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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都是浙江人，在日本留学时又都受教于章太炎，所以既是同乡又是同门。浙籍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得风气之先，最初比较团结凝聚，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的差异，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随着时局的变幻，章门弟子内部便发生了分化，尤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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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最初相识于民元前在《民报》社听讲，但关系尚不密切，“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还戏称钱玄同为“爬翁”。1913至1916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仅15处，其中收函复函7次，不期面遇于厂甸，章太炎、沈尹默、马幼渔寓所计5次，同席共饭2次，钱玄同专程拜访鲁迅只有1次。1913年，钱玄同索要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还要通过钱稻孙转达信件和转代书籍，可见二人关系尚疏，基本属于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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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鲁迅与钱玄同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1917至1919年三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高达108处，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常常“至夜分去”，甚至中秋沽酒共饭。“夜钱玄同来”几乎是这三年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鲁迅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文中金心异即钱玄同，因林琴南小说《荆生》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鲁迅拿来即用。从此时开始，鲁迅对钱玄同的称谓，也从中规中矩的“钱中季”变为“钱玄同”或直呼“玄同”，钱玄同还偶尔为周作人代领薪水捎至周宅，显示着二人关系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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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切的交往中，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新青年》创办伊始，应者寥寥，“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呐喊·自序》）。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动下，鲁迅才从隐居了近八年的绍兴会馆走出来，答应钱玄同写文章，这就意味着鲁迅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通过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以一篇《狂人日记》投身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对于这段历史，在《自叙传略》中，鲁迅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鼓动，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很多年，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也许将重新书写，所以钱玄同无疑是鲁迅横空出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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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密切交往期间，前者对后者直白的文风予以了肯定：“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这是知遇之言。这一时期，在二人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堪称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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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二人的关系开始疏远。1929年鲁迅回北京省亲，遇到钱玄同，竟至于无话可说，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评价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0年2月，鲁迅致友人信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合作编辑《北平笺谱》，郑提议请钱玄同题签，鲁迅不同意，写信说：“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同年底，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谈论钱玄同：“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与此同时，钱玄同也在此期的日记中多次对鲁迅多有不敬：“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可见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和钱玄同已在精神理想和实际行动上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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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钱玄同的疏离，既与个人性情、阅历及人脉关系有关，也与思想状况有关。在人脉关系上，二人矛盾重重。鲁迅对胡适、陈源等“正人君子”向来不满，而钱玄同却一贯与他们交好。1924年，鲁迅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这是怀疑钱氏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钱玄同则认为鲁迅多疑：“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鲁迅对顾颉刚素无好感，而钱玄同则积极支持顾颉刚“疑古”，甚至还为此改名为“疑古玄同”。1929年，鲁迅与钱玄同会面，即当众讽刺钱玄同的名片是四个字的“疑古玄同”，此时恰逢顾颉刚前来，众人皆尴尬不已，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作了如下描述：“少顷，则朱山根（指顾颉刚——笔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言下之意，无疑是将钱玄同与顾颉刚视为一路人而一并排斥。周氏兄弟失和后，钱玄同仍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尤其是当周作人1934年发表《五秩自寿诗》后，钱玄同等人纷纷唱和，这在鲁迅看来，未免“多近于肉麻”：“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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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二人也存在巨大分歧。鲁迅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是对钱玄同“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表示不满。同时，钱玄同反对开设“辩证法”一课也激起了鲁迅的愤慨。钱玄同有“人到四十就该枪毙”的高论，他本人过了四十，还厚着脸皮活下去，鲁迅便作诗讽刺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与此相对应，钱玄同则讽刺鲁迅是“左翼公” “左公”，并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 “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凡此种种，无不反映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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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与钱玄同毕竟师出同门，涵养深厚，他们的矛盾也仅限于私交，在学识造诣方面仍能惺惺相惜。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裂的鲁迅在谈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时充分表彰了钱玄同当年提出这一名目的历史功绩。而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更是对鲁迅不吝赞誉，显示出了比鲁迅更加博广的胸怀：他评价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文字雅驯，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他评价《中国小说史略》条理明晰，论断精当，“实可佩服”。钱玄同甚至摈弃二人间的私怨，无私地称赞鲁迅“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暗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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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之间道义相交，是非清楚，其切磋精神和宽广胸襟，显示了章门弟子的深厚修为和同门情谊，以及不以人废言的学术公心，真令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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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半农邀饮——爱与憎恶交织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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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8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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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东安市场中兴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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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徐悲鸿、钱秣陵、沈士远、君默、钱玄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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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22日鲁迅日记云：“星期休息。刘半农邀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晚与二弟同往，同席徐悲鸿、钱秣陵、沈士远、君默、钱玄同，十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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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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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干将，二人友谊深厚，但也误会频频，爱与憎恶交织又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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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10日是旧历除夕，刘半农到绍兴会馆拜访周家兄弟。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刘半农的名字：“晚刘半农来。”一月后，刘半农发表《丁巳除夕》诗，提到在北方度过第一个除夕夜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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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颇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夜已深，辞别进城。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爆竹声。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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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词语生动，很耐读。此前刘半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相约写同题诗，在《新青年》上发表。因刘半农见到周氏兄弟时已是除夕，所以，周氏兄弟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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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刘半农与鲁迅交往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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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到英国留学前，鲁迅与之共餐计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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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18年12月22日，刘半农邀鲁迅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坐中有徐悲鸿、钱玄同等人，十时始归，看来谈兴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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