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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之后，在鲁迅的运作下，周作人翻译的波兰显克微支中篇小说《炭画》由文明书局出版发行。此书书名由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但鲁迅对这本书的印制质量不太满意，1914年4月27日日记云：“午后稻孙持来文明书局所印《炭画》三十本，即以六本赠，校印纸墨俱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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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十卷第472页在注释《炭画》时，注为“一九一四年四月北京文明书局出版”，此处“北京”应订正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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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译介《炭画》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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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之前，中国以译介外国政治小说为主。1908年以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言情、侦探小说使翻译文学的主流发生转变，显克微支的作品便在此时被介绍进国内，最早是1906年《绣像小说》第68和69期刊登的显克微支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灯台守》，接下来才是周作人和鲁迅对显克微支作品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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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于1909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中分别收入了显克微支的三篇小说——《乐人扬珂》《天使》和《灯台守》，其中除《灯台守》中的诗歌是由鲁迅翻译的，其他均为周作人所译。之后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版所增加的篇目中还有周作人翻译的显克微支作品《酋长》，接下来便是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周作人译显克微支中篇小说《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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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至1914年，在国内，周作人翻译显克微支作品数量最多。他本身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语丝》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所以他的翻译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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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画》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年轻妻子如何为环境所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求她的丈夫得以免除兵役的故事。周作人想通过对《炭画》的翻译让中国民众能够面对现实，认清中国现状。在1921年重印版的《域外小说集》序中，鲁迅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是周氏兄弟翻译显克微支作品最主要的原因。在《炭画》的序文中，周作人也说：“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可见周作人期望通过翻译显克微支的作品来达到反映并改善中国现状的目的，因为他相信在当时中国与波兰的国情是颇为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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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本是学海军的，对文学很少接近的机会，后来因为热心民族革命问题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那时候章先生正鼓吹排满，他讲学也是为此。后来又因留心民族革命文学，便得到和弱小民族的文学接近的机缘，如芬兰、波兰、印度等国的，有些是描写国内的腐败情形，有些是描写亡国的惨痛，这些都对他影响很大。周作人也有如下论述：“其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及《火与剑》三部作正风靡一世，勃阑兑思却说他的短篇更好，举出《炭画》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与《灯台守》。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三篇与《乐人扬珂》以及《酋长》都翻译成中文……”可见，周作人选择翻译显克微支的中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了勃阑兑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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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周作人翻译的影响不言自明。鲁迅期待通过《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使民众勇于抵抗外邦强大势力的入侵。在各国作家中，鲁迅对显克微支又颇为推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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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日常翻译工作，鲁迅更是带了一个好头。周作人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突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裳）赶来劝开了。”可见是鲁迅的督促催发了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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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炭画》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讲并不大。这本书共印了一千本，但“光阴荏苒，七八个年头忽已过去，市面上《炭画》一书久已绝迹”（《关于》），这表明其销量并不如意。那时在民众的阅读经验中，短篇小说要么是情节流畅完整吸引人，要么是梁启超式的那种政治小说，周作人翻译的显克微支小说从写作手法上完全超出了民众的审美期待，读者的缺失必然导致市场的萎缩。《序》中还道：“我看这写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这是周作人采用古文，推崇直译所造成的。“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种种做法与较早时候的风尚很不相同”。这样不但导致读者的减少，也不符合国情和民情，必然会影响到译本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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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氏兄弟当时都不出名。1914年，周树人只是教育部的一个普通科长，周作人仅仅是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的英文教员而已。所以，译本的销量不理想，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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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同陈师曾至益昌饭——画是好的，印章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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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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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宣内大街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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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陈师曾、钱稻孙、汪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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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8日鲁迅日记云：“午后同陈师曾、钱稻孙至益昌饭，汪书堂亦至。饭毕同游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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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昌是一家番菜馆，即西餐馆，在宣内大街上，离教育部近，且比较干净，价钱也公道。这类馆子当时在北京并不多，有点洋派，“桌上总是雪白的台布，再摆上亮晶晶的刀叉，菜牌子上还要写两个外国字”（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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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一次去益昌是1913年11月4日和钱稻孙去的，“食牛肉、面包，略饮酒”。此后又多次去，1914年3月26日又与钱稻孙去了，“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食，每六日银一元五角”，因是西餐，比较考究，比在海天春包饭贵了五分钱。大概菜不错，鲁迅和同事还轮流请个小客，如1914年12月12日，“午后邀仲素、寿山、芦舲、季上至益昌饭”。又过了一周，“午同稻孙至益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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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中，一般“同”是一齐去吃，各人出各人的钱，AA制；“邀”则是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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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这次饭局，用了“同”字，可见是一顿费用自理的工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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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1876—1923），江西义宁人，名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诗人陈三立长子，陈寅恪之兄，“诗书画印”才擅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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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与鲁迅是南京水师学堂的同学，东渡日本的同行，教育部的同事，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鲁迅日记中陈师曾出现了75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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