是十分糟糕，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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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作者摄于201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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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林文庆，教授们“唯校长的喜怒是伺”，“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鲁迅致韦素园信），这都让鲁迅无法接受。他和林文庆的矛盾很快公开化，在厦门大学任教三个多月后，鲁迅终于不堪排挤和打击，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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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建人事物的许多不良印象沉淀到一定程度，8年后，鲁迅居然写了一篇只有三句话的杂文，集中讽刺福建人氏，这在鲁迅个人论战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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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就是1935年4月20日以“越山”的笔名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的杂文《“天生蛮性”》，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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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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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浙人”所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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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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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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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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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前清遗老辜鸿铭，还是伪满总理郑孝胥，或者天生蛮性林语堂，此处并列，不无讽刺、鄙夷。鲁迅的这一态度，当然反映着他一贯的战斗文风，但从他刻意归纳和放大闽人的“天生蛮性”可知，似乎也有一些与自己经历相关的地域偏见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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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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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乡党同席——略涉麻溪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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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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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厚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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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何燮侯、马幼舆、陈于盦、鲁迅、王幼山、王叔梅、蔡谷青、许季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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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4日鲁迅日记云：“晚何燮侯招饮于厚德福，同席马幼舆、陈于盦、王幼山、王叔梅、蔡谷青、许季巿，略涉麻溪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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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燮侯（1878—1961），浙江诸暨人，是中国教育史上享有卓越声誉的伟大教育家，第二任北京大学校长。但在蔡元培、严复、马寅初、蒋梦麟等历任校长的盛名笼罩下，何燮侯的大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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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燮侯190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是第一位在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复学并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2月，何燮侯因筹办京师大学堂有年，熟悉大学事务，受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但由于与教育总长产生分歧，又不满袁世凯政权的独裁，1913年11月，何燮侯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回诸暨枫桥花明泉老家隐居，北大校长由胡仁源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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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燮侯担任北大校长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设置学科、兴建校舍、筹集经费、整顿风纪、改革学制、保全学校，都需要何燮侯奔走出力。何燮侯此间以校长之力，延揽了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为后来北大广开民主校风埋下了伏笔。据沈尹默回忆，他与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都是由何燮侯与胡仁源延揽进入北大的。同时，何燮侯自律甚严，廉洁奉公，在旧式官场中极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